成都私人筆記
文丨楊獻平
幾個夜裡，我連續做噩夢。都是很兇的那種。一次，剛躺下，夢見自己睡的雙人床忽然下沉，而且頭朝下，下面是無際的黑洞。加速度倒栽的時候，一種類似死亡來襲的恐懼充斥了我的身心。我使勁掙扎，但沒用。旋即又升回原位。俄頃，又如此。我感到絕望，心裡說，這一次要死了？肯定不甘心。想如何拯救自己，卻無計可施。夢見一個穿白衣的女子站在屋裡衝我笑，笑容妖媚而又詭異。猛然醒來，開燈，屋裡除了沙發和茶几不見人影。
這兩個夢境，我長時間不知何意。那時候，我剛來到成都，妻兒還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對我來說，整個四川都是一個陌生之地，之前只是聽聞其名，未曾涉足。成都乃至四川，給我的第一感覺是“道氣”和偏遠，“道氣”是指張陵之創造的道教及其至今不散的影響力，加上李白《蜀道難》中“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加上金沙遺址、三星堆之撲朔迷離，令人想入非非，猜想不已，難以確定其文化源流與創造的神秘性。
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之高邁、駁雜，秦嶺之南北明朗，湘鄂山地之崎嶇、雲貴高原之幽秘，米倉、大婁、巫山、邛崍山、龍門山、大巴山、大涼山蜿蜒分佈，岷山主峰雪寶頂之高潔巍峨，蜀山之王貢嘎山的雄奇與神聖，更有峨眉、青城，一普賢菩薩道場、一道教之緣起，如此之地，何等奔放、奇崛與神奇？東晉蜀人常璩《華陽國志》中說：
“其地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下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泉源深盛，為四瀆之首，而分為九江。
……其卦值坤，故多班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
其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
……其名山有塗、籍、靈臺、石書、刊山。
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從這些敘述當中，我隱隱覺得，巴蜀之地，物產與人皆可自成一體，巴蜀之濃郁神仙氣息，獨有而奇彩的文章、人傑，是足夠令人羨慕和尊敬的。至二〇〇八年大地震，我才空前關注四川，那種非常態的罹難與不幸，讓我熱淚不止，無比心疼，情感和精神上第一次與四川實現了同頻共振。而此前，我尤其不喜歡四川話，有一段時間，聽到就煩躁不安。大抵是厭煩四川人扎堆之脾性，喧鬧之趣味。小時候，河北老家一帶的煤礦鐵礦，多得是四川籍打工者。蜀人喜歡吃喝。這在蔬菜和肉食較為單一且又以節約、節食為美德的北方，是很受詬病的。大人們說起四川人便臉色鄙夷，輕蔑說：“哼，那些個四川人，掙多少錢，都要吃了的！”言語之中，皆是譴責。
人之地域脾性，是群體性的。任何一個習俗的形成，一定是融合了更多近鄰的價值取向。其實無可譴責，也不必要用自己的“慣性”思維來進行評判。於我個人而言，我做夢都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成都來。有此“動議”之後，遵作家裘山山之命，去映秀鎮採訪了當時在抗震救災中表現極其優秀的黑水民兵團隊，那時他們正在映秀鎮搶險救災。採訪完畢後，我又返回巴丹吉林沙漠。幾個月後，正式調入原成都軍區政治部。初來的感覺當然新鮮，雖然不認識什麼人，但有單位及同事，覺得自己將來安身於此也算是一種福分。人到四十，生命大致減去了一半，此時最重要的莫過於為孩子著想。這是我延宕至今的想法，這或許有些傳統，但作為一個父親、丈夫，我總是覺得自己有很大的責任和義務。安頓好自己不算好，一家人都好才是真的好。
那是二〇一一年春天，我還不到四十歲。三十幾歲的男人仍舊不知天高地厚，甚或有些狂妄，覺得世界就在自己手掌中，以至到成都後，滿心充盈的是對未來的美好希冀，至於怎麼美好，感覺和設想都是籠統的。事實上，一個人一旦有了藐視天下之心，必將遭到某些人事的意外痛擊，如《道德經》極則反、盈則虧之言，世間萬物莫不如此。當然，所謂的意外痛擊也不一定說來就來。事物必定有自己的節奏，儘管在我們生命和生活周圍，始終潛伏有各種各樣的羔羊、猛獸、鮮花和刺刀。
如此道理和生活，可能是人生常態和基本經驗。儘管一個人在異鄉，但從沒有感到任何的空曠寂寥。究其原因，還是親人在起作用。妻兒、母親、岳父母、弟弟都是強大的心理依靠與精神支柱。面對這座陌生的城市，我感到了幽深，總覺得它有很多“禁區”，或者說，我無法融入的障礙。去武侯祠，忽然意識到，三國的劉備是河北人，張飛和趙雲也是，便想，這標誌性的三國文化其實是我們河北人創造的。由此推想，成都乃至整個四川，大抵是很有包容性的。不像北方，很多地方的排外意識非常強烈。大抵是北方多遊牧民族血統的緣故。成都乃至四川，其大規模的災難也有過數次，如一七八六年瀘定縣南磨西面山嘴崩塌、一八九六年川東綏定、夔州、酉陽等府州山崩泥石流、一九三三年疊溪大地震、一九八一年涉及全川的暴雨型泥石流、滑坡、崩塌，以及一九八九年貢嘎山南關溝融雪型泥石流等，都甚為慘烈。
時間長河當中，人的生命何其短暫。儘管驚悚於5·12大地震，但我覺得，大地不會頻繁傷害某個地區的生靈，也不可能經常發生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徵求了父母妻兒的意見，我就來到了成都。閒暇時，我一個人在文殊院轉悠。在喧鬧的城市，有這樣一處清靜地，在當下也算難得的。從前，受困於西北的廣闊、巴丹吉林沙漠的深陷與空寂。現在，則被現代建築包裹。這種區別，註定了一個初來乍到之人的惶惑、無所適從以及諸多好奇與想象。
夏天傍晚，落日依舊兇悍，光照之深之長，令人覺得整個世界都是沸騰的。人更是如此，女人的穿著昭示著某種自我審美情趣與年齡、文化層次和生活品質。男人無非短褲拖鞋汗衫，在同性眼裡，只是高矮胖瘦與醜俊而已。我混跡於操著各種口音的遊客之間，在各個佛龕前瞻仰流連。佛陀莊嚴、肅穆、仁慈，簡單的神態當中包含了對人事和世界的諸多或玄奧或樸素的看法，也蘊藏瞭如我一般俗人難以徹悟的秘密與啟示。人應當有信仰，只要是正當的、向善的，都是好事。
相比夏季，成都冬春時節時常陰霾。成都越是熱的時候，太陽越是好。越是冷的時候，太陽越是躲起不見。這有點像成都人的脾性，即，越是熱鬧的，越是人多，再擠也要擠進去。越是冷淡的，即使一個人佔據一個大客廳，也不願意邁進去。文殊院有家宮廷糕點店，每天下午都有人排隊購買，而旁邊同類的糕點店琳琅滿目卻無一人購買。看到這景況，我就詫異，覺得成都人真是不可思議。糕點這種哄嘴的吃食，其實做法和味道都差不多，何以只盯著一家呢？
晚上散步，在文殊院或其附近將凌厲或懶散的夕陽送到諸多樓宇後面，然後從四周圍繞而來的夜色中，等待燈光把自己從某個角落找見。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文殊院的僧侶們一般在下午五六點鐘作晚課。還有一些俗家弟子，虔誠站立其中，大聲誦唱佛經如《大悲咒》《大明咒》《心經》。聲音猶如天籟。聽著誦經聲，往往能使得我浮躁的心瞬間安靜下來，如烈日下猛然遭遇掠泉水而來的微風，如枯坐的冬天驀然升起一股持續的暖意。我不由得坐下來，在柱廊下傾聽，慢慢地，自己渾濁的身心逐漸瀅澈起來，沉重的世事與煩惱宛如低空灰土一般，簌簌落在了悄聲流動的細水微波之上。
單位在人民中路三段，向南，可以直達天府廣場，向北是火車北站。幾乎每晚，我步行到天府廣場再返回，沿途是銀行、商圈。一個人穿行在眾人之中，我覺得了一種絲絲入扣的孤獨。而這種孤獨，是從眾人、車輛之上發散、傳達給我的。一個人面對更多的人，他們卻都與你無關。他們面容親切、舒展或者悲愁、糾結，與我毫無二致，苦難和幸福在人的一生中不斷交替出現，無常才是生活和生命的常態。
一個人在繁華中游走，商品和食品眾多，可你只是其中可有可無的一粒。偶爾，我會自己給自己說一句話，或者說給別人，但往往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究竟要說給誰。這種類似失控的思維狀態，讓我深切地感到無聊與悲哀。
有段時間，我萬般想念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凌晨去世的父親。他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農民，但他對於我的心靈和精神的支撐，是無可替代、無與倫比的。起初，我不覺得父親有多麼重要，可一旦他離開了人世，我立刻就有了涼風穿心的孤獨與悲涼。作為農家子弟，在社會中，從卑微的塵埃中掙扎到現在，用浴血奮戰一詞來形容毫不為過。世事如此蒼茫，人心何其浩瀚。我之所以如此在乎父親，蓋因母親是一個小心性的鄉村婦女，弟弟為人粗疏，他倆雖然愛我、疼我、尊重我，但很多時候無法幫我分解內心和精神的疼痛、煎熬。在這個世界上，唯有父親和妻兒是真正溫暖，讓我心有安處的、可對我最包容和理解的人只有父親一個。他沒了，我的內心空洞無助，只覺得到處飄滿了猝然的不安與毀壞、背叛和傷害。父親還在世時，我不覺得自己這一生會遭遇到什麼樣的突然襲擊和摧毀。長久以來，我一直無條件地相信、愛身邊的每一個人，總以為人心都是肉長的，都是善良的，不設防、把自己交出去，即使得不到回報，也絕不會受到傷害。記得少年時在村子裡生活和讀書時，因為對人太實誠，被人佔了便宜後還在背後嘲笑我傻、說我“腦筋有問題”“傻不愣登”。母親和其他親戚聽說後，語重心長地勸我，要多長個心眼，不要輕易相信人，免得吃了大虧，後悔、哭死都拿不回來！
可我仍舊沒有改變，這種純良的秉性使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吃過太多苦，也受到一些誤解甚至誣陷。痛定思痛，自己雖想改變，但終究還是稟性難移。
我走得渾身大汗，從夕陽的背影跳進黑夜的華燈。路上，似乎還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同性戀、異裝癖是最惹眼的。那種介於兩性之間的裝扮和神態，讓我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一次在地鐵站等車，人很少，一個女人站在前面，燙金髮，穿豔紅的高跟鞋。上車，才發現，是一個男人。還有一次，在地鐵上，看到一個男人描眉畫眼、奇裝異服，很是惹眼。反而是那些老人、不化妝的女子、匆匆而行的中年男人、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孩、背書包的中小學生，能讓我從心底喚出一種自然的親切與疼愛。人是最美的動物，深奧也簡單，複雜而又有靈性，無論怎樣的一具肉身，都包含了時間及其在具體生命當中沉潛的力量與歲月迸發的多種意味。
回到公寓房，洗澡、上網、看電影或者書籍。一個人的夜晚在整棟樓宇的各種聲響中獨處。二〇一一年夏天的一個深夜，一陣歡愉的呻吟聲把我從睡眠中拽了出來。儘管自己也做過這樣的事，但對他人這樣的聲音仍舊有著一種莫名的好奇。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病態的偷窺，但那一刻忽然對男女之事有了一種激越的嚮往，甚至想，如果能變成一隻蜘蛛或者壁虎，就可以肆意深入每個房間。把一棟樓所有住戶在夜晚的活動記錄下來，肯定是一部很精彩的長篇小說。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即使從事全人類同樣的活動，其臨場表現，尤其是肉身和精神的內在感覺與體驗絕不會雷同。
當然，這種想法顯然病態，但作為藝術實驗或者文學表現，似乎是很有趣的。有年初冬，貓叫聲貫穿了幾棟樓房，它們在用亢奮的情慾發出令人心神激盪的呼叫，末了叫聲卻顯得淒厲。有段時間讀陳忠實《白鹿原》，幾次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淚。讀楊顯惠《甘南紀事》竟然愛不釋手，一晚讀完一本書。現在想來，之所以喜歡這類作品，大致是個人的秉性與趣味使然。我也是農民出身，又曾長時間混跡西北地區。有些東西與生俱來，並且左右一生，尤其是影響藝術鑑賞與精神溝通。當然，楊顯惠和陳忠實乃至阿爾貝·加繆、博爾赫斯、葉芝、蘇珊·桑塔格、納博科夫、雨果、西蒙娜·薇依，依然是我最喜歡閱讀的大師。更多夜裡，我想自己的親人，特別是兒子。他和媽媽在巴丹吉林沙漠，整天揹著書包往返於學校和家之間，有時頑皮如馬駒，有時沉默如羔羊。想起和他一起玩樂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聲來。於我，兒子是另一個自己，是在這個世上最終代替自己以血脈與形象綿延流傳的至愛之人。甚至，他和他的孩子將是替我看管這個世界的天使，無論我走了多遠，他們都會從自己的血液和骨頭當中找見我。
想得多，夢見的也多。有數次夢見和兒子在老單位人工湖一側的土坡上抓螞蚱，他在前面奔跑，我在後面追。追著追著，兒子不見了，我急得大喊大叫，他卻在湖心的亭子裡笑著喊爸爸。有時候夢見和兒子在營區外圍的弱水河裡捉魚，他撅著小屁股，晃著小身板，在落滿金色胡楊葉的草地上奔跑。還有時夢見和兒子在河北南太行山老家爬核桃樹摘核桃吃，我也像孩子一樣，和他一人騎著一個樹杈，拿著青皮核桃對撞。
每一次醒來，就是一陣甜蜜，似乎有兒子身上的奶香味兒，在一個人的房間裡緩慢升起。我的手指和胸脯似乎摸到了他柔軟細嫩的屁股，特別是他那肉綿綿的小胸脯，宛若棉球一樣的小手、小腳，溫暖、可愛，充滿人間的愛意。記得我們在一起時，我總是讓他幫我踩背，他撅著屁股爬到我背上，呵呵笑著蹦來跳去。二〇一二年春天，兒子打電話來說，爸爸，我想去成都了。我說，寶貝你放假就和媽媽一起搬到成都了。兒子又說，特別想去杜甫草堂。我說，好啊好啊，老爸就帶著你去杜甫草堂。
其實，兒子只是喜歡杜甫草堂的魚。而我，來成都半年後，才去了杜甫草堂。那是個週末，我像沒頭蒼蠅一樣找來。還沒進門，就覺得了一種愁苦之氣。這個以詩歌把自己無限放大且冠蓋百代的人，生前的苦難與身後的哀榮讚譽對比之鮮明，不僅是對當時王朝的一個莫大諷刺，也是對彼時文人的深刻比對。杜甫之偉大，是其詩歌對時代乃至眾生之苦的現場直擊，是其對人生、生命、精神的反芻式吟唱、告白，是其提升的藝術能力和有如神助的天賦。
除了“三吏三別”，我還特別喜歡他的《贈衛八處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以及“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等名句。一個優秀詩人，不僅能夠深刻體驗到同類的生命困苦與精神厄難的真相，而且始終與天地自然保持著一種呼吸相連、心跳諧振的精微聯繫。草堂幽靜，竹林特別多，還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樹、灌木和花朵，曲折流水當中，巨大的金魚好像生活在天堂。杜甫生前困苦，卻以絕代詩歌使得他居住過的荒野成了無數後人紀念與瞻仰的“廟堂”。這種功德，是每一個人都夢想、都渴望的。著書立說，以思想和詩詞歌賦流傳後世，進而為萬代師表與魁星文昌，何其榮耀？即使如我這樣的小文人也時常作此妄想。
只是遊人太多，吵嚷之聲似乎是對草堂的破壞。一邊的浣花溪公園內，有一大片竹林，有些練太極的人在其中吐納或緩慢動作。坐在小徑一邊的石凳子上，時間久了，會覺得天地忽然靜謐，諸多的人聲和行人完全可以視而不見，屏住呼吸，似乎能夠聽到雲朵移動的嘶嘶聲，也可以聽到泥土下蟲子們破土的聲音。第一次發覺這個秘密是二〇一二年夏天的一個傍晚，行人已經散去，華燈在別處，風把竹葉吹得像是一群懵懂的孩子。我一個人坐在那裡，閉上眼睛，慢慢就進入了一種澄明的境界當中。人在很多時候是可以找到自我的，再大的世界也都是一個人的。一旦進入無我或者說大我之境，世界就小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個人的，一個人也是整個宇宙的。我想，杜甫當年在此寫作詩歌的時候，大致也經常會冥想，然後以神鬼之筆寫下不朽之作。
要是在草堂旁邊弄個小房子住下來，和杜甫做鄰居多好，但這是不可能的。城市裡，每個人都必須量力而行。一個人有足夠的財富，才可以使得自己的夢想落到實處。物質與財富影響人生質量、尊嚴，讓我這個初入城市者感到沮喪。不僅是杜甫草堂，到每一處我都有一種無著無靠的感覺，覺得一切都與自己無關。城市從本質上說是公眾的，人人生活在規則之內、他人之間。這種摩肩接踵的生活形式，從根本上是人對自己的一種困囚。幾乎從第一次拜謁杜甫草堂起，老了回鄉村的想法便在內心生根。人本來是自然之物，是大地放逐的孩子，壓根就不該用所謂的道路與樓房把自己框起來。
在街上，看著一棟棟的樓房，我總是想，這樣有意思嗎？人把自己鎖在一棟樓的某個房間裡，吃喝拉撒，孤苦無依或熱鬧喧譁，其實都很可悲。有人自足不已，有人悽苦異常，有人夜夜笙歌，有人低泣不已。一層層的樓房和窗戶，就像雞籠，有陽光照進來，就像是天空額外的施捨，有風橫穿，感覺就像樹上的鳥巢。人壓根就不應當把自己固定在某處，與大地真實接觸不僅是生命的原有狀態，也是肉身和靈魂所需。我還多次對人說，再過十年二十年，人們便會徹底厭倦現在趨之若鶩、甚至為之奮鬥一生的城市，回到大地鄉野。這不僅會成為新的生活狀態，也是精神的自覺要求。
是不是已經喪失了迴歸鄉野的能力？我經常這樣問自己。從一九九二年到現在，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努力把自己和鄉村、農民的距離拉開乃至徹底拋遠，從而把自己變成真正的城市人或者說現代人。曾有一段時間，我以此為傲，與自己家鄉諸多的同齡人相比，我顯然處於優勢。有一份工作，居住在大城市，這是他們乃至他們的後代至今夢寐以求併發誓要用一生時間去實現的。現在才發現，我才是真的受罪之人。對物質的苛求與必須苛求，在眾人中緊如弓弦地忙著高人一頭，於陌生之地孤獨遊走，狼一樣追逐所謂的理想和夢想，如此消耗了大半生。這樣的一種人生狀態，實際上比在鄉村更苦。很多時候，只是佯裝一下自己如何高貴、幸福罷了，而深層的內心困苦與精神磨難，無人知道也無法與外人道。
我的母親還在。倘若有一天她也跟隨父親而去，我就成了一個喪失了故鄉的人。城市絕對不是我的，儘管我不排斥它。我只是擔心，自己又將是誰的呢？除了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少數幾個，誰將收容我？城市或許不適合作為家。家，在我看來，是一種全身心的交付，是靈魂的依靠。城市和現代文明讓人更多地發現了複雜的自我，也迷失了簡樸而豐盈的自己。很多人在做一些貌似解放、挽救自己的事情，實際上卻在促使人本性中最美好的品質加速沙化與消逝。
就像我時常俯瞰的府南河。從原成都軍區機關醫院到萬福橋，不過幾百米。站在不高的橋上，水聲沉穩或者嘩嘩有聲，泱泱流逝之間，兩岸燈火明亮。只是岸邊的玉蘭樹和青草，很少有人注意。有一段時間，我一個人坐在岸邊，要一杯清茶，在濃烈的水腥味兒當中，任由白晝減淡、黑夜裹身。時間如此易逝，人在迅速變老。玉蘭花開了，幾場冷雨之後，又是一片芳香。河水永不斷絕，只是有時渾濁有時清澈，有時會運送一些朽木甚至廢棄的用具，也會載著失去泥土的雜草和落葉向著低處默默奔走。我覺得河水就如同人和人的生活，我們所作所為，都不過是在給時間添加柴火和灰燼，也不過是在為土地增加厚度，為後人製造一種念想或者麻煩罷了。
河邊小徑上，時常有人散步，老人居多。每當看到老兩口相互攙扶著行走，我就很羨慕。也想快點老去，就像他們一樣，兩個人在河邊緩慢行走，可以不說一句話，就那麼相互攙扶著，看路、看水，在花香和水腥味兒當中，感覺肉身被時間瓦解的脆弱和無助以及對生命之暮的深刻體驗。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和你一起，可以不同姓，但一定是同心並且相互仁愛的。當然，河邊石凳上，也有一些流浪者，夏天赤身躺或坐，冬天則轉移到附近樓下。有幾個，好像還很年輕。路過時，我常常會猜測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如此，大地之大，為什麼要來城市乞討？有如此好的身體，到鄉村或者山裡種地，自給自足不也挺好嗎？還有些中年男女。特別是那些三四十歲的女子，每每相向路過，她們神情猶疑、意味複雜。處在這個年齡的男女，內心甚至身體內都激盪著諸多不安分的水波，也佈滿顏色不一、姿勢各異的花朵、猛獸與草地。
臨河的中國十九冶辦公樓前，每晚都有人跳廣場舞。夜色朦朧，我覺得每個女人的舞姿都很好看。那些女人大都中年，有些人的身材仍舊保持得很好，其中有幾個特別曼妙的。我忍不住停下來看，越看越喜歡。舞蹈之美，是人所有肢體語言中最具有殺傷力的，她們將肉身之美髮揮到了藝術與夢想的高度，儘管其中有濃烈的肉慾味道。很早以前，我就想，其實舞蹈不是來源於勞動，而是來源於性。
回返路上，有諸多小吃攤點。這些晝伏夜出的人，大致也是為生活所迫，成都的小吃乃至川菜，基本上是調料在起作用。吃東西，就是吃調料。我不覺得川菜尤其是小吃如何好吃，只知道川菜的油水太旺，不知道川人炒菜為什麼喜歡放那麼多的油和調料。他們說，和當地氣候有關。環境氣候決定人的生活習性，自然對人的校正和賦予無形而強大。
吃小吃的多數是年輕人和外地遊客。在我看來，晚上吃東西是一種很壞的習慣。晚上再大口大口吃肉，是一種令人鄙夷的行為。食物對於人，填充之後，有美味的感覺，就足夠了。所謂的美食，不過是舌頭的盛宴以及片刻攝取的快樂。
夜裡總睡不著，睡著了又很快做夢，離奇而又充滿想象力和戲劇性。譬如文章開頭那兩個，荒誕而有意味。很多夜裡，關了燈，輾轉之際，我會忽然看到衛生間或者廚房門口有個人站著。而且每次都是女的。我驚詫，有一段時間也覺得害怕。朋友說，這是你氣血虛的表現，實際上是幻象。我小時候對神鬼之類的深信不疑，年歲大後，基本不信。但有時候也覺得，冥冥之中，可能還有一些力量或者某種力量的生成物，在我們周圍存在。
從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二年，我的活動範圍大致如此。偶爾去一次三聖鄉，那裡是離成都市區最近的農家樂及各種藝術場所的聚集地。武侯祠、錦裡也去，寬窄巷子也很近。但除了陪朋友去看看，一個人不怎麼去。我有一種自覺規避眾人或者說不願融入眾人的痼癖或者心理疾病，也有焦慮症、抑鬱症和強迫症。很多時候莫名地想，老孃下地幹活的時候會不會遇到危險，妻子出外或者開車會不會遇到不安全問題，兒子上學路上會不會滑倒，如此等等，讓我欲罷不能。以前，我以為這是一種愛的表現，現在看來絕對是焦慮症與強迫症。為此也受到一些誤解。有時候很嚴重。但在究問自己的時候，我還是堅定認為，愛自己的親人，無論何時何地，都要想著他們。任何人的一生，都做不到真正的兼愛眾生，除了宗教。一個人一生，與之緊密相連的，特別是貼心的、可以安放自己肉身和心靈的，也只有那麼幾個。生存和更好地生存顯然是這個時代的突出主題，而生存一旦強勢於人倫，就體現出了它的殘酷性。
大致是二〇一三年下半年或者二〇一四年，我的活動範圍逐漸拓展。一個機緣是，認識了詩人梁平。他的“《閱讀的姿勢》《深呼吸》研討會”特意邀請了我發言。這算是我第一次和他正面接觸。此後，和梁平先生很快熟悉。他是一個有胸懷的人，包容性很強。作為一個盤桓詩壇多年，兼備創作實績與理論觀察、培養新人並堅持了詩歌專業刊物健康方向的詩人，梁平以多面、多能、深刻、自由、謙卑與有立場的姿態一直堅持在當代詩歌前沿。
幾乎與此同時，結識了《星星詩刊》現任主編龔學敏。有幾次約他喝茶，聊了很多關於詩歌的話題。我驚異的是，學敏和我在某些認知上非常一致。學敏儒雅，有時候很幽默還很矜持，有時候機警而又不失莊重。我向他討要了幾本詩集如《長征》《紫禁城》《九寨藍》《鋼的城》等。龔學敏低調，數十年來以獨立的詩歌寫作方式，構建了屬於他自己的詩歌疆域與詩歌形式。
對於梁平和龔學敏，詩歌之外，更多的是兄長之情。對於我這樣的一個外地人來說，梁平和學敏，一方面具有更大幅度地參與四川詩歌乃至其他文學門類的引薦和推薦意義，另一方面是我在成都可以有更多活動範圍乃至可以交心的兄弟之情。隨後，由他們而阿來、劉紅立、羅蓉、李平、呂歷、彭毅、宋曉達、黃薇，以及多年前就認識的裘山山、王棵、羅偉章、向榮、蔣藍、呂虎平、嘎瑪丹增、阿貝爾等。
這些作家詩人學者和評論家，基本上構成了我目前的文學和生活交際圈。是他們讓我有了更多的活動範圍，有時候，也找到了一種獨在異鄉逢知己的感覺。
我始終覺得，人就是和人一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獨立存在，我們必然與其他人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繫。只不過，有些是點頭之交，有些讓你覺得安穩與可靠，甚至有了一些難處和困境，也可以找他們傾訴與表達。從內心說，我喜歡大智若愚式的寫作者，因為文學始終是向著大處深處開闊處和無限處行進的。就像做人，最終都是一覽群山小，萬事皆平常。
二〇一二年，妻兒來到成都，兒子先是在軍區附近的小學讀書，後又入四中學習。有一段時間，每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吃早飯，出門，把他送到學校門口，再去上班。下午，我提前到校門口等他，站在眾多的家長中間，我覺得自豪。世上還有如此的等待，而那個人總會如期出現，並且能讓我或者他在眾人之中一眼看到，這種經驗，我覺得是一種神蹟與天意，其中包含了難以言說的天機與幸運。
等兒子出來，我接過他的書包，把事先買好的吃的遞給他。像我當年一樣，正在長身體的孩子，隨時都會餓。我每次都給他買巧克力和酸奶。如果他吃街邊的小吃，我雖不喜，但不阻攔。然後，站在公交站，和眾人擠上公交。大部分時間站著。這時候是晚高峰，我知道每個人都很疲累，都想早點回家。如果有了空座位，兒子總是讓我先坐，我則讓他先坐。他說我辛苦，我說我在電腦前坐得久了站著好。若是遇到年老、懷孕或包裹重的，兒子會主動讓座。看著他那真誠的表情，我總是一陣感動，忍住不流下淚來。
光陰令人欣喜，更令人心碎。幾年後，看著越來越高的兒子，我忽然覺得自己老了，同時覺得，在這座城市當中，我從來就不是孤單的一人，而是一家人和一群人。兒子在這裡成長、受教育，要比西北好得多。人到中年，開始一切都為孩子考慮了。我注意到自己的一個心理變化是，越來越向父母親那一代人靠攏，特別是思想意識和倫理觀念。以前年輕時候，覺得這一切不重要，向外拓展才是需要認真用力的，現在，則以為內在外在一樣重要，一樣不可或缺。
穿梭在城市，從東門到南門，從西門至北門，甚至到攀枝花、都江堰、雅安和廣元等地，都可以獲得一些情義上的安慰與精神的激勵。有很多時候，一個人坐在文殊院的茶館裡，或像老僧入定一樣閉目冥想，或像其他人一樣和朋友們高談闊論。有時，傍晚時分，吃過飯，一個人到茶館坐坐，想一些內心的事情。二〇一四年春天，我忽然又夢見了父親。他一個人在一面陽光充足的山坡上坐著抽菸，細長的眼睛看著一道深不可測的峽谷。他背後原來是細密的荒草，但在我攀登時，卻又換成了一片黑壓壓的森林。父親居然不等我，一個轉身，他就消失在密林中。我使勁喊爹，卻沒回應。我哭，使勁哭，就這樣哭醒了。
妻子說，這是爸想你了，買些東西到文殊院燒燒。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父親一生都沒來過成都，埋骨於南太行鄉野，燒些紙錢，他會收到嗎？妻子說，父子的心是相通的，無論何時他都會看到和想到。我覺得她說得非常有道理。每年的某些時候，文殊院夜間燒紙的人很多，比如上元節、清明節，火焰把文殊院的紅牆燒黑了一大片。躋身於城市的人，其實無法找到自己在大地上的確切根脈了，只有憑藉這種方式，向自己的先祖傳遞一種念想與感激。這種行為，也可能含有對自己心靈的祭奠或者尋求安慰的成分。
獨處時，我時常會忍不住喊媽媽，對著牆角或者某個空曠處。實際上，我們老家喊母親是喊孃的。我清楚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在喊自己的母親，而是在呼喊另一個母親。這個母親，可能與生身母親有所不同。我很奇怪自己的這種行為，也不知道究竟出自何種心理。一個人內心深處，總是有大片大片的空曠之地，也有說不清的疼痛因子。我們在世上，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生活帶給人內心的困境、不安和疼痛更為猛烈、殘酷。
有一天，在文殊院坐著喝茶，我忽然又憑空叫了幾聲媽媽。驚詫之餘，在手機上寫了一首名叫《叫媽媽的老男人》，用以表達這種飄忽而又奇怪的情緒。
“我喊：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我當然有母親，但老家叫媽媽叫娘/我在外鄉很多年了/很多時候，我喊媽媽。/連續喊，自我驚詫，然後放聲哭//我不知道為什麼哭/什麼又值得我哭。哭在這個時代/沒有根，也沒有樹冠/人人都是枝葉。向天空毀於閃電/向四周敗於同類//媽媽媽媽……只能無人應聲/這世界多麼空曠啊/一個男人，叫媽媽都那麼空/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叫楊獻平，他空/他時常用舌尖捉拿悲痛，從外部收集不幸。”
或許，這是我最近一段時間的靈魂狀態。我知道，象徵和隱喻之外，詩歌還有讖語和預言功能。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些異常的心理和行為，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寫下一些看起來毫無來由的詩句。就像我在成都，現在和以後，有時莫名地振奮，有時又無來由地沮喪。我知道自己很脆弱，也很堅強，儘管人到中年，但還有一些夢想，最重要的是責任和義務。關於人生乃至更多的世事和個人方向，我似乎知道又不知道。在成都，也許我只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好好地安頓下來，並且與這座城市繼續產生更深度地契合與共鳴。正如里爾克《我過的生活》一詩：
“我過的生活，像在事物上面兜著，/越來越大的圈子。/也許我不能兜完最後的一圈，可我總要試試。//我繞著上帝，繞著太古的高塔，/已兜了幾千年之久；/依舊不知道：我是一隻鷹，一陣暴風，/還是一首偉大的歌。”（錢春綺譯）
（文章刊於《西部》2020年第2期，文章圖片來自網絡）
楊獻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作品見於《天涯》、《中國作家》《人民文學》、《大家》、《北京文學》、《山花》、《詩刊》等刊。曾獲全國第三屆冰心散文獎單篇作品獎、首屆三毛散文獎一等獎、全軍文藝優秀作品獎、在場主義散文獎、四川文學獎等數十項。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長篇文本《夢想的邊疆——隋唐五代絲綢之路》，長篇小說《匈奴帝國》，散文集《沙漠之書》、《沙漠裡的細水微光》、《生死故鄉》《作為故鄉的南太行》《歷史的鄉愁》《自然村列記》《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以及詩集《命中》等。現居成都。中國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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