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视角:由"衣冠认同"看朝鲜对明朝以及华夏的态度
引言:
朝鲜半岛与我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自汉代始就与中原王朝开始往来,数千年来结下了许许多多的情仇恩怨,充分地显现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
蒙元帝国的扩张,使得高丽王朝无比被动地卷入此体系;而之后取代蒙元的明王朝,与同属儒家文明圈的朝鲜王朝则相当"情投意合","冠服"是两者亲密关系中的热点议题。明初推行的"大明衣冠"制度,被久经野蛮帝国践踏的高句丽士大夫视作救命稻草,即复兴"华夏"的关键举措;接受明朝衣冠在高丽的文化观念中,蕴含着"追复祖宗之盛"的特殊使命。
而从朝鲜对大明王朝衣冠制度的认同情况,也可窥探朝鲜对大明王朝以及华夏的态度。
1、 衣冠非小事,实乃是一种文化之象征
衣食住行中,"衣"排在第一位,服装是人类文明化的一个分水岭,服装文化与社会性身份息息相关。如今我们穿着打扮的选择,多出于时尚潮流与个人喜好,且全球化带动的多元文化碰撞,使得不同的文明与民族之间互相效仿。但
在华夏文明中,尤其是受儒家因素的影响,一贯以来将衣冠作为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象征着一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正统。孔子说曾:"微管仲,吾皆披发左衽矣。"
意思是说多亏了管仲抵御的蛮族入侵,否则我们就该被蛮夷同化,披头散发、穿左开襟啦。在这里,披发左衽是以服饰作为蛮夷的符号,充分显现了对冠发和右衽正统的坚持。
上溯至对黄帝时代的记载,《后汉书·舆服志下》中介绍了"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毛皮,未有制度"至"圣人易之以丝麻,观晕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的转变,黄帝、伯余和嫘祖安排上了人们从穿衣到鞋履,原料和款式。虽然传说人物的贡献往往真假参半,但由此可见后世对服饰文化的重视,因而才将其奉为由来已久的定规并崇祖法古。
在《左传》中,"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即将服饰与礼仪、华夏民族相联结,使之成为一个表里系统。中国服饰文化通过质料、款式、纹饰和色彩,综合体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并作为国家礼制的象征之一。
帝王皇家要在衣着上和前朝旧世区别开来,从平民中分离出来;官员的官服承载着职业规范,并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汉代以来,出现了专门规定冠服制度的典章;隋唐时期的礼仪法进一步发展,历代有《舆服制》、《车服志》等在法律层面约束人们的衣着,从而实现社会管理和道德教化。
明王朝在历史上地位特殊,因其夹在元蒙骁兵的颓败和清朝铁骑的兴盛之中,是少有的被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挟裹的汉民族王朝。大明从元朝手中夺取正统,首要的任务是有选择地继承汉唐衣冠及等级序列,巩固汉传统的统治秩序。
2、 元朝势力影响下,朝鲜对元朝服饰颇为抵触
朝鲜半岛的服饰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外交关系不可分割。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唐朝时期,新罗成为藩属国,吸取并借鉴中国古代先进的制度及思想文化精髓。从此,朝鲜半岛的冠服礼仪制度开始效仿唐制,大体上多代承袭变化不大。
但因蒙元的文化扩展,多次攻打高丽,高丽王朝力量疲软,只得妥协性地接受元王朝的蛮力灌输,在服饰上也受到了元朝蒙古族服饰风格的影响。初期高丽宫廷与贵族率先吸收了蒙古族特色,而民间的穿着仍延续新罗以来的传统。逐渐地,上层服饰的变化下移,这些服饰及服饰风格涌入普通人的穿着。国家整体服饰在元朝服饰的影响下,或多或少地结合了蒙古族元素。
高丽王室卑躬屈膝地讨好元廷,在高丽施行过元朝的服饰制度,其中包括胡服。起初这样的变化局限于高丽王室和贵族之间,渐渐地,穿着蒙古族传统服饰成为一种时尚。这样的变化一方面出于政权维系的主动性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保持与元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毕竟大量高丽人频繁往返于元丽两方,这也为高丽服饰吸纳元蒙因素提供桥梁。
在与元朝关系密切之时,忠烈王下令,高丽境内都穿元朝衣服(蒙古族传统的服饰),举国上下开剃、辫发。但高丽文化深受儒学浸染,也奉行"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因此举国对蒙元的"离经叛道"颇有微词。
中国历代王朝对被册封的邻国赐予冠服,这是宗主地位的象征,元朝也沿袭这一惯例。但高丽虽受到元代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影响,冕服、百官公服仍依照宋制,这种现象与元朝东拼西凑的制度也有关,即采用蒙古族传统服饰制度与汉制的衮冕制度并行的服饰制度。
3、 明朝时,朝鲜对"大明衣冠"喜爱有加
高丽知道了明军攻克大都后,看好明摧枯拉朽的态势,恭愍王迅速"令百官议通使大明"。而明王朝也有来有往,儒臣郑梦周 等人"力请于朝",拉拢高丽弃元投明。高丽便顺水推舟地派遣礼仪判书张子温前往金陵与明建立关系。因为高丽王朝推行的也是儒学传统,与明王朝相见如故,且两者有共同的敌人,迅速同仇敌忾。
朱元璋已"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之时,忠愍王很满意明朝接续中国正统,表示愿意认同明朝文化,成为藩属,并主动"请赐本国朝贺仪注及祭服制度"。明太祖欣然应允,不仅颁给高丽所请求的冠服,同时还送去编钟、编磬等大型礼制乐器和经史典籍。
根据《高丽史·舆服志》的记载,明朝颁给高丽的冠服,有国王和臣下的祭服、国王朝服以及王妃冠服。在冠服类别上,高丽国王与明朝皇室相同,等级上与亲王接近;朝臣冠服等级比中国递降四等。官员祭服共分"比中朝臣下九等,递降二等",也即高丽本国的服饰等级比同品级的中国官员降低两等。
对于明朝颁奖的礼服和乐器,高丽君臣喜出望外。高丽上下有摆脱蒙古影响、洗刷蛮夷烙印、回归礼乐传统之志,因此可见,朝鲜王朝对正统的华夏文明全方位的吸收与内化。
高丽王朝末,王位四易(恭愍王、禑王、昌王、恭让王),最终王族覆灭、国家易主。曾于明王朝缔结关系的当家或是遇弑,或是废黜。王位更迭,实权操控于李仁任、李成桂两位权臣之手,这不光关乎本国的权力交接,也影响到宗主国的权威。
虽然身为"乱臣贼子",但李成桂仍然寄托于明朝的盖章来确保新王朝的合法性,还是得维系与明王朝的关系。本质上看,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的政权交接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转移的结果,而非统治阶层变化的结果。因此李成桂登基时,方便快捷地宣布"仪章法制,一依前朝故事"。
《太祖实录》中朝鲜太祖元年(1392 年)十二月十二日记载:"自明年元正,始服朝制冠服。许令礼曹详定。"此时的朝制冠服就是指明朝制定的冠服制度,并在诏令中颁布了详细内容,从官袍的服色,带、笏的材质区分官员的品级。朝鲜太宗十六年(1416 年),朝鲜王朝礼曹颁布了朝鲜王朝文武官冠服制度。其中明确指出朝鲜王朝文武官冠服制度是按照明洪武三年(1370 年)明太祖赐服高丽恭愍王时的旨意。
除了沿袭,朝鲜王朝礼曹还参考明朝《洪武礼制》《诸司职掌》《大明会典》中有关冠服的规定,依托明制进行具体的修正。
4、 清朝统治下,朝鲜仍以著"大明衣冠"为荣
1636年皇太极就攻打朝鲜,朝鲜沦为清的藩属国,然而朝鲜王朝还是穿着"大明衣冠"。清朝入关,强制剃发并推行满族服饰,这在朝鲜人看来,实在是"神州陆沉"的倒行逆施。
朝鲜王朝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亲明之风,这不光体现在对宗主国的尊重与依附,在感情上也表现出深厚的怀恋。包括从国王至平民崇祀祭奠明朝皇帝,以及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而编修明朝史书,还有重视前朝遗物、举国搜集等。这些行为颇有几分"感化"的意味,明王朝将高丽王朝从元帝国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因此亲明派由内而外地感怀明王朝。
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朝鲜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和熏陶,对"华夷之辨"极为推崇,自觉学习华夏文明和儒学传统,并对中国历代王朝进行详细的"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朝鲜大部分士大夫赞同明朝巳亡,真正的中华文明继承者为朝鲜王朝,以"小中华"自居并轻鄙清朝。
《稼斋燕行录二》中,"心爱贵帮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贵帮笔墨甚妙,不知可见赐否? "
以日记口吻记载了朝鲜的知识分子遇到汉族人士,会问汉族人自己所穿的衣服如何,表现了其皈依"正统"的热切心情。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朝鲜使团前往承德,庆贺乾隆八十大寿,遇安南人换上了清朝官服。朝鲜人认为大明衣冠是唯一的文化正统,安南人真是不学好,谄媚行讨巧, 正义感作祟就高声质问安南使臣:"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虽然意思是你们凭什么穿满洲人的衣服,实际上暗指他们没有尊严趋炎附势。朝鲜人还自豪地记载,他们把没规矩的安南人训斥得"语颇分疏,面有愧色"。
总结
朝鲜半岛流行的服饰风俗,离不开与中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虽然双方国力对比以及现实需求不容忽视,但不容否认,朝鲜半岛长久以来活跃着的的"慕华"及"推崇正统"的心理,还有双方共同的儒家文化认同的加成作用,在两国关系的变动中一直鲜明地发挥着作用。"大明衣冠"是这种正统的外化表现之一,也是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标榜身份的工具,当然背后蕴含着的也是深厚的文化观念的沿袭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