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过年的前一个月，老妈问我:“今年打算在哪过年？长沙还是上井？”上井村是我的老家，在妈眼里，那可是天大的地方，可以与长沙相提并论的。
我犹豫了一下，道:“问下我弟吧，看他的意思。”老弟和我同在长沙，住得也不远，站在各自的阳台上，彼此还能挥手打招呼，只不过平时各忙各的，很少见面。
电话里，弟的回答很孝顺:“问下妈吧，妈定哪就哪。”
后来，我们决定在长沙过年，是弟媳妇拿的主意。
最后，弟在电话里笑道:“时代在变，二哥也在变，以往只要有假，二哥肯定回去过年，只问我们什么时候一起走，现在却要我们决定在哪过年……”没等他说完，我果断把电话挂了，我知道他的下一句话基本上会是那句似是而非的反问句:“到底是懒了呢还是老了呢？”
既然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细节。考虑到老妈的高龄和老妈儿孙辈们的四体不勤，要在家里做顿年夜大餐怕是忒不容易，于是在过年前的半个月，我自作主张地决定把年夜饭定在酒店。
我的这个决定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我担心家人尤其是老妈不同意。在酒店吃年夜饭？这要放在若干年前的老家农村，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可以说，从我刚刚有记忆开始，城里人的所谓“酒店年夜饭”就一直是乡亲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作为有机原生态的正宗乡下人，大家曾一致认定，那玩意儿是腐朽堕落的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是人类进化严重受挫的具体表现，是部分城里人闲得蛋痛的产物，是为广大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所不齿的。
开玩笑！年夜饭！每年最神圣的一顿饭！不放家里放外面？保证老祖宗都会从神龛上跳下来骂人！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智能手机以及麻将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虽说农村人的很多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变，但是，一些古老的风俗还是没有变的，比方说过年。
人们那么执着地深爱着自己的故乡，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的不变——那种对传统文化守候的亘古不变，让游子们即使多年以后回到故乡，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根。
我不由想起了老家的过年、老家的年夜饭。
我的老家在湖南隆回金石桥镇——湘中的一个偏僻小镇，该地地处古老的梅山文化圈，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很多与其他地方、尤其是与城里不一样的过年习俗，年夜饭就是其中之一。
年夜饭，顾名思义就是除夕晚上的那顿饭，是祭祀神灵祖先、阖家聚餐的一顿团圆饭。但是在我们那，除夕晚餐的地位却并不重要，仅等同于其他任何时间的晚餐，稍为有点不同的是：大家会尽量赶在天黑前把晚餐吃完，并尽量不留剩饭剩菜，如果有，即使是平时最节俭的家庭也会倒掉，绝不留放过夜。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家会就着这顿晚餐一起放了鞭炮祭了祖的，但是，这样做很容易招来周围邻居或路人促狭的嘲笑，以为那是对祖宗的极不负责的懒惰，也是对过年的极不尊重，是有可能影响到来年的收成和运势的。
晚饭过后稍事收拾，家里的大人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当晚祭祖用的物事以及明早过年正餐吃的食品，直到此时，空气中才慢慢有了些年味。大人们的话语里也开始带了些平时少有的喜庆和祝福的字眼，语调也变得舒缓，做起事来也开始有了忌讳，这个时候哪家小孩要是犯了点错，即使是平时再不懂得宽容的大人也只是笑笑，不会责备或骂人。
当大块的腊肉蒸好，整只的鸡煮熟，大锅的糯米甜酒都煮好之后，就开始祭祖。祭祖必备的物事除了腊猪肉，鸡肉之外，还有鲤鱼，即所谓的“三牲””。鲤鱼一般早两天就煮好了，做成鱼冻备用，鱼头一碗，鱼尾一碗，祭祀时端出来，依序放好，一点也马虎不得。
放完鞭炮祭过祖，大人们就会把其他的祭品收起来，以备次日早餐用，仅把腊猪肉留下，切成大块大块的摆放好，然后盛上大碗大碗的甜酒，一家人围桌而坐，开始了我们老家俗称的“呷砧板肉”。呷砧板肉是我老家过年的代名词，是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刻之一，它代表了过年的全部意义，是总结也是期盼，是祝福也是希望，它不知牵动着多少游子的心。严格意义上说，到了呷砧板肉的这一刻，过年的整个程序才算全部动起来。
“呷砧板肉”过后，就到了小孩子们最喜欢的“压岁钱”环节，那时农家多不富裕，红包也小得可怜，但孩子们都很容易知足，几毛几块就能给他们架构一个最美的梦。那时农村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春晚，一家人忙完活围炉夜话一阵后，就在灶炉里、火箱里烧些木炭留些”火种”，暗示来年“开门红旺旺”，然后就去“挖告”（睡觉）。这一晚，大人们的睡眠是短暂的，因为他们很早就得起床，以张罗第二天的早餐。
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老家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其实就是大年初一的那顿早饭。我对小时候过年的记忆，很多就停留在这顿饭上。
作为早饭，它确实很早很早，早到大多数人家吃这顿饭时，天还没亮。小时候我们小孩瞌睡多，平时早晨都是日上三竿还雷打不起，大年初一的早上是个例外，很多时候不用大人招呼自己就能主动起床。年饭的早是风俗，小伙伴们的早起却还隐含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比赛。
大家平时睡惯了懒觉，好不容易早起一次，自然感到新鲜而骄傲，相互间也就有了攀比之心，比谁起床早，所以，大部分小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大门去，于茫茫夜幕中甩手放出几个轰天雷或冲天炮，用声音和光亮向邻家小伙伴们庄严宣告——我已经起床了！而邻家小伙伴也往往会用相同的方式回应——有什么牛的？我比你更早！
大人们起床后，基本上是围在灶台边，为了一家子的正餐各种忙碌，在这个早上，每一家的厨房都是一个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家的主事都将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和厨艺，为家人、也为自己奉献出一顿最丰盛、也最神圣的年饭！通过这顿饭，他们不仅可以向长辈和晚辈们彰显一年来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为来年的生活节节高给自己和家人以希望和动力。他们很累，但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他们的每个动作都那么虔诚，每句话都饱含寓意。此刻，家人们脸上的笑和来自言语的赞美就是他们内心最大的幸福。
所有饭菜准备停当，摆上桌后，还不能马上开吃，这时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该上场了，他们的任务是祭祖，无论家贫家富，祖宗是根本，平时忙于生计，想到他们的可能不多，大过年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忘的。在烧过纸钱、放过鞭炮、长辈们一阵长长的呓语般的祷告过后，家里大人小孩都对着装有老祖宗们牌位的神龛鞠上三个躬，祭祖仪式才宣告结束，这时，才可以正式开餐。
一般等到吃完饭，天刚好全亮。这时，大家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始早已计划好了的属于各自自己的节目了，该拜年的着手准备去拜年，想休息的赶快回房睡个回笼觉。小孩子们则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放放鞭炮，吃吃零食，做做游戏，彼此炫耀一下身上的新衣，口袋里的压岁红包，当然，还有本次过年来的其他一些收获。
老家的年夜饭大抵就是这个样，虽然简单，但让每个人记忆深刻。
这就是我当初计划将年夜饭定在酒店时，心里满怀顾虑的原因。
好在后来当我提出这个建议时，我家这一窝子的农村人，既没人嘲笑鄙视，也没人公开反对，大家态度一致，都表示支持。
于是就马上去周围酒店订餐。
去订餐时，碰到点小小的意外，周围几家酒店的前台服务员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包厢已满，只剩大厅”。
眼看选择无多，我脑海里顿时闪过帧帧豪门大宴、朱门酒肉的电视画面，画面里无数桌美食拼在一起，雄伟而热闹，于是我决定，就把饭局定在了离家最近的一家酒店的大厅里，大厅有大厅的好处，热闹！有气氛！
然而想象是天，现实是地；想象是霞，现实是霾；想象是里脊肉，现实是肋条。等到大年三十真正赶到年夜饭现场，才发现现实的骨感远远超出理想的丰满。站在神圣的年夜饭大厅门口放眼望去，只见大厅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喧闹而杂乱，让人仿佛置身于火热的绿皮火车时代的春运站台，焦灼而郁闷。服务员们因为太累，个个汗流浃背，说话声音涣散，懒得理人甚至懒得瞧人，即使瞧人，也双目无神。
因为是过年，酒店的规定也很奇葩:开餐时间定在16:30-19:30之间，所有人员必须在这个点内就餐完毕，过了这个点，人家就下班，您也请自动离席。因为沾了年味，消费者们对这样的规定都很大度地理解和配合，很多人在下午4点左右就已赶到酒店，开席后，一些桌子在很短时间内就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时间，大家一边飞快地喝着酒吃着菜，一边轰轰地讲些祝福的话语，大厅年夜饭，人们仿佛吃的只是这种仪式，可以忽略舌头和肚皮。包厢里的年夜饭不知什么情况，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这桌也复制了相同的节奏和气氛。别说和老家的“”砧板肉”时间比，就和城里平常的晚餐时间比，今天的晚餐也实在开始得过早，大家都还没有太多的食欲，都只囫囵地象征性地吞些食物，聊些喜庆的家常话题。菜品虽然点得丰富，但吃过之后很快就忘了味道。喝酒也没太多的兴致，我和弟弟开了一瓶白酒，每人喝了不到二两，最后还剩一大半瓶。儿子和侄子们对吃更没兴趣，在长辈们的规劝下，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挑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尝了点，就各自埋头玩手机去了，在他们眼里，手机似乎比吃东西更有味。
我们很准时地赶在酒店下班之前吃完了年夜饭，结完账后，记挂了近一个月的酒店的这顿饭就算两清了。
走出灯火通明的酒店，外面已暮色降临，路边的灯已亮了，但略显昏暗，许是视觉的误差带来的错觉罢。
也就这一顿饭的功夫，整座城市突然变得安静：街边的店铺都已关门，而平常的这个点是最热闹的；街面空旷得像寒冬雨夜三点钟学校里的操坪，浑无往常这个时间车水马龙般的堵塞拥挤，偶尔有辆车急急穿过，很快就消失在下一个街口，应该是些晚归的游子，忙着赶回去过年。
家人们都急着赶回家去喝茶，看电视，老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回去烧纸放鞭炮祭祀先人，这在酒店是没办法做到的。我牵了小侄子的手，走在最后，路过天都时，广场上的路灯比较明亮，把我俩的影子斜斜地拉在地上，特别的打眼。思维游离的小侄子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人的影子怎么老是黑色的？有彩色的影子么？”我说:“没有。”“要是在蓝色的灯光下呢，我们的影子会是蓝色的么？”“不管是蓝色的灯光还是红色的灯光下，我们的影子都是黑色的。”我回答道。小侄子不再吭声，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
我就牵了侄子的手继续走，随着广场的路灯越来越远，我们的影子也被越拉越长，越拉越淡，恍惚中我觉得，空气中还有一种东西也跟我们的影子一样，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那种东西应该叫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