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皇帝貴為天下共主，但也非什麼錯誤都不犯。
九五至尊都很傲嬌，很少有檢討自己過錯的存在出現。
比如明朝嘉靖皇帝就是如此，最喜歡的就是找替罪羊，但是也有不少皇帝在撰寫過檢討書謂之曰：罪己詔！
一般而言，能下罪己詔的都算明事理的帝王，下罪己詔除了檢討自己之外，更多的是要國民同心同德渡過困難，這其中，最悲情的罪己詔當屬崇禎皇帝。
他也是史上寫罪己詔最多的皇帝，執政17年先後下過六次罪己詔，一次比一次悲情。
大明王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
公允的說，崇禎絕對算勤勉的帝王。
年僅17歲初登大寶就誅殺大官宦魏忠賢，讓人大快人心，後續又平反東林黨人冤案，獲得偌大的名聲，隨後以身作則倡導節約，自己也成了明朝最為節儉的帝王，衣服那是長期穿破的。
可惜的是，連續的天災人禍引發內憂，不斷強盛的女真人輪番扣關引發外患，內憂外患之下，讓本就神經敏感的崇禎越發的緊張。
隨後的他變得越發剛勇自用起來，面對無數內憂外患，除了殺人立威，卻少有能直指問題根本的舉措出現。
錢，成了明朝滅亡最大原因，稅收問題一直困擾崇禎。
1635年，陝西義軍攻克朱明祖地中都鳳陽，眼看祖宗蒙羞，崇禎第一次下了罪己詔，向全天下承認朝堂和帝王的錯誤。
1637年，天降災禍，北方乾旱赤地千里，地方官吏卻不管不顧繼續收稅，崇禎第二次下罪己詔平息民怨。
1642年，內憂外患依舊延續，松錦之戰慘敗，洪承疇、祖大壽被俘，明軍精銳盡末，崇禎又下罪己詔。
1643年，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同時京城鼠疫橫行，崇禎自以為是自己失德引發天災人禍，下了第四次罪己詔。
天災人禍非一己之力可扭轉
隨後明朝迎來了覆滅之年，公元1644年。
1644年正月初一，闖王於西安稱帝建立大順，進而兵峰直指京城，三月就兵臨城下。
面對兵臨城下的李自成軍，崇禎無奈下罪己詔，將所有罪過攬於自身，進而希望喚起民眾振奮，可惜為時已晚。
軍心渙散的明軍早已無一戰之力，隨後不久攻城開始，面對時局絕望的崇禎下了自己最後一道罪己詔，也是他的遺詔。
李自成攻破北京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
說完最後的罪己遺言後，崇禎上吊煤山，以身殉國！
實事求是的說，崇禎的際遇就是明末社會矛盾衝突到極致的體現而已，也就是所謂的氣運將盡。
致力於迴天的帝王，即便連下六道罪己詔檢討自己，也難逃天怒人怨的懲罰，挽回不了自己的王朝，這份悲情，也算命中註定。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說完悲情的崇禎，再看看明君如何？
唐太宗無疑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標杆之一，看他的貞觀之治，貌似這樣的帝王是沒必要做檢討的。
但唐太宗卻做過檢討，只不過這罪己詔，寫的很是傲嬌而已！
話說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剛剛坐穩皇位，搞定了突厥人進犯簽署渭水之盟的李世民，卻聽到了下屬報告。
全國各地蝗災並至，到處都是天災。
在那個天人感應盛行的時代，這無疑算一股輿論壓力，也讓李世民坐臥不安。
尋思許久之後，唐太宗下了一道罪己詔，詔書很有意思。
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yì）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其心無咎
啥意思咧，就是說，只要天下百姓有飯吃，我願意一切災禍都降臨在自己一人身上，我自己一人受苦，不讓百姓受苦。
這姿態可謂非常高啊，以一人換天下，李世民傲嬌的很，不過他卻也有傲嬌之功，對內貞觀之治，對外“天可汗”就是明證。
由此可見，帝王當好了，傲嬌無罪。
大唐CEO：李世民
看完崇禎的悲情李世民的傲嬌，還可以看看一個古之仁君的真誠，他就是漢文帝。
漢文帝應該算是史上評價最高的皇帝之一，好評無數。
但是即位之初也問題不斷。
剛剛當皇帝那幾年，也是天災頻繁，而漢朝信奉黃老之學，講究無為而治，漢文帝雖然進行了救災運動，卻感覺不夠。
於是為表愛民之心，居然主動下了罪己詔，詔書是這樣寫的。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嗎？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意思是，這幾年收成欠佳水患不斷，是不是我的問題，是不是官員俸祿太多的問題，是不是做了太多沒用的事?
如此三問，涉及三個方面，第一自身執政問題，第二吏治問題，第三，後續是不是要強化無為而治。
三個方面涉及到之後，這漢文帝的檢討可謂非常深刻，進而引民心振奮。
隨後漢文帝還廣開言路，經常召集大臣商議如何減輕民眾負擔，在這一系列舉措加持之下，才有漢文帝的賢君名號和百姓的心悅誠服，文景之治的牢固基石出現。
為君者當學漢文帝啊，國內沒啥大問題，都檢討自己言行得失少有面子觀念束縛，這應該算明君的首要標準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看完漢文帝的罪己詔，又想到了晚年的漢武帝。
武帝晚年做派，無疑是讓人最為可惜的千古一帝。
前半生英明神武，晚年卻妻子無存，用最為悲憤的心情寫下了《輪臺罪己詔》。
這份詔書出爐的背景，和漢武帝晚年求仙問藥尋長生，大興土木求享受，窮兵黷武貪功業，相輔相成。
一場巫蠱獄案，逼死了衛子夫和太子劉據，最後發現冤案一場，無疑悔之晚矣。
公元前89年，主管財政的大臣桑弘羊奏請屯田輪臺，深知國家疾苦已久的漢武帝，一口回絕屯田建議。
他痛定思痛：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這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原本窮兵黷武的國策，改為恢復國力恢復民生。
隨後又子啊詔書中說：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後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妄言耳！
這份罪己詔中，漢武帝檢討了自己的過失：
窮兵黷武征討匈奴致國力消耗，任用小人奸佞引吏治問題，寵信方士求仙問藥耗費無數，律法嚴苛引百姓民不聊生，可謂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檢討，最後明確表示，自此以後要痛定思痛，愛護百姓體恤民力！
常年對匈奴用兵，漢武帝后期，大漢國力直線下降
一個驕傲了一生的人，最後用這樣一份罪己詔檢討自己，看上去讓人可惜，卻也佩服無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