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绝非无名之辈。
他曾三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桂冠。
尽管他本身谦虚，但其取得的学术成就无法掩盖他的光芒。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等等等等名号，都结实地戴在他头上。
他是早年的清北学子，又是早年的留德学生，学贯中西，尤精吐火罗文，学问上的成就无疑让人仰望。

但在其子季承的回忆中，父亲季羡林形象并不如外界印象中那么齐全。
季承说：
他对外人，不管是谁，一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对家里人，总有点冷若冰霜。对我们，包括对孩子们的事情，一律不闻不问。
季承埋怨父亲，说他过分吝啬，有些怪毛病——他不允许女儿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不同意买洗衣机、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不让人给人换洗衣服、床单。别人送他的茶叶、食品等，他一律拿到自己屋里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大家品尝，不是生了虫，就是变了质……

季承说父亲对家人难以亲近，他们父子女可以在一起谈天说地，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
季承说父亲时候不近人情，对于自己的养母（婶母）去世前住院的二十多天里，一次也没有去看望……
在为尊者讳的国人传统观念下，季承对于父亲季羡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也是有怨望的，不然也不会倾泻在字里行间。
到底是父亲过于冷漠，害怕亲密关系？还是儿子不够体谅，咄咄逼人？不论是哪一种，都足以证明，季羡林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存在问题的。

这或许可以从他的散文集《我爱天下一切狗》中找到一些些源头。
季老的散文中，多处出现自己幼时穷困，被叔父收养的事件。家里穷，他又是家族中的男丁，被过继到家境稍好、没有儿子的叔父家过活。
或许在当时情境下，季羡林的过继，于他的生存与求学，未尝不是一条出路，但是六岁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情感的伤害是不可逆的。这又应了一句：不管多穷多苦，一家人在一起，终归是心里更热乎吧。

叔父一家对自己的抚养，季羡林没有过多描述，也没有写下很多感激，只有淡淡一句：
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
更多的苦楚，小小的季羡林在黑暗中承受着。“到了济南后的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季羡林说他自己“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小小年纪的他，对于街面上流浪的乞丐，流露出了极大的同情，省下自己买早点的零用钱，统统递给乞丐手里，当“他的小手碰到他那粗黑得像树皮一般的手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亲娘不在身边，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是否让他想起了母亲？

他也曾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到自己能够支撑门户时，一定要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然而，亲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出息，就先他而去。
这是季羡林一生的痛，他赶去奔丧。想去邻居那里探得一些母亲生前的迹象，但邻居老太太却只想着向他倾吐对于自己在外的儿子的担忧。对方扯絮般的话语，让季羡林既不耐烦又充满同情，同是父母心呵。但个人的痛苦，始终仿佛是自己一个人的。
然而，亲情仿佛又只是单向的，叔父家的老女佣，劳心又劳力，攒一点钱，希望得个好养老，然而最终被儿子儿媳拖累得连棺材也没有。
这一切，仿佛都给季羡林烙下了印——缺爱，不知道如何去爱，孤独的生活让他具备敏锐细腻的观察力，残酷的现实又仿佛让他对于付出充满警惕。

情感没有能力铺展，可以倾之于笔。
所以，笔下的他情感丰富，家庭中的他不近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