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十一經濟體·MIT【肆】.mp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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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時，強調了政府政策對於高校科技轉化的作用，特別指出了曾經給美國創新發展起到非常大撬動作用的《貝多法案》需要認真研究。那麼，《貝多法案》究竟從何而來，他的內容是什麼呢？
1980年，美國頒佈《貝多法案》【Bayh-Dole Act,又稱拜杜法案】，其主要內容為：美國聯邦政府將資助大學相關研究，所獲得知識產權所有權轉交給大學，授權大學負責技術轉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報。而是從技術轉移的經濟行為中，不斷獲得增加的稅收收入。
《貝多法案》旨在通過賦予大學和非盈利性研究機構，對於聯邦政府資助的發明創造，享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鼓勵大學展開學術研究，並積極轉移專利技術，用以促進小企業的發展，推動產業創新。此舉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大學科技成果的轉化，形成了美國“硅谷”、“128公路”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資源為依託的高新技術產業區，同時也催生了如MIT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學。
這一法案被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評價為：美國國會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通過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開創了美國技術和資本進行合作的新境界。在過去的30年裡，美國大學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專利申請和授予數量都有了顯著增長。
一個優秀法案的誕生，通常都有促進其誕生的社會背景，我們來看一下《貝多法案》當時的立法背景。
鑑於科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美國政府開始不斷加大科學研究的投入。195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科學基金法案》，旨在資助不能用於商業目的的基礎科學研究。其中僅對大學的基礎研究投入，就從1960年的40多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80多億美元。大量的科技投入使美國在高科技領域處於世界頂尖水平。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發現大量的科研成果，並沒有帶來高科技工業的發展，美國的科研優勢並沒有轉化成為經濟優勢和市場優勢，但此時大量“日本製造”、“歐洲製造”開始取代“美國製造”。
美國政府通過調查發現：科學研究與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體制障礙，是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以大學為基礎的基礎科學研究部門，並沒有進行成果轉化的動力，因為根據聯邦法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成果，其所有權歸聯邦政府擁有；
一方面，由於聯邦政府在技術轉讓方面的法律非常複雜，產業部門也難以利用聯邦政府擁有的科研成果。
其結果就是，到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擁有2.8萬個，由政府資助而產生的專利，通過專利使用許可，而用於於生產的數量僅佔5%。而作為重要科研力量的美國高校在1980年以前每年獲得專利從未超過250項，從事基礎成果轉化的高校更少。
極低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導致了大量科研成果的浪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因此，美國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要想在國際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政府應當在產業開發和利用新技術方面發揮作用。為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專利權，制定統一的技術轉讓制度勢在必行。從1980年到198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多項法案，以促進科研成果商業化，其核心法案就是《專利與商標法修正案》。由於該項法案由參議員伯奇·貝赫和羅伯特·多爾牽頭，所以該法案又被稱為《貝多法案》。
《貝多法案》的核心是將以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為主的知識產權歸屬於，發明者所在的研究機構。鼓勵非營利性機構與企業合作轉化這些科研成果，以促使發明技術的應用。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 規定聯邦政府資助下產生的大學發明，其所有權可以歸屬大學，前提是大學要承擔起專利申請，和將專利許可授權給企業界的義務；
- 規定允許大學進行獨佔性專利許可；
- 規定發明人應分享專利許可收入，但未規定發明人具體應得份額；
- 規定大學應將技術轉移所得、全部專利許可所得，返還到教學和研究中；
- 規定聯邦政府留有“介入權”，即：如果大學未能通過專利許可方式，使某項發明商業化，聯邦政府將保留決定該項發明，由誰來繼續商業化的權利，但政府的干預權限僅此而已。
《貝多法案》對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知識產權管理和技術轉移活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而MIT作為以技術創新見長的大學，在這一制度下獲得了強大的發展動力。其專利申請與技術轉讓活動發展迅速。近年來，年均研究專利申請數量超過300項，授權專利接近200項。
《貝多法案》是美國專利法的一次根本性變革，徹底解決了政府資助發明的歸屬權問題。對資助大學研究項目的商業化運作，促進私人企業的發展具有革命性意義。在1980年以前，由於沒有統一的專利政策，美國大學申請專利積極性並不高，獲得專利極少，加之技術轉移機制的弊端，導致企業並不熱衷於與高校、相關非營利性機構進行研究成果的轉化。
當《貝多法案》通過後，這種局面得到了迅速改變。大學專利授予從1980年年均的246件，增加到2000年年均的3109件，憑藉政府的資助，大學不斷取得突破性成果，並獲得專利權。如：轉基因技術、汙染控制、教育技術，疾病診斷和治療等。
美國的各大學、醫院，國家實驗室與其他非營利性機構變成了科技創新的溫床，富於創新精神的科學家們，立刻帶著自己的發明成果，紛紛成立自己的公司了。自1980年以來，來自美國高校的申請專利，實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對於這一現象，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瑪麗·休·科爾曼博士指出：很多人常常混淆美國大學為什麼熱衷於技術商業化、培育新公司、促進達成更多的專利和許可協議。這不是關於未來產生收入的一種承諾。它並非關於金錢、技術轉讓必須圍繞著我們的核心使命：分享觀點，分享創新，從而增進社會財富。“
所以在美國大學看來，《貝多法案》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大學學術研究，推動了學術研究的專利化。這種模式也提高了美國大學和個人收入，從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財富增長。在《貝多法案》實施後，MIT設計了技術許可辦公室，從此，專利技術許可成為了MIT技術轉移的標誌性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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