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正式发布，新华广播电台进行全文广播。“五一”口号共23条，被历史铭记的是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从此，“五一”口号响彻云霄，传遍华夏神州、传至寰球世界。
盛赞：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作出热烈响应
香港，是美丽繁华的东方明珠。自1946年国民党悍然发动中国全面内战，特别是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以后，这里成为许多民主人士的避难之所。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除国共两党外，李济深、张澜、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于此。他们经常聚会，谈论国家政局。
“一石激起千层浪”。“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出了响应。其热烈程度，可能连中共领导人也未曾完全料想到。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简称“五五通电”），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易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此后的5月至7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还以组织名义发表宣言。这时，中共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提供了重要的阵地：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并于同月22日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号召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坚持反美反蒋争取解放》为题公开发表；5月24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不仅座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发表；6月9日，《致公党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号召海外同志加紧努力，拥护中共领导新民主革命》发表；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发表；6月17日，《农工民主党发表宣言——团结群众进行斗争 努力争取召开新政协》发表；6月25日，《推动新政协运动——国民党革委会号召同志接受中山遗教继续奋斗》发表。
与香港民主党派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公开响应不同的是，在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只能“悄悄”的做出响应。5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上海、九三学社在北平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赞同“五一”口号。
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体系中的各民主党派都表了态。其语言表述尽管各有不同，但观点和态度基本一致，就是赞同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号召本党派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新政协会议，参与组建联合政府。
时光荏苒，岁月葱茏。72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绽放了异样的光彩。
但也毋庸讳言，经历过民主主义革命的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多已逝去，新中国建立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些民主党派成员，缺少了民主党派前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切身感受，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共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也因时间久远难免缺乏深入全面的学习研究，不免会产生一些模糊的认识，主要“观点”是：“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虽然发表宣言响应，但并没有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到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这才表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同舟共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团结合作
一部中国现代史，可以说就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大党尖锐斗争的基本格局下逐步孕育、产生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对民主党派多是压制迫害；共产党坚持民主联合，对民主党派一贯是团结帮助。可以这样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一方面表现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影响和帮助，一方面表现在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共同谱写了同舟同济的美好篇章。
民主党派受共产党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其领导人，均是社会知名人士，大多为军政要员或学界名宿，一般自视甚高，但与共产党接触后，莫不折服，进而转变了思想。
1938年1月，乡建派领袖梁漱溟对延安进行了访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其间，梁漱溟与毛泽东就中国局势与前途进行了多次交谈，其中包括两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向梁漱溟论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令梁漱溟深为折服，“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这次谈话，从此改变了梁漱溟对中共的成见，转而与中共保持合作，成为中共的朋友。
1945年7月，为防止内战爆发、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冷御秋、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访问了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突破国民党政府的图书审查制度，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写出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与收获。该书前后总共发行10万多册，让“各地老辈和海外华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敬可爱，而并不是可怕”。黄炎培后来还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找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如沈钧儒、章乃器等民主党派成员，就是通过这些有着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共产党人逐步了解、认同、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不仅从思想上去影响团结民主党派成员，更是从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上提供支持帮助，为与民主党派联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打下了组织基础。
1941年2月，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重庆玉皇观聚谈，表示支持各党派联合起来，“莫被各个击破”，对他们联合起来成立民主政团同盟深表赞同。最终，推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3月19日正式在重庆成立。10月28日，中共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支持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并将之视为民主革命的生力军。
1941年夏，在周恩来提议下，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进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5年9月，毛泽东邀约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吃午饭叙旧谊，鼓励他们把九三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最终，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中共地下上海局书记刘晓，指示地下党员梅达君、赵朴初帮助开展人员联络工作。
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影响和帮助中，民主党派一步一步向共产党靠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1月，黄琪翔、章伯钧等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反帝抗日宣言》，成为第一个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民主党派。12月，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公开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政治纲领》，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大行动纲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斗争。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都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提案，促使本次参政会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并决定组织“宪政期成会”。这次会议被称着是“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全国的民主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具体目标，更使中共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使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董必武、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等四百余人在重庆隆重集会，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次年1月15日，民盟发表宣言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该宣言在26日的《新华日报》登出后，这天的报纸“卖到200元1份”，可见民意所在。
1945年8月至9月，国共举行重庆谈判。宋庆龄、张澜、柳亚子等民主党派领袖，积极支持中共的主张。毛泽东还称赞张澜“老成谋国”。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举行。共产党、民盟和其他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民主人士并肩战斗，推动会议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议案》，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和独裁政策。这是国民党的失败和人民的胜利，是共同斗争的结果。
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最容易认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天下归心：民主党派公开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平曙光已现，全国人民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国共两党摈弃前嫌、组织各抗日党派建立联合政府从而和平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但很快，作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发现，他们所有艰辛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作为政治协商会议成果的《双十协定》，被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民主党派所渴望实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化为泡影。
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围攻中共中原野战军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民主党派渴望的和平化为泡影。
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 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次年4月18日，蒋介石导演了“改组政府”的骗局，把背叛政协决议的青年党、民社党以及少数所谓社会贤达拉进政府，宣称改组后的政府已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府”，民主党派组建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愿望化为泡影。
民主之路已绝！国民党对民主党派便不再“客气”了：
1946年2月10日，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当天，民盟、民建、民联等33个团体1万多人，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指派特务捣乱会场，大打出手。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等受重伤；马寅初、李德全等挨拳脚；沈钧儒遭围攻。
6月23日，制造“下关惨案”。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围攻施暴以马叙伦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达五个小时，打伤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人。
7月中旬，制造了“李闻惨案”。11日，刚刚在“较场口血案”身受重伤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15日，闻一多惨遭暗杀。
1947年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
11月6日，在国民党蒋介石强迫下，民盟以张澜名义发布《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被迫宣布自行解散。
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和平之机陡现的一段时间里，基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展开，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好像“走出”了一条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只是一条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