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火烧云
韩愈身处中唐时期，这一时期，散文受到六朝浮靡之风影响，言辞绮丽却言之无物。当时的社会，盛行骈体文。这是一种过于拘泥于形式与华美词藻的一种问题，讲究声律对仗，却空洞无实。韩愈则推动秦汉时期的散文形式，讲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既要文风古朴，又要有独创性，能反应现实。
他的坚持，让世人让步。让古文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推广，最后形成集体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成为一场影响到宋代的文学运动。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这场唐代的“文艺复兴”。
另外韩愈生平独尊儒术，排斥佛道两家，也是后代儒生极力推崇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最大的福分应该就是后世有个号称五千年第一全才的苏轼给他往天上捧。苏轼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在思想文化方面，韩愈主张复兴儒学，认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就必须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支柱，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尤其反对佛教。他认为，儒学纲领是仁义道德，这既是先王之道，也是先王之教。在道德规范方面，他把仁义与道德并提，基本内容是仁义。他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历代圣人相互传授的传统，排出儒家圣人的序列，以表示儒道源远流长，有传承的系统，居于中国历史上正统地位。他特别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孟子之后,圣人之道无人继传。他鼓起任道的勇气，想要挽救先王之道，再兴而传。故称韩愈为“重振儒学的卫道者”。其道统学说的建立， 加强了儒学在民族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意识。
他的人生，他的阅历，他的文章，给世人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韩愈。他不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说大家都说的话，不写大家都写的文章，特立独行却又不甘平庸，影响了后世越来越多的人。
金兆鑫
-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
- 韩愈.巜与凤翔刑尚书书》，确定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专长，精通六经百家之学。穆宗长庆时，因奉命宣抚平息镇州兵变有功，升任更部侍郎。
- 韩愈平常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思想上尊儒排佛，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了人性三品学说。在其所著《师说》一文中，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并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著名观点，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 在文学上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的观点。在作品方面，他以奇诡为长。韩愈的诗歌、散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列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文豪苏轼称他是“道济天下之弱，文起八代之衰”，称其为“泰山北斗”。
韩愈一生的成就深得后世人的尊敬，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就是被后代推崇备至的原因。
冷雨似箭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韩愈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在宋代儒家眼中韩愈的地位只在孔、孟之下。
韩愈在儒学式微，而释、道盛行之际。在《原道》一文中呼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翻译成现代语言；不阻止现在盛行佛，道，儒道就不能很好的发展，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与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韩愈在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韩愈敢讲真话。他虽然推崇儒家的观念。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大胆的对于当时孔，墨学派之争做出了最好解释。但是未免对于他尊崇的儒家理论有抵触。而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这也是他能够有如此高成就的原因之一。
古代人民基本分为四类，即士大夫、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称为四民。韩愈在《原道》中称现在则为「六民」，即四民加上和尚、道士。那为什么韩愈认为和尚、道士是君，民之害呢？
论述佛，道对于君王与老百姓的危害
1；和尚道士不事生产，占据社会资源
在劳动人口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出家的和尚、道士越多就导致劳动人口越少。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六民中有农民耕种务农，为其他五民提供生存基础。手工业者为其他五民提供器具，商人使得物资流通，互通有无。士大夫与统治阶级则维持社会稳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和尚、道士成为社会之局外人员，专注于求仙问佛，不事生产，空占据社会资源而不付出。因此社会上出家的人越多，底层的平民受到的盘剥则越多，对社会的损害则越大。
2．不孝父母、
在古代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不同人之间的交往准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纽带与社会运行的法则。而出家的和尚、道士，抛弃了父母养育之恩，也不遵守君臣之道。自己遁入清净之地，享受寂灭之静。
3；不遵儒家礼乐制度
和尚、道士的出家修道，不顾在家父母的老、病、死。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皇族的统治。严重违反了儒家的理论，儒家是非常强调孝的，子曰「父母在不远游」。
4；不事君臣
和尚、道士不用遵守世俗的礼法。不参军，不种田，不事生产，不服徭役这对于国家社会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僧尼绝育，对国家来说，人口是一种国家重要资源，影响国家的统治基础。对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一大挑战。
韩愈凭什么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
苏轼很少于人褒扬，但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韩愈推重备至，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颂语。如实的说「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是担当不起的。但如果从文学角度立论，则「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语，韩愈却是受之无愧的。
所谓「八代」即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实际上主要是指两晋六朝这个骈文鼎盛的时代。说到「骈俪」，本身就包含有排比、对偶、美丽等意思。在辞句方面，它基本上采取对偶的形式。在词藻方面，它讲究华丽与铺排。为了加强文章吟唱的抑扬顿挫，它还讲究声律。
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中，骈文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原因及历史贡献的，笼统说它是「八代之衰」，是后代古文家的夸张说法，并不完全客观。但如果是针对后来渐趋极端的骈文末流，却也自有一定的道理。
骈文大盛时不管与内容是否相符，几乎是无文不骈，无语不偶，过分的追求雕刻，违反了语言的自然习惯，走向了形式主义的歪路。成为贵族阶级无病呻吟的装饰品。导致了文学的堕落。
韩愈的「古文」，在反对八代的斗争中，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从思想内容上看，它多数是比较密切地联系现实的；从形式上看，它彻底摆脱了六朝以来骈俪文的束缚，用纯净的散句单行的形式来写作，文气自由通畅，使人耳目一新。
「文起八代之衰」是说他力挽狂澜，变六朝骈文的衰败气象为「古文」的兴旺发达，为我国古典散文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散文的历史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历史的重担为什么落在韩愈的肩上
对于骈文这一不良倾向，在唐代文坛就有众多反对者。如王勃等初唐四杰也曾经思革其弊，但是因当时人微势薄，难有建树。无法跳出骈俪文学的窠臼。而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古文运动的先驱者，虽然也曾大力提倡古文以反对骈文，并在理论上对骈文文学给予猛烈的攻击，但却影响甚微。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在以下几方面，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
1；西魏时期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都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终于失败。
韩愈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而摆事实，讲道理是韩愈的强项。毛泽东曾经评价韩愈做；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所以韩愈的理论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于是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2；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那些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连屈原的辞賦，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
比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就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3；善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韩愈不仅有高明的理论，更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像磁石吸铁钉一样，吸引了古今的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
4；韩文之所谓「古文」，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文体。而是要求象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用接近当时口语的文学语言，为「古文」能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质是为文学革新服务。韩愈把先秦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
韩愈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写的《讳辩》，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古往今来，大多数文章天才在都很难两全。韩愈不同，他两者皆有大成。韩愈的官做得不小，吏部侍郎，副部级干部。死后更被追赠为礼部尚书，正级。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