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广记》里有这么一个段子，挺有趣：
说清代有两个少年，一个是县学教官的儿子，一个是县丞的儿子，某天二人打架，县学教官的儿子打输了，回家哇哇大哭。县学教官的夫人抱怨道：“咱家儿子天天吃豆腐，县丞的儿子却天天吃肉，咱儿子哪里是人家的对手啊？”
教官听了这话很不以为然，安慰他们娘俩道：
“不要着急，等祭祀完了孔子，咱吃了祭祀用的猪肉，我儿就有劲揍他了。”
听起来是个笑话，想一想又不可思议：一个县学教官，堂堂公务员，竟然只能等到吃祭祀用的猪肉，难道平时没有肉吃吗？
在很多人印象中，古人的生活基本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像梁山好汉那样的随性潇洒。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古典名著，我们会看到，古代普通百姓确实很难吃到肉。
还记得《范进中举》的那个场景吧？范进中了秀才，他岳父胡屠户拿着一副大肠来道喜，范进母子“千恩万谢”。及至范进中了举人，胡屠户的礼物升了级，却也不过是“七八斤肉”而已。可见那时肉有多金贵。
胡屠户还心疼女儿：“（嫁来）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可能会有人不理解：即便家再穷，怎么可能十几年没吃过肉呢？甚至连猪油都没吃过两三回？
其实，范进一家没怎么吃过肉，一方面是肉太贵；再就是做肉用的佐料，对范进来说是天价，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
比如胡椒就是标准的奢侈品，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土匪绑了票都可以用胡椒当“赎金”。中国的胡椒价格自然也不菲。唐宋年间形容某人家有钱，则会说“胡椒八百石”，就是形容他家钱多。
明中期以前，官员的俸禄也常用胡椒禄米，一斤胡椒能兑换六石禄米，相当于700多斤大米。
在《金瓶梅》里，李瓶儿的私房钱就有不少胡椒，她的这些私房钱连同胡椒，一共卖了380两银子，在当时可以在阳谷县购置两套宅院。
不仅胡椒，食盐在古代也是硬通货。明朝每斤食盐1.5钱银子，明末则涨到每斤5钱。正因为这么盐太贵，多数穷人家“一生茹淡”，可能有的人到死都没吃过几次盐。
同样昂贵的还有酱料。古人食盐昂贵，应该不会像我们今天那样用盐来做大酱。但富人家常吃的“玫瑰酱”“枸杞酱”等调料，仍然是奢侈品，一般人家根本不敢奢望。
酱料都贵，食用油就更不用说了，明清年间很多油品，比如猪油、菜籽油、麻油等，大多价格高昂，只有富人家能吃得起。
因为吃不起油，明清时期的穷人家常用点灯的“臭油”做菜做饭。有连臭油也用不起的，只能用煮出来的米汤炒菜——这似乎除了给菜增加一些黏度以外，起不到任何调味的作用。
这样看来，范进的岳父说自己女儿“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的哀叹，应该是真事。
油贵盐贵调料贵，在这样的条件下，穷人家有块肉又能怎样？除了用白水煮食，还真没有别的花式烹饪方法。于是，范进“叫浑家把肠子煮了”，就是直接用白水煮了而已。那味道，估计我们没有谁能吃得下吧？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肉，古人想吃一顿肉有多难？
《东周列国志》里有一个故事，郑庄公请颍考叔吃蒸羊，考叔却只是割了一些肉包好放进袖内，并告诉庄公说，自己的母亲天天在家吃野菜，从未吃过肉，要把肉带回去孝敬她。不管考叔是不是有意行此“怀肉计”，起码庄公信了，说明考叔家确实很难吃上肉。
而战国纵横家张仪也曾感慨：“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就是粗米就野菜汤下饭。孟子还有“七十可以食肉矣”的说法，表示人活到七十岁很难得，应该有资格“卖个老”，吃上一口肉了。
要说明的是，由汉及宋，牛马等大型牲畜属于生产物资，政府严禁私自宰杀。像《水浒传》里动辄“切二斤熟牛肉”的场景，不知是作者杜撰，还是南宋已经开禁了？
唐宋时期，即便像富人家常吃的羊肉，每斤也贵达900钱，以至于南宋外交家洪迈都感慨道：“俸薄如何敢买尝？”
有俸禄的官员嫌钱少，不敢买；那没俸禄的穷苦百姓恐怕连想都不敢想了。所以，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就算在“中兴”和“盛世”的年代，一辈子没吃过几次肉的老百姓也大有人在。
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典型的像南宋，士大夫们甚至已经不愿意吃猪肉，嫌脏；正因如此，被贬湖北黄州的苏东坡才有机会研制出东坡肉，因为猪肉比较常见了。
当然，常见不代表都能吃得起。万历年间，桑园的民工每年有工钱折合白银2.2两，而猪肉每斤值银1钱6分，上等羊肉每斤1钱2分，一年工钱大概只能买20多斤肉，想吃的话还真得咬咬牙。
当代作家刘绍棠在其散文《榆钱饭》里回忆道：“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透过文字，我们仿佛能感觉到作者看到家乡变化的那种欣喜之情。
从去年开始，我们猪肉的价格就高涨不下，后虽经国家调控有所回落，但仍比之前高了一倍多。不过，相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何况虽然贵了些，市面上并不缺肉，我们多数人也还是吃得起的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