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死21伤
这是倒在李晓明枪口下的数字。
30位受害者的名字、年龄、性别对李晓明来说不重要也没所谓，因为这是无差别杀人。
如果子弹再多一些，倒下的应该还有更多的数字。
变态杀人魔，这个词放在他身上，毫不过分。
死刑，是受害者家属的期盼，是媒体和民众的呼声，当然，更是法律公正的判决。
那对于变态杀人魔的家属而言呢？
他被执行死刑之前的两年，日日夜夜，他的父母和妹妹，反复对着自己、对着墙壁、对着空气追问：为什么？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晓明拒绝他们的探视。与律师的几次见面，也是冷酷无情，对作案动机只字不提，只决心等待死刑应约而至。
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答案除了他自己，再无人知晓。
妈妈说：也许当初让他去学了自己喜欢的机械专业，他就比较不会这么不开心。
爸爸说：那也没用，就不该让他念这么多书。
妹妹说：最后一次跟哥哥聊完天，她约哥哥去看电影，哥哥只是问了她是哪家电影院。要是当时她能多跟哥哥聊会儿天，是不是哥哥就会打消这个念头。
他在被执行枪决前，留下短短几行字的遗书里说：坚持要做一件大事，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做了我觉得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应该也是一样的选择。
死刑，也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用完结9个陌生人生命的方式，来完成自己要做的大事，最后再把自己的生命亲手献祭。
如果不是鲜血淋漓的9+1条生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起难以理解动机的刑事案件，他态度坚定得简直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场行为艺术。他用这种极端残忍血腥毫无人性的方式，借助媒体和公众的力量，完成了对自己的“造神神话”。
这是一部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开篇故事，还原真相的过程，字字句句都在拷问观众：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李晓明在电影院扫射观众时，子弹面前，每个在场的人是死亡还是生还，凭运气。我们每一个人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类似李晓明事件时，都有可能无辜丧命。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是根据“521台北地铁杀人案”改编而来。
真实案件中的凶手郑捷为了“做大事”，为了寻求先被注射麻醉剂再枪决，可以大幅减轻痛苦的死亡方式，2014年5月21日，在一列班车上，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刀具，无差别选择杀人对象，平均2.6秒砍一人，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最终他如愿被判处死刑。
反过来想，一个普通人去作恶，中间又隔了多远的距离呢？
可能只需要一句狠毒的咒骂，就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只需要一次再一次的挫败，就能造成绝望之堤崩溃，让人起了歹意和作恶之心。
这些事例在新闻和各种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中并不少见。
可是不拿刀就不算作恶吗？不流血就不算伤害了吗？
更普遍的情况可能是披着网络的马甲，肆意发泄情绪网络暴力他人，千言万语从四面八方凝聚成看不见的凶器，刺向一个陌生人的要害。
因为这样作恶无罪，不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更有人作恶而不自知。如果真的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最多也只是闪过的一丝愧疚。
正如这部电视剧中，每个事件发生后铺天盖地的各种评论一样，也许只是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评指责，也许只是希望正义得以声张，熟不知，情绪占领高地时所发出的评论戾气逼人……
李晓明被执行枪决后，他的家人去认领遗体时被记者偷偷跟拍，隐匿了两年之久的李家人再次被扒光，置身于记者们的长枪短炮中，淹没在网络舆论的声讨和道德审判中。
他的妹妹冲到电视台追问：为什么要跟踪我？为什么要露出我爸妈住的地方？
她不明白，为什么哥哥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所有人还不放过他的家人。
走前，她抬头才看到，周围全是围观的人，脸上漠无表情，身后还有正在拍摄的摄像机，无比绝望。
她歇斯底里地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