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件珍貴的青銅器，名為秦公簋。據考，秦公簋，乃春秋時期秦景公時祭器，高19.8釐米，口徑18.5釐米，足徑19.5釐米。1917年出土於甘肅天水西南鄉間，初為時任甘肅都督的張廣建所藏，1935年張氏後人將其變賣，遂為北平書法家、收藏家馮恕購得珍藏。1950年，馮氏後人將其捐獻國家，藏於故宮博物院。1959年移交中國歷史博物館，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2003年，中國郵政發行《東周青銅器》郵票，全套8枚，其中第二枚主圖即為秦公簋。
作者：肖伊緋
秦公簋，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為春秋時期秦景公時作品，器身有銘文105字。
簋蓋及器身均作細小盤螭紋，雙耳上作獸首。簋蓋上有銘文54字，器身有銘文51字，共105字，字體與石鼓文頗為相近。蓋和器上又各有秦漢間刻款9字，故知此簋乃官物，在秦漢時曾被當作容器使用。銘文內容記載秦國建都華夏，已歷十二代，威名遠震；秦景公繼承其祖先功德，撫育萬民，武士文臣，永保四方，乃作此器以為頌。銘文均由印模鑄就，製作方法新穎，在古代青銅器中為僅見之例，開創了早期活字模印之先例。銘文較諸西周金文，字體稍短而多變化，實為秦石鼓文的濫觴。
因其獨特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時至今日，國內外諸多學者已對秦公簋作過研討和考述。羅振玉、王國維、馬衡、徐乃昌、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馬敘倫、於省吾、吳其昌、楊樹達、陳夢家、唐蘭、聞一多等均曾於其著述或論文中有所涉及。
去年底，“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展覽在上海寶龍美術館4號展廳舉行。此次展覽薈萃孫中山、廖仲愷、黃興、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胡適、陳獨秀、陳寅恪、王國維、羅振玉、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郭沫若等百餘位名人的翰墨手澤，可謂群賢畢至，星光璀璨。
此次展覽中，有一件羅振玉舊藏、王國維題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軸，是已經在國內展覽中第二次出現的“名品”了。此軸上一次現身，是在兩年前，時逢王國維誕辰140週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聯合國學研究院、檔案館、校史館、圖書館等單位，特主辦“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週年紀念展”，以志紀念。公立博物館與民間機構舉辦的兩次展覽，均有此軸展出，京滬兩地的觀眾對此應有較深印象了。
軸上手跡有王氏所題
上海展出的“羅振玉舊藏、王國維題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軸”，左下端鈐有兩方鑑藏印，依次為：“黃天才藏文物書畫”“半畝榕湖齋藏”。可知此軸曾由臺灣著名收藏家、鑑賞家黃天才所有，實屬遞藏有序、來路明確的“名品”。
王國維在秦公簋拓片立軸上的題跋
去年恰值“甲骨文”發現120週年。“甲骨四堂”中的“兩堂”，“雪堂”羅振玉與“觀堂”王國維的手跡，均在此軸之上，怎不讓人心懷追慕與珍重之意。“名品”既然再度現身，不妨再度品鑑箇中細節，追索其在歷史與學術價值方面可圈可點之處。
此軸中，羅、王二人手跡全文為：
1. 秦敦。辛酉冬，拓奉永觀先生親家清鑑，明年正月題記，上虞羅振玉。
2.右秦公敦藏皖中張氏，器、蓋俱全，銘辭分刻器、蓋，語相銜接，與編鐘之銘分刻數鍾者同，為從來吉金中所罕見，其辭亦與呂與叔考古圖所錄劉原父所藏秦盄和鍾大半相同，蓋同時所鑄。字跡雅近石鼓文，金文與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槃及此敦耳。虢槃出今鳳翔府郿縣禮村，乃西虢之物，《班志》所謂西虢在雍者也，此器及秦盄和鍾，敘秦之先世雲十有二公，歐陽公以為共公時作，薛尚功以為景公時所作，近羅叔言參事跋此敦復以為穆公時作，要皆在秦德公徙雍以後，此敦亦當從故雍城出，其地與郿西虢均西厺陳倉不遠，故虢槃與此敦文字均與石鼓相同，蓋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蓋九字乃漢初所鑿，如齊國差甗有“大官七鬥一鈞三斤”八字，均為至漢時尚為用器之證，亦他三代器中所罕見也。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餘，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
上述兩則錄文，即羅、王二人題於此軸上的兩幅手跡。羅氏手跡題在“天頭”上，王氏手跡則題在左側的“裱邊”上。立軸正中裱貼一幅王氏手書標為“敦蓋文二”的拓片，實為秦公簋器蓋邊緣一側刻銘的拓片。那麼，據此可以判定，此軸應為“殘件”，原件可能為秦公簋的“全形拓”+器身銘文拓片+器蓋銘文拓片，或者至少也應當是器身銘文拓片+器蓋銘文拓片的組合裱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傳世數幅秦公簋拓片“全件”來考察，這一“殘件”可能還經過重新裝裱，否則“敦蓋文二”不太可能居於立軸現在的位置之上。當然，這一“殘件”的核心價值還並不在於秦公簋的器形與銘文拓片是否俱全，而更在於王國維題跋的學術研究價值。
據羅振玉所題“辛酉冬”，可知羅氏曾於1921年末，將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國維鑑賞品題。至於跋中提及“拓奉永觀先生親家清鑑”，以“親家”相稱，乃是因1919年羅振玉三女兒羅孝純與王國維長子王潛明結親，故羅、王二人就此成了兒女親家。
因次年（1922）春節為公曆1月28日，“明年正月題記”，即指羅氏於1922年1月28日或之後不久題記。據此可知，王國維題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實為1922年1月18日。這一題跋時間，要早於後世研究者慣常以為的1923年8月前後。之所以有這樣的“經驗之談”，乃是依據後世流傳的所謂“遺書本”《觀堂集林》。
且說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內的魚藻軒前，自沉於昆明湖。為紀念其人其學，其友人羅振玉、弟子趙萬里編印遺著，王氏代表作《觀堂集林》均輯入，共計二十四卷。
後世讀者較易獲見的《秦公敦跋》一文，均出自這兩部“遺書本”。將《秦公敦跋》(定本)與直接題寫在秦公簋拓片一側的跋文“原本”相比較，不難發現文字措辭上的細微差異，以及研究結論上的微妙變遷，乃至一些重要歷史信息的增刪去留。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肅秦州”。“原本”中曾言“蓋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蓋九字乃漢初所鑿”云云，“定本”中則將那個器蓋刻銘中未曾識別的首字（即以□標示者），終於辨識了出來，稱其為篆文“卥”字，音“西”，同“西”字，實指“漢隴西縣名”，並據此又從《史記·秦本紀》中查考，將器蓋刻銘的年代改訂為“秦漢間”。諸此種種，都說明王國維在初次題跋之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對題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難解之處，續有考察並逐一完善，遂成此“定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跋“定本”刪除了“原本”中對秦公簋拓片來源的記載，還將題跋時間改為了“癸亥八月”，則頗耐人尋味。“原本”中末句所云，“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餘，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這一歷史信息一旦刪除，則很容易讓後世讀者及研究者誤以為王國維初觀初題此拓時為“癸亥八月”，即1923年9月中旬，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觀、1922年初初次題跋）。
王氏生前曾發表“跋尾”
秦公簋全形拓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羅、趙二人印行“遺書本”之前，王國維生前就正式發表過一篇《秦公敦跋尾》，時為1926年6月。
當時，這篇文章發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並不十分引人注目。可如今檢視，此文宛然已具所謂“定本”之基本，文本細節上的差異也頗可玩味。
《秦公敦跋尾》一文，與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文本內容上幾乎完全一致。偶有個別字的差訛，或可視作在刊印過程中的手誤，而並非作者之誤。
通覽《秦公敦跋尾》一文，刊發時有明確的標點斷句，且標點斷句十分準確，幾無一處差訛，或可揣測為王國維本人親自標點斷句，方得此種效果。另一方面，此文與《秦公敦跋》相比較，最為重要的差異，乃是末段“並記”，為今傳“定本”所無，甚為寶貴。
這一段“並記”的內容表明，王國維早已確證秦公簋器、蓋內部的銘辭為“範鑄”。且一字一範，為鑄此銘，竟計有百字百範之多，已可視作中國古代活字之祖了。
此外，還需說明的是，《弘毅》月刊於1926年5月創刊於北京，由北京清華學校弘毅學會總會月刊社編輯部創辦。此刊停刊於1927年，目前已知者計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共8期。
發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該雜誌第1卷第2期，發刊時為1926年6月。此時，王國維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弘毅》月刊上發表文章，乃屬順理成章之事。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王國維為秦公簋題跋的“版本”，也至少可以確證為三種。
遺憾的是，羅、趙二人印行“遺書本”前，可能均未曾看過《秦公敦跋尾》一文，否則不可能在印行之際，將王國維生前發表的那一段“並記”遺漏。
在為自己收藏的羅氏所贈秦公簋拓片題跋之後不久，王國維可能還曾為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題跋，且這一題跋，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來源所在。
從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致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馬衡將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國維。無獨有偶，在陳乃乾於1930年輯印的《觀堂遺墨》（二卷本）中，還輯有王國維為徐乃昌（字積餘，號隨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題跋一紙（題於“癸亥二月”，即1923年3月17日），這就意味著，除了自留的“初題”與可能為馬衡的“二題”之外，王氏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題跋出現了。
王國維為商議題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顯示，王氏為古器拓片題跋，不僅有著嚴謹精審的學術標準，對拓片裝裱以及題跋位置也有著周密考慮。他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題跋，實為單獨題寫的一長條紙本，這樣做對於徐氏將之與拓片一同裝裱，則更為便利。
羅振玉“拙”中尋得秦公簋
秦公簋的面世，頗具戲劇性。其收藏者張廣建一度對秦公簋不以為然，直到被羅振玉發現其中文字，才得以名聲大振。
羅振玉等題傅增湘藏秦公簋全形拓（局部）
據羅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國維信中雲，當時羅氏赴甘肅公幹，時任甘肅都督的張廣建向其展示藏品，羅氏覺得“無甚奇品”，卻“無意中見一至寶”。原來，“張頗儲銅器，率無可觀，弟問以甘肅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張所以不見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絕，中有‘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製作”。
看來，秦公簋原藏者張廣建，起初並不覺得此器有何特別之處，甚至還因其“形至拙”，而不願意拿出來讓羅振玉品鑑。由此可見，羅振玉確實是“無意中見一至寶”。
隨後，羅振玉“與商拓墨，初甚吝，後介一拓工，強請之，乃拓三份，彼留其二，以一本見畀”。可見，經羅氏鑑定之後，張廣建獲知秦公簋具有獨特價值，連拓片也不願意贈予，好不容易在“強請之”的情況下拓了三份，只贈了一份給羅氏。
得此拓片之後，羅氏告知王國維，“昨匆匆草一跋尾，當寄與易墨本二三紙，當可必得，得後當奉贈其一也。先將所得一本奉覽（海內孤本，幸鄭重收貯），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將來流傳必少，何不影照付《亞洲學術》，印之卷首，以流傳之（須照原大，不可縮小）”。
羅氏計劃將其為秦公簋拓片的題跋，寄呈張廣建，希望以此再換取拓片“墨本二三紙”，“得後當奉贈其一”，即轉贈其中一份給王國維。不過，在達成這一計劃，寄呈張氏之前，羅氏先將那一份僅是的拓片與題跋寄呈王氏，建議其將拓片影印下來，交付《亞洲學術》印出，以供流傳。此後，羅振玉於1921年11月27日致王國維信中又稱：“秦敦拓本存尊處者即以奉贈，影照後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
可能因某種原因，羅氏後來又獲得了張氏奉贈的多張拓片，不必再將先前寄呈王國維的那一份拓片索回，所以就直接留贈給了王氏。正是在獲贈此拓之後，王氏為之題跋，並於跋尾鄭重署記“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餘，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
事實上，羅振玉先後所獲張廣建所贈秦公簋（敦）拓片，應有相當數量，馬衡、徐乃昌所藏者，可能都來自羅氏轉贈。隨著這些拓片與題拓的流傳，秦公簋盛名遠播，向原藏者張氏索求拓片者，也絡繹不絕，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員。據筆者所見，存世尚有一件羅振玉於1926年題“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即為傅增湘所藏，此件有鄧邦述、陳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題跋。
青銅器的“銘”文之寶
青銅器，古時稱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門類之一。儘管在不同歷史時期，學者對其研究的側重點不同，綜觀來說，不外乎五個關鍵字：形、花、銘、工、皮。以科學考古學視角來看，分別對應造型藝術、裝飾紋樣、銘文書法、冶鑄工藝、腐蝕機理五大研究角度。秦公簋就屬於銘文書法之列。
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有深遠的歷史背景，是青銅器研究的重要構成。一方面，青銅器銘文因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而顯得極為珍貴；另一方面，銘文是當時語言的載體，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資料，故十分重要。由於我國的學術界素來保有重視典籍的優良傳統，經過對銘文長期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銘辭學。更值得一提的是，青銅器銘文也是書法的載體，成為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楚王鼎
國家博物館收藏了不少青銅器，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冊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銘文的青銅器。
楚王鼎直腹，底微圓，雙長方形耳，三獸形足外撇。蓋上有環和三個變形的鳥狀鈕。器中部有弦紋一週，弦紋上滿飾細密變形的渦紋。在器口、蓋內、腹部刻銘文64字，說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繳獲的兵器鑄成的。
楚人是華夏族南遷的一支，興起於荊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南方的諸侯國，其國君為熊氏。楚國都邑曾幾經遷徙，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為避秦國威脅，將都城遷至壽春（今安徽壽縣），經歷考烈、幽、哀、負四王，於公元前223年被秦將王翦所破，楚亡。
西周中期的六年琱生簋通高22.2釐米，造型別致，甚為罕見。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國，現藏耶魯大學博物館，較此完整。六年簋器底鑄銘文11行105字，內容與五年簋前後銜接。記述琱生在涉及田地的訴訟中，為贏得官司而請求召伯虎幫忙的事情。據銘文載，六年四月甲子這天，身為周王重臣的貴族召伯虎突然親自駕臨琱生家中，對琱生說，告訴你個好消息，你拜託我的那場官司的事，如今我已經替你擺平了，你大可放心好了。琱生聽了召伯虎的話，如釋重負，頓時眉頭舒展，立即命家人擺酒設宴，款待召公。宴會上，琱生將家藏的一件價值連城的玉璧贈予召伯虎以示感激。由於兩簋銘文都提到召伯虎參與其事，過去曾將其命名為“召伯虎簋”，實際上作器者為琱生，因而訂正為“琱生簋”。
作冊般甗
作冊般甗(yǎn)是商代後期青銅器，內壁鑄有銘文3行20字。商代末年，即商王帝乙、帝辛兩代，曾長期與東南的夷人部族發生戰爭，作冊般甗銘文中所謂“王宜人方”即指此事。
西周天亡簋，舊稱“大豐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郿縣（今寶雞市眉縣），後輾轉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周天亡簋為四耳方座簋，高24.2釐米，口徑21釐米，底徑18.5釐米，為西周盛食器。器內底鑄銘文8行78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物，同時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銘文記錄了周武王姬發在伐紂滅商後舉行祭祀大典，祭奠多虧祖先和父親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紂成功，確立周朝的統治地位。
蔡侯申尊是春秋蔡昭侯時期青銅器，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器體似觚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狀，周緣外翻而平張，下腹部凸起，飾饕餮紋。器內壁鑄銘23行95字，記述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蔡是叔度的封國，後因叔度參與叛亂，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時改封叔度之子胡於蔡。春秋時期，蔡為小國，處於吳國與楚國之間，經常受到楚國脅迫，於公元前447年為楚國所滅。銘中語句“敬配吳王”，是蔡、吳兩國通婚的證明。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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