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点：浅谈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帝的好处是什么？减少“工作“”流程
1622年努尔哈赤任命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可以参与国政讨论，1623年又任命八人负责监督皇子，以防他们密谋造反。可是当皇太极登上皇位时，他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同治理天下的制度，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也增加了许多。1626年，又任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与议政。1637年皇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主要责任是 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满族里面一些贵族的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于皇帝来说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的作用也很渺小，因此它并不能充当清朝政府决定任何事件的角色。
努尔哈赤铜像
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这个机构就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朝政府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全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建立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
金銮殿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全然不同的。
北京国子监
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是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管外交与军务，他们是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
故宫雪景
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皇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 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职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徙京城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
摄政王——多尔衮
后来，有两个新的职位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京城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 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都必须学习明朝传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皇帝批准后实施。其余衙门要配合六部工作上奏奏章。
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他们的奏章可以直接送到摄政王那里，以致于皇帝的奏章愈来愈多。然而，各省高级文武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矛盾也更多。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无论军事要务还是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
商丘古城
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许多公文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 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为属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的调整，这一点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各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特别像一些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各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进而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总结
无论在哪个朝代皇帝都想掌控全局，“议政王大臣会议”表面来看是公正公平，真正的掌控者还是皇帝，这也许就是清王朝很快就败落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