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31日，我們統計了2020年已上市的54只可轉債，上市當天無一隻可轉債跌破發行價，如中籤上市首日即賣出，平均收益20%左右。而2019年上市的107只可轉債，上市首日賣出後的平均收益只有10%左右，其中破發率12%。”一位不願具名的券商投資顧問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雖然可轉債的規模和量級與股票交易相比較小，但它的T+0交易，無漲跌幅限制，以及交易手續費低且無印花稅等特點，促使可轉債交易的投資熱情在今年持續高漲。如今可轉債卻遭受著內外承壓，一方面轉股溢價率持續攀升，導致可轉債的投資機會降低，另一方面定增的鬆綁也讓主力資金流出可轉債市場，而部分遭熱炒的可轉債則是遭到了監管部門的當頭棒喝。
可轉債遭遇定增分流
“2019年已發行可轉債總規模為2413億元，同比增長206%，二級市場上可轉債總數量為190只，債券餘額總規模為3374億元，可轉債數量和債券餘額總規模都處於近十年來的最高位。我們預計2020年可轉債發行量在千億元級別。”這是光大證券在2019年底對可轉債市場做出的預判，並認為在2020年可轉債投資的多種收益中，確定性較強的是打新收益、正股漲幅帶來的收益和轉股價格下修的收益。
雖然可轉債在今年收益水平與市場熱度高漲，但《證券日報》記者查詢東方財富choice數據發現，今年一季度可轉債的發行規模約為500億元，而去年同期雖然只發行了30只可轉債，但發行規模卻達到900億元。與去年相比，今年的可轉債發行數量雖多，但資金規模呈現萎縮狀態，在今年上市的可轉債中，只有東財轉2的發行規模達到73億元，其次是希望轉債發行規模為40億元，其他可轉債的發行規模普遍在20億元以下。
申萬證券研究所首席市場專家桂浩明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可轉債規模降低的很大原因來自定增鬆綁。再融資新規於2月14日正式落地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200家公司發佈或修訂定增預案，定增融資額也超過4400億元，遠高於去年同期水平。可轉債的再融資地位存在被動搖的可能。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17年至2019年是可轉債的政策窗口期，因為這段時間定向增發受到了嚴格的監管控制，使得可轉債成為公司融資的重要手段。然而隨著今年再融資新規出臺，定增市場已經開始回暖，這讓可轉債從再融資工具變為一些投資者眼中的炒作工具。
可轉債投機遭監管層棒喝
“如果說前期可轉債市場的暴漲和正股股價的走勢具有關聯度，是正股在可轉債市場的投射，近期的一些信號卻表明可轉債的炒作邁向了更加誇張的階段，開始脫離正股行情，自成體系。”上海邁柯榮信息諮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徐陽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徐陽認為，投資者對可轉債的追捧，主要原因是可轉債“債券+股票期權”的股債雙重屬性，這種可攻可守的特性在近期股票市場波動較大的行情下更加凸顯其彈性。
然而正是這種“可攻可守”的天然特性，讓可轉債的投機炒作氛圍越發濃厚。新天轉債在3月16日創出單日漲幅95.51%紀錄，在3月19日晶瑞轉債換手率超過8000%、凱龍轉債換手率也接近5000%，可轉債市場頻繁創造交易紀錄。
對此，徐陽分析認為，可轉債的炒作除了股市波動因素外，其T+0交易便利性和遊資系統性參與，以及可轉債套利的模式被越來越多投資者熟悉，都助長了投機風氣，尤其是一些債券盤面較小，更容易被資金炒作扇動。
董登新說：“機構投資者更願意參與定向增發，而且在融資規模上，定增融資的額度也遠高於可轉債。但對於中小投資者來說，他們很難參與定增市場，卻可以參與可轉債投資，純債價值可以看作可轉債的保底價，股價下跌時有純債價值的保護，下跌幅度不會太深，而股價上漲時轉債價格跟隨上漲，如果碰到個股牛市行情，會有很不錯的收益，導致可轉債的投機屬性越發明顯。”
在3月20日滬深交易所點名關注轉債市場以來，上交所將可轉債交易情況納入重點監控，對影響市場正常交易秩序、誤導投資者交易決策的異常交易行為及時實施自律監管；深交所也表示對近期漲跌幅和換手率異常的新天轉債、橫河轉債、模塑轉債持續進行重點監控，並及時採取監管措施。
“目前來看轉股溢價率不斷擴大，轉債性價比也在逐步降低，而基金是可轉債增持量最高的機構，他們主要以中線投資為主，大多數基金不會非理性的投資高價格且高溢價的品種，中長期高性價比的轉債投資策略才是基金的首選。”桂浩明認為，雖然當前可轉債市場投機氛圍較為濃厚，但其T+0等交易模式對整個A股有試驗田的價值，因此交易規則輕易不會發生改變。
針對投機炒作行為，桂浩明表示，一方面是監管趨嚴打擊遊資炒作可轉債，另一方面基金在可轉債市場正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基金公司的價值投資策略能夠促進可轉債市場的穩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