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奏邸之狱”：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舜钦“奏邸之狱”：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老张在路上

前些年，地方政府部门各省、市、甚至县一级和一些大的的企业单位都在北京设立地方驻京办事处，因过于泛澜，后来还专门裁撤清理驻京办。

其实，驻京办这样的设置，古已有之，不过在古代一般只有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汉代称“邸”，唐宋时称“进奏院”。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就在进奏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奏邸之狱”，也称“进奏院狱”。

01

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开头某集曹丹姝和闺阁姐妹聊天，谈起未来夫婿，有人用苏子美来取笑其中一位姓杜的女子。

苏子美正式出场，是他和韩琦下朝时的那个场景。苏子美本来是坚决反对仁宗在苗氏生产之前给其升位份为昭仪，而仁宗却偏偏让苏子美写册书，韩琦为此还调侃了苏子美：“你不就等着我说一句，官家赶着要，又只给半日时间，欧阳永叔不在，论文采风流，文思敏捷，还是要指着你啊。”

电视剧到了第四十多集时，演绎了“奏邸之狱”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正是苏舜钦。

电视剧中借韩琦之口说苏子美是“文采风流，文思敏捷”。历史上真实的苏子美无愧于这八个字的评价，而且往往还加上“状貌魁伟”四个字。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苏舜钦（字子美）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一个官宦之家。

苏舜钦的爷爷名叫苏易简，字太简，四川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初为将作监丞，后任升州通判，又迁左赞善大夫。淳化二年（991年）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充承旨（为皇帝拟圣批）。贾黄中、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同时拜翰林学士，扈蒙云：“五凤齐飞入翰林。”

不久，苏易简知审官院，改知审刑院，掌吏部选，迁给事中，参知政事。当上副相时，苏易简年方35岁。

苏易简性好嗜酒，太宗多次劝诫，并草书《诫酒》、《劝酒》二诗，令其在母亲面前朗读。

至道三年（997年）苏易简因饮酒过度去世，时年39岁，赠礼部尚书。

苏易简死后，“三子，曰宿、曰寿、曰耆，大中祥符间，皆禄之以官云。”

苏舜钦的父亲名叫苏耆，字国老，是苏易简的小儿子，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女婿。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以父荫为宣节校尉。逾年，授秘书省正字。真宗时改奉礼郎。既冠，举进士，后一年赐及第，知乌程县。改知开封县，迁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西转运使，移使河东、两河、陕西。仁宗景佑二（1035年）年病逝，享年49岁。

苏耆的父亲苏易简、儿子苏舜钦、苏舜元被后世称为“中江三苏”，又称“铜山三苏”，因为此三苏的祖籍地是梓州铜山，又称“北三苏”，主要区别于“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

苏舜钦虽然家世显赫， 22岁时以父荫补太庙斋郎，但苏舜钦和别的官二代三代不一样，他并不是靠祖荫获得声名和地位的。

苏舜钦成名早，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21岁的苏舜钦就与穆修、尹洙、欧阳修等人交游。他不受当时浮艳文风的束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在诗文革新方面，对同时的许多作家有过积极影响。欧阳修《苏学士文集序》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高度推崇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先行地位。

苏舜钦为人豪放不受约束，喜欢饮酒。元·陆友仁《研北杂志》记载了苏舜钦一个有名的故事：他在岳父杜衍的家里时，每天黄昏的时候读书，并边读边饮酒，动辄一斗。岳父对此深感疑惑，就派人去偷偷观察他。当时他在读《汉书·张良传》，当他读到张良与刺客行刺秦始皇抛出的大铁椎只砸在秦始皇的随从车上时，他拍案叹息道：“真可惜呀！没有打中。”于是满满喝了一大杯酒。又读到张良说：“自从我在下邳起义后，与皇上在陈留相遇，这是天意让我遇见陛下呀。”他又拍案叹道：“君臣相遇，如此艰难！”又喝下一大杯酒。杜衍听派去探看的下人汇报后，，大笑说：“有这样的下酒物，一斗不算多啊。”

（杜衍）

苏舜钦以书为下酒物，其豪放直率可爱的风采由此可见一斑。

苏舜钦从加入大宋朝文官队伍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意识，他22岁时上《投匦疏》、《火疏》，论四制十一科取士之弊，反对重建玉清昭应宫。在上奏的文中说：“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

苏舜钦以父荫补太庙斋郎后，曾被调任荥阳县尉，干了一段时间，可能觉得小小一个县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非所好也，已而锁其厅去”。苏舜钦是抱着极强的入世愿望走向大宋政坛的。

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赵祯亲政后的第二年，苏舜钦考中进士，此后数年，苏舜钦到地方任职，历任蒙城（今属安徽）、长垣（今属河南）县令。

02

地方任职结束后，苏舜钦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

大理寺，是九寺之一，掌刑狱案件审理。评事是官名，职责是判案。《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掌平决诏狱”。从这里可以知道，苏舜钦回到京城做了大理寺法官，审判犯人。

苏舜钦另一个职务是监在京店宅务，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官位。

宋代店宅务，又叫楼店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北宋到南宋，州县一级的城市差不多都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楼店务。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并向租住公房的人收取租金。

楼店务，宋开国就有。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 改为左右厢店宅务，其中左厢店宅务负责管理东城的国有房产，右厢店宅务负责管理西城的国有房产。端拱二年(989) 改邸店宅务，真宗咸平元年(998)改都大店宅务，大中祥符六年(1013)复称左右厢店宅务。掌官属邸店，计值出租及营选修缮之事。设监官三人，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及内侍充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舜钦除了是法官外，还当了京城的“房管局长或副局长”。

康定年间（1040年2月到1041年11月）中，河东地震，苏舜钦上《诣匦通疏》，要求革去时弊，并弹劾当时的宰臣王随、石中立等，曰：

“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岂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庙堂之上，有非才苟禄、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岂施设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臣从远方来，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见此大异，不修阙政，以厌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不闻进牍铺白灾害之端，以开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议，咸有忧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齿国命，涵濡惠泽，以长此躯，目睹心思，惊怛流汗，欲尽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臣不避权右，必恐横罹中伤，无补于国，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在此次上疏中，苏舜钦提出两条治国之道：“臣窃见纲纪隳败，政化阙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一曰正心。”“ 其二曰择贤。”

在其二择贤一节里，苏舜钦直言：“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择。”

苏舜钦斥责首相王随及石中立：“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

03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这一年，宋仁宗赵祯当皇帝已经21年，亲政也已经11年。从宝元二年（1039年）宋仁宗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到此时，宋夏之间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告一段落，西夏与宋开始正式和谈。

和西夏战事稍缓，宋仁宗下诏驻防陕西泾州的枢密直学士、右谏义大夫、陕西帅臣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成了副相，时年55岁。

天章阁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下令营建，以奉真宗御集御书，并绘有太祖、太宗御容。宋仁宗继位后，天章阁又加绘真宗御容，等于是宋仁宗书房。宋仁宗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

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宋仁宗为支持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宋仁宗在天章阁给范、富等人笔札，责令他们条奏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札子，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按等级给官员一定数量的职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减徭役、修武备（整治军备）、覃恩信（赏罚分明、恩威并施）、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在宋仁宗的允准下，在范仲淹主持的顶层设计中开始了。

苏舜钦这年35岁，身兼大理寺法官和京城“房管局主官”之一。苏舜钦家世显赫，他自己也有志于时，自入仕后在仁宗朝政坛上确实也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物。

然而从上面苏舜钦的履历来看，他虽然做过两次知县和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这样的技术官僚，但对于苏舜钦这样胸有大志的人而言，他这样的仕途似乎并不被人看好，仍是一直没有找到尽情施展才能的机会。

苏舜钦在政治上倾向于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当年又上奏章为范仲淹鸣过不平，他又是庆历新政改革派中坚人物杜衍的女婿，所以新政开始后，苏舜钦被范仲淹推荐为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

进奏院虽然不是什么高位，但毕竟是馆阁清要之选，在当时还是十分受到士人的重视的。集贤殿，又名集贤书院、集贤殿书院，唐代收藏典籍之所，兼有修撰、侍读之功能。宋朝创立史馆、昭文馆、集贤书院，合称“三馆”，赐名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建集贤殿秘阁，专收善本。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等官，后又增修撰、校理等官。

如果不出意外，苏舜钦在这两个职位上完全有更多的可能施展他的抱负。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奏邸之狱”让这个可能嘎然而止。

04

进奏院说白了就是驻京办事处，是地方官与京官交流的场所。集贤殿校理又能经常接近皇帝陛下，是皇帝的文字秘书、文学侍从之类的官员。

苏舜钦这样的职位安排，在改革实施过程中，极能起到“上传下达”、不用出京就搜集到地方各种事务信息的作用。

庆历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的既得利益受损，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兴起。

反对改革者先是选择滕宗谅“公费钱”作为突破口，以坐实范仲淹的“朋党”之罪名；夏竦又设下设下栽赃之计陷害石介和富弼。夏竦善书法，夏竦家里一个丫环也有一项特殊技能，擅长模仿别人笔迹。于是夏竦就让这个丫环模仿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

（范仲淹）

石介的信和欧阳修反击“朋党”之说的《朋党论》让范仲淹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范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 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九月，晏殊罢相，苏舜钦岳父杜衍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十一月，“奏邸之狱”案爆发。“奏邸之狱”是仁宗庆历新政期间一件大案。除《宋史》《资治通鉴》等正史外，宋人包括欧阳修、曾巩等人文集、笔记、诗话、野史多有记载。

主要过程如下：

苏舜钦出任监进奏院，每年院内公文资料成堆，废纸张、废信封多得无处放。进奏院前任曾为此形成一个“惯例”：每年春秋办赛神会时，将废旧纸张卖掉，换点酒钱，大家开怀畅饮一番。苏舜钦便在这年十一月办赛神会时，派人变卖废纸，邀请王洙、王益柔、梅尧臣等官员，来个小范围聚餐。

聚餐时，苏舜钦觉得卖废纸的钱少，或者是出于避嫌，自掏银子十两，并要求来者也象征性出点钱，凑份子喝酒。席间，大家无所顾忌，边喝酒边吟诗；酒酣耳热之际，又唤来两名歌妓助兴，一时好不痛快。

宋代优待读书人，文人聚会是很风雅的事。时任太子中书舍人的李定听说苏舜钦搞聚餐，说自己也想参加。因苏舜钦平时鄙薄其为人，便回绝道：“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容斋随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意思是说我们下等官员喝酒，怎好劳您屈尊？

李定碰了钉子，恼羞成怒，便设法打听聚餐时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把酒宴情形描绘得下流不堪，把此事告诉了御史王拱辰。

（王拱辰）

王拱辰（1012-1085），原名王拱寿，字君贶，开封府咸平（今河南省通许县）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十九岁举进士第一，通判怀州，入集贤院，历监铁判官，修起居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为翰林学士，累拜御史中丞。

本来，王拱辰和欧阳修是连襟，都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婿，但是二人行事却不尽相同。欧阳修旗帜鲜明地站在杜衍、富弼、韩琦和范仲淹一边，而王拱辰却是庆历新政的反对者。在“庆历党争”愈演愈烈之时，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也算是大出一阵风头。

王拱辰有两件事被人垢病：一件被仁宗斥为“沽名”，在对滕宗谅处理的问题上，王拱辰认为“止降一官”处理太轻，“宜施重责”。宋仁宗开初不听，“王即家居求自贬”，使出要挟手段，以致“乃徙宗谅岳州”。仁宗对王拱辰的态度很反感，“敕拱辰赴台入见”，且批评他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不能听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宋史·列传第七十七》）

另一件事则“为公议所薄”，即是在“奏邸之狱“一案中，王拱辰的所作所为，也被人认为是做了不光彩的事。

王是负责纠察官员、整肃风纪。他本来和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政见不同，虽然和欧阳修是连襟，却积怨甚深。

王拱辰与欧阳修同为国学广文馆同学，王拱辰娶了薛奎的三女儿，欧阳修娶了薛奎的四女儿。但是王拱辰的妻子也就是薛奎的三女儿早亡，后来王拱辰又续娶了薛奎的五女儿。因此欧阳修曾调侃王拱辰“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

既有私怨，如今拿住苏舜钦用公款吃喝、伤风败俗的把柄，正好利用来整治政敌、肃清异己。

苏舜钦聚餐用了卖废纸的钱，还召妓助兴，虽然都是当时官场的“潜规则”，然而上纲上线来论，确属自我不检点，予人以把柄。偏偏参加聚会的集贤院校理王益柔酒后，又吟出一首《傲歌》，这一切，都让王拱辰如获至宝。

王益柔（1015—1086）字胜之，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王曙之子，用荫入官。《宋史 列传第四十五》：

范仲淹未识面，以馆阁荐之，除集贤校理。预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傲歌》。时诸人欲遂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政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遗力，至列状言益柔罪当诛。韩琦为帝言：“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但黜监复州酒。

惹来大祸的《傲歌》是这样写的：

九月秋爽天气清，祠罢群仙饮自娱。

三江斟来成小瓯，四海无过一满壶。

座中豪饮谁最多？惟有益柔好酒徒。

三江四海仅一快，且挹天河酌尔吾。

漫道醉后无歇处，玉山倾倒难相助。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王先生的《傲歌》确实很傲慢：“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然而仔细读这首诗，也不过是诗人酒后的吹牛和狂放之语，和李白的有些诗差不多。但如果鸡蛋里面挑骨头，深文周纳，喝过酒让“帝“扶着他，周公、孔子受自己驱使。在古代等级森严又尊崇儒教的社会里，就有蔑视朝廷和欺师灭祖的嫌疑了。此事处理过后，宋仁宗还感叹：

《宋史》第四百四十二卷记载：

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十几个有名的文人因参加了这次酒会而被判有罪，其中最主要的责任人苏舜钦，更是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以“监主自盗”的罪名被赶出士林。

苏舜钦自己文章中说：

台中谓去端闱不远，以榷货物较之孰近?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比之孰多?舜钦或非时为会，聚集不肖，则是可责也。原书、济叔辈，皆当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为过。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当时本恶于胥吏辈率醵过多，遂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燕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今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

“奏邸之狱”发生时，苏舜钦岳父杜衍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他喜欢举荐贤士，抑制佞幸之徒，因而多得罪于人。王益柔是被杜衍推荐给范仲淹的，杜衍因此遭到攻讦。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杜衍担任宰相一百二十天后，最终罢相，离京出任尚书左丞、知兖州。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庆历五年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

庆历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一次聚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难怪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意为这一下子一网打尽了。虽然这些人被贬并不全是“奏邸之狱”的原因，这次事件却成为圧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场突如其来的“奏邸之狱”彻底粉碎了苏舜钦的梦想，他被除名后“散发弄扁舟”，从此飘然隐退。

本来苏舜钦是削职为民，朝廷并没有把他赶出京城，他自己选择离开开封，来到苏州，看到五代时吴越国广陵王钱元璙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苏舜钦以四万贯的价钱买下了这个园子，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故取名为“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并作《沧浪亭记》。

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诗中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此事。从此，“沧浪亭”名声大振。

庆历八年，朝廷复起苏舜钦为湖州长史。年底，长期抑郁的苏舜钦因病逝世，年仅40岁。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