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曾有多猛?

中國風曾有多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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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家錦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從17世紀始,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日益強勁,全面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茶葉等)、家居裝飾(屏風等)、園林建築等,上至王公貴胄,下至商賈鄉紳,都對中國風尚趨之若鶩。

這場中國風發端於11世紀,得到了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聖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65~1331)等旅行中國的冒險家們、傳教士們的有力助推。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後,隨著歐洲至東方的更多航線開闢,瓷器、茶葉、絲綢等中國物品迷倒了歐洲貴族,中國風愈發強勁。

1700年的世紀之交,“太陽王”路易十四在馬爾利(Marly)與凡爾賽舉辦了一系列中國風娛樂活動——他本人坐著由8個人抬著的大轎子入場,帶來全場一片歡呼——從餐桌布到盤子,從小吃到服裝,從舞蹈到轎子,一場場精美卓越的中國風盛宴,更是將這一場中國風逐步推向18世紀中葉的頂峰。

中國風的單詞“Chinoiserie”,來自法語“chinois”。從中國進口的瓷器、絲綢、漆器等是深受歐洲人民喜愛的時髦商品,這導致了許多歐洲設計師和工匠模仿中國設計,他們憑藉想象創造出許多奇特的“東方style”。

洛可可風格正是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憧憬與嚮往的反映。隨後的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也深受中國風的影響。在18世紀中葉之頂峰時期,一大批著名藝術家、設計大師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工匠所創造出的眾多藝術品、工藝品和中式建築,為後人記錄和保存了中國風席捲歐洲大地的深刻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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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忽必烈的騎兵(1252年)橫掃歐洲大陸時,大部分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

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直到1583年,獲得明代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准許,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國才派出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ieo Ricci,1552~1610)。

利瑪竇於1583年9月進入中國,他採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在廣東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經過近20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萬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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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特別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

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也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擔任著虔誠的佈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之雙重身份。

他們為了達到更有效地傳教佈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全方位的瞭解,典籍、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並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

得益於傳教士們的信息傳遞,歐洲人逐漸對這個遙遠而充滿魅力的東方國度充滿了迷戀。14世紀開始,法國的織工們在織物中模仿中國圖案。起初,他們精確模仿出吐火的龍、歡快的獅子和鳳凰。中國絲綢及其圖案因濃郁的異域情調,代表著那個神奇的東方,在歐洲人眼中別具魅力。

瓷器是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歐洲人對瓷器的喜愛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國人,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意大利著名畫家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威尼斯繪畫派創立者)和提香·韋切利奧(Tiziano Vecellio,1488~1576,“西方油畫之父”)在15世紀之初合作繪製的傑作《諸神之宴》。畫面中,女神、男神手裡都端著中國明朝樣式的青花瓷碗。這些瓷碗居於畫幅中心位置,十分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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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再配上“神奇的東方樹葉”,品茶逐步成為歐洲上流社會乃至平民百姓的時尚生活方式。

除了瓷器,歐洲人還對一樣中國風器物格外迷戀——漆器。大約在16世紀初,當中國製造的漆器首次到達歐洲時,它們因其完美的表面處理和反光性能而備受推崇。看到這些中國漆器的歐洲人,在感到稀奇的同時,也被它的獨特美迷住了。

摺疊式屏風也是最受歡迎的器物之一,上面通常用美麗的東方藝術形象做裝飾。主題包括神話、宮廷生活場景、自然和中國文學中的浪漫——一位戀愛中的年輕女子可以從一個摺疊屏風後面好奇地瞥一眼,“驚鴻一瞥”也許可以形容這樣的美妙場景。

歐洲畫家們也津津樂道地描繪中國題材作品。讓·安東尼·華多(Jean-A 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國18世紀洛可可時期最重要的畫家之一)的《中國神靈》《中國皇帝》;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法國美術院院長、皇家首席畫師)的《中國集市》《中國花園》和《結伴釣魚的中國人》等,用西洋繪畫的光影、色彩、立體再現手法,逼真描繪出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

歐洲人除了迷戀中國風情的瓷器、茶葉、絲綢與傢俱等,還從中國吸取了思想智慧。

興起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反對封建貴族的專制主義統治,張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解放運動。啟蒙運動席捲了歐洲所有主要國家,其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百科全書派”為核心,包括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一批傑出思想家。

他們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至今仍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從傳教士輸送回來的信息中,他們發現中國恰好是一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由此對中國很快產生迷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

伏爾泰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並譽為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他用中國的歷法駁斥《聖經》中的上帝創世說,因為《舊約》記載的創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與繁衍有50個世紀以上。”而且,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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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裡流浪的野人哩!”

他也高度稱讚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

伏爾泰還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於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他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百科全書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員保爾·昂利·霍爾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1723~1789)也把中國的政治倫理視為治國良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瞭,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張,並且號召:“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

波維爾(Pierre Poivre)也把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看作歐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見,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以中國為理想的座標去構想歐洲的未來。

中國風在經濟領域的高峰表現是在18世紀60年代。法國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於1767年發表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國實行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獲得了“法國的孔子”的聲譽。

他在《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是例外。”在他看來,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依據,而人類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讚賞中國曆代君王重視農業的政策,認為只有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在18世紀,中國的花木嫁接技術也傳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園林建設。中國園林所特有的飛簷翹角的亭榭,高聳的層塔,富有妙趣的石橋、假山、鐘樓以及蜿蜒的小徑等都使他們讚賞不已。他們還專門給“蜿蜒小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叫“蛇形曲線”。

歐洲不少國家都利用中國造園藝術的這些特徵作為部分元素納入他們一些重要的園林設計中。如18世紀德國薩克森公國的統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畔蓋了一座皮爾尼茨宮,其中的“水宮”就是按中國建築的風格建造的;德國卡塞爾的威廉·索赫伯爵還在一條叫“吳江”的小溪旁建了個“木蘭村”,連擠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國服裝,儼然是個江南園林;至於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中國園林的代表作了。

18世紀中葉,英國最負盛名的皇家建築師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即《中國建築、傢俱、衣飾、器物圖案》一書的作者,在他的經典性著作《東方園藝》一書中這樣讚美中國園林藝術——

“中國人設計的園林藝術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與東方的燦爛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對太陽那樣儘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這位年輕時曾在廣東生活過,後來還再度去那裡考察的建築師在書中強調:“中國庭園以自然為模範,主張一切美來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無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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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風會在歐洲大地興起?

對於歐洲人來說,中國是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地方。這片土地他們從未真正踏上過,卻也因而增加了更多令人魂牽夢繞的神秘感。

首先,中國風始於西方傳教士們的傳播。

歐洲人最初獲得關於中國的“朦朧知識”,最早應算是源自馬可·波羅遊記中有趣的敘述,從而引發了對這一神秘而富饒的魅力國度的關注。大約1275年,馬可·波羅遊覽了忽必烈在世外的宮殿,在遊記中他這樣描述——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非常精緻的大理石宮殿,裡面的房間都是鍍金的,畫著各種各樣的人、獸和鳥的形象,還有各種各樣的樹和花,所有這些都是用精湛的藝術來完成的,你會感到高興和驚訝。”

其次,歐洲君主及上層人士成為了中國風的積極推動者。

歐洲君主對中國風格外偏愛,成為推動的第一力量。比如,法國國王路易十五和英國國王喬治四世對融合中國風的洛可可風格,表現出極為青睞的態度。高度裝飾性而極富優雅感,這是西方世界對東方主題富有幻想的表達,而且往往運用異國情調的木材和大理石進一步營造這種氛圍。

法國宮廷是中國風的最大支持者。建於1670年的凡爾賽宮,當初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情婦的遊樂場所,被認為是中國藝術風格的第一個(歐洲)主要代表。

薩克森公國大公奧古斯特二世(17~18世紀)則是中國瓷器的狂熱收藏者,只要聽說哪有精美的中國瓷器,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搞到手。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位於德國波茨坦的花園中建造了一座中國房子。花園建築師將中國建築元素與洛可可裝飾風格相融合,設計出具有中國風格的庭院。

此外,眾多王室女性成員與貴族夫人,也是中國風瓷器的熱衷藏家,包括瑪麗女王、安妮女王、亨麗埃塔·霍華德和昆斯伯裡公爵夫人等。貴婦收藏家引領了中國風瓷器的風潮,也定義了流行的時尚,並加速了歐洲生產中國元素的瓷器。

在路易十五的影響下,他的情婦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也成了中國迷——她喜歡穿中國絲綢,愛養中國金魚,而且是中國珍寶的狂熱收藏者。這位被譽為“歐洲的繆斯女神”、“藝術王國的女王”的社交名媛,更是推動了中國風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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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風受歡迎得益於東方貿易的增長。

在17~18世紀,隨著與中國和東亞貿易的不斷增長,來自英國、荷蘭、法國和瑞典的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將大量中國貨物運往歐洲。由商業貿易帶來的文化交流,加速了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深入瞭解及追隨。

而作為這場中國風的源頭,彼時遙遠的東方又是一番怎樣的情景呢?

中國風從17世紀強勁興起,到18世紀中葉到達巔峰,至19世紀逐漸衰退——彼時,中國正處於清朝的“康乾盛世”。

從康熙元年的1662年算起,直至弘曆禪位時的1795年,這長達130多年的康乾盛世正是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一個高峰——西方稱"High Qing",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在此期間,中國社會在封建體系下達到極致,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這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

從縱向看,乾隆時代是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最富強的時代;從橫向對比,乾隆統治的大清帝國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強大有以下的這些數據做支撐:

第一,經濟總量非常大,國家財力也比較雄厚。雖然對那個時候GDP計算的方法有各種爭論,但是按學術界比較認可的計算方式,乾隆時期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超過30%,比當下美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要多(2019年度約為24%)。乾隆時期,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的份額是當時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

第二,乾隆時期的軍事實力也非常強。乾隆的一大功績就是統一了新疆。乾隆24年(1759年)統一新疆之後,中國的疆域達到了1453萬平方公里,是今天960萬平方公里的1.5倍。那時候的疆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第二大的疆域。與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不同的是,清朝對整個疆域的實際控制力是最強的。

第三,乾隆時期的人口數量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國歷史上,以往朝代大部分時間人口都徘徊在幾千萬之間,少數幾個朝代突破了一億。在康熙、雍正兩代統治的基礎上,當乾隆繼位時,中國人口是1.4億,而到乾隆退位時,人口達到2.9億。這意味著,乾隆用54年的時間就讓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國古代,人口數量是統治者統治成績最有利的證明。

乾隆用10億多畝的土地養活了當時世界上30%的人口,這在當時被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統治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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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流行歐洲大地的中國風,也吸引並影響了一些現代奢侈品業界的大師。比如嘉柏麗爾·香奈兒(Gabrielle Chanel,1883~1971)與伊夫·聖·洛朗(Yves Saint Laurent,1936~2008)。

香奈兒不僅創造了偉大的Chanel時尚帝國,還追求著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如她所說的,“我的生活不曾取悅於我,所以我創造了自己的生活。”(My life didn't please me, so I created my life.)中國貴族風對她影響極深。她的家以中式洛可可風格引領歐洲上層居家生活方式。

香奈兒對中國風的熱愛始於年輕時期。她偶然進入一箇中國風古董店,看見一面漆畫屏風,便自此埋下熱愛的種子,屏風也成為了她的首個古董藏品。來自中國的漆器屏風,早在17世紀開始,就受到上流社會的狂熱追捧。

硃紅之上,石塊嶙峋,鳳凰正欲展翅,山茶花安靜盛放——這種源於東方的宏大意境讓她沉淪:“當我在晚上望向這些屏風的時候,放佛看見城堡大門打開,驍勇騎士們騎著戰馬而來。”

走進巴黎康朋街31號的香奈兒公寓,就像進入了一個別樣的世界。鍍金鏡子、水晶吊燈和精妙的藝術飾品創造出奇幻效果,而最耀眼的是,每個屋子中都有17、18世紀的烏木屏風裝飾。以一扇名為“失歡”的中國烏木漆面屏風開始,以她一貫永不滿足的作風,陸續收藏了32面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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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服裝設計師聖·洛朗同樣也對東方文化非常鍾愛。在1970年代事業發展最為迅速時,他的床頭擺滿了佛像、佛像圖片和中國水墨畫,還與時任公司總裁兼個人伴侶皮埃爾·貝爾傑(Pierre Bergé)一道收藏了大量來自中國、印度、日本的各類服飾、文學作品、文物等資料,從中汲取設計元素。

在充滿想象力的他看來,“我只需讀一本書或看著一張圖畫,就可以神遊到某個地方或融入某片景色之中”。

1977年,當時從未去過中國的聖·洛朗便向世人第一次完整展示了他對於中國——這個古老國家的時尚印象,在其當年秋冬的發佈會上展出了“La Chine Impériale(中華帝國)”為主題的高級定製系列,以及大量與中國有關的設計手稿。

聖·洛朗大膽地將他所理解的中國風格融入這一系列的設計之中。從對絲綢面料的表現,到對襟、立領、盤扣等中國服飾元素,以及大面積的刺繡,無不彰顯著他對中國風的偏愛,甚至是痴迷。

“我的創作時常被‘中國’打斷,在我的腦海中也時常出現中國意向。一本古老的畫冊也許就能完全承載我對中國的想象……我完全不需要去到那裡,因為我的夢境裡充斥了一個完整的中國……”在他看來,遙遠的中國早已經映射在他的夢中,而他以想象力編織出的“中國”,則是一個更為詩意和完美的存在。

1985年5月,他終於踏上了這個令他魂牽夢繞的夢境東方。在代表中國藝術收藏及展覽最高級別的機構——中國美術館,舉辦了“Yves Saint Laurent25週年作品回顧展”。

那一場中國風於19世紀開始衰退,卻從未遠離。隨著當下國力的日益強盛,當中國再一次以“大國崛起”之勢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時,還會在歐洲大地颳起一陣源於21世紀的新中國風嗎?

路雖漫漫,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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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簡介:財經作家,資深財經媒體人;專注於創作“奢侈品在中國”書系。

  • 參考資料

1、(英)休·昂納 著,劉愛英、秦紅 譯,《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2、葉廷芳,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德語文學研究會會長,《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演講稿,2010年8月

3、張宏傑,作家、歷史學者,《乾隆的成功與失敗》,復興論壇第103期,2015年6月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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