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湃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几声枪响，—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
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血泊中。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
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1929年初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
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铐扣住了他的双手。
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委员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也和彭湃一样都被铐上手铐。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
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鑫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
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时，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彭湃是早期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有很高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
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缩头乌龟”。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
原来，白鑫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被吓出了头疼的毛病。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
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
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
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
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43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
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
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
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
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
白鑫搓搓手：“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也跑不了。”
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
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
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
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
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
“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有一次，杨登瀛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
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
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
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
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要出问题吗？”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
可笑的是，死到临头的白鑫此时还对杨登瀛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还流了几滴眼泪。
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43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43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
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
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
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
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
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
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