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聯僑企業創始人黃保欣
30多年前，黃保欣在企業經營如日中天的時候，作出了服務國家發展和香港社會大眾的新選擇。這讓他的企業錯過了許多黃金的發展機會，也讓他與富豪排行榜失之交臂。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公眾事務卻越來越多，而且是比工商業務還要廣泛的香港事務，併成就卓越，這讓他更有滿足感，香港人也都為有這樣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榮幸。
“我告訴英國人，在經濟上，我或許可以妥協，做做中間人，但在政治上，在香港主權上，我只有一個立場：我是中國人。”——黃保欣
生逢亂世 更懂祖國
黃保欣1923年出生於福建省惠安縣下浦村，父親是西醫醫生，建國前，曾任惠安縣仁世醫院副院長，母親是農民。他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7個兄弟，在兄弟中間，他排行老大。黃保欣從小成績優異，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泉州培元中學讀中學時，12個學期裡有10個學期，他的成績都是班級第一名。後來，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了國立廈門大學，專攻化學專業。受家庭的影響，黃保欣自小就對國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回憶說：“我們家很特別，信仰基督教，卻出了不少共產黨員。二弟在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1948年就參加了地下黨，後來到解放軍後勤部軍事醫學科學院做研究員，參加過抗美援朝，老三也是在高中時參加地下黨。我念初中時，國民黨縣黨部一直邀請父親參加，但他就是不去，我有一次看到他書房抽屜裡面有一箇中華蘇維埃的銅幣，當時心裡有點詫異，但不敢問。他還讀了很多進步的書，像鄒韜奮辦的雜誌，我也從小看。”
因為生逢亂世，國家和民族所遭遇的磨難更是從小就深深烙印在黃保欣的心裡。“九一八事變時，我上小學，老師讓每個學生畫一張東三省地圖，讓我們要記得東三省，要把它收回來。”1938年，廈門被日本佔領，黃保欣被父親送到香港的姑母家裡，準備在那裡讀書，學做生意。期間，他得知原班同學準備集中軍訓，然後下鄉興辦戰時國民學校的消息後，就又回到了家鄉。“3個月的訓練，和真當兵一樣，頭髮剃光，每天操練、演習，還有對抗模擬，連槍都是真的。畢業後就成了候補軍士，被派到鄉下戰時國民學校工作。我年紀小，只有15歲，便被派到本縣一個叫做嶺頭的村子裡開展工作。我的宿舍就在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家裡，他家裡有很多書，我拿了不少去看，受到很大的影響。”回憶起往事，黃保欣先生至今都還興奮不已。
因為這些經歷，每當有記者訪問黃保欣先生，問他為什麼這樣愛國時他都說：“我的環境就是這樣，你們沒有那個經歷，很難懂的。”
大學畢業後，黃保欣到福建省研究院工業研究所工作，當研究生。內戰爆發以後，工業研究所的工作不能正常開展，適逢一個朋友正計劃在廈門雙十中學復學，就請他去教了一學期的書。期間發生一二九學生運動，廈門大學的學生開始組織遊行。“他們要我們學校的學生也去參加，那天我剛好在教書，我的教室剛好對著大門口，很多同學看見遊行的隊伍也想去，我就把筆放下來跟學生說，你們願意去的就去吧，我們不上課了。”後來，一個朋友告訴黃保欣說“你要當心，有人說你鼓動學生遊行，可能有麻煩。”於是，黃保欣又先後去了另外兩個學校，還是去教書。
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1月，黃保欣和同是廈門大學畢業的校友吳麗英結婚。黃保欣和吳麗英一個念化學系，一個念歷史系，因相互仰慕才華與人品，而締結緣誼，並相伴終生。
內戰爆發後，內地的形勢日益緊張，黃保欣再也無法繼續教書。此時，他在菲律賓的華僑姑母正回到香港，重新開張在二戰期間被迫中斷的生意。黃保欣就和妻子一起去了香港，吳麗英在愛國學校培僑中學教書，黃保欣則幫助姑母照顧生意。他說：“當時就想最多兩年就回到國內，因為內戰總會結束。”
黃保欣當時的公司很小，只有6個人，但他對祖國的感情卻很深，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時，香港一共只有兩面五星紅旗，其中一面是黃保欣的公司掛起的。“那個時候膽子也蠻大，當時也沒想會那樣突出，後來在北京談到掛旗的問題，港澳辦的人證實，說當時是兩面旗。”
1952年，黃保欣回到廣州，找到先前在香港做生意時就認識的朋友，提出了想要回到國內工作的想法。朋友介紹他到有關部門接洽，寫了20張紙的自傳及簡歷，自薦回來參加工作。等待確定期間，廈門組織了第一次對國外開放的土特產交流會，香港福建商會組團參加，經過廣州的時候，團長病了，黃保欣代理團長。這個決定改變了黃保欣的命運。
“停留了很久，來時穿的都是秋天的衣服，但工作一直做到了冬天，回到香港時，我就病了，住院三個月。醫生告訴我要休息一年。”黃保欣不得已就取消了回國的計劃。決定留在香港以後，從小希望做工程師、教師或研究工作的他開始專心做生意。“那個時候，也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說。
學以致用 開創大業
決定留在香港後，黃保欣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做生意。“之前，我工作的公司很小，做一些土特產等等東西。我是念化學的，一直覺得這些跟自已的專業沒什麼關係，就想，既然已經決定要做生意，就要做自己在行的。”
1958年，黃保欣與朋友合資，建立聯僑企業有限公司，開始做自己專長的化學品生意。在培僑中學教書的妻子吳麗英也辭去工作，加入公司，和黃保欣一起創業。聯僑最開始的業務包括塑料工業、電池工業、橡膠工業、搪瓷工業的原料供應，之後，慢慢轉向了以塑料為主的貿易及製造業務。
那時，香港的塑料工業剛剛起步，很多工廠缺乏專業知識。“比方說買原料做塑料花，看原料行不行，沒有科學的辦法，就用牙咬一咬，軟的做葉子，硬的就做枝子。我就告訴大家要看溶解係數，溶點在10以下的做什麼，10以上的做什麼等等。”因為黃保欣為塑料行業的同行普及了很多專業的知識，受到業內的尊重，很多塑料類企業都成為了聯僑的客戶。
隨著市場的擴大，廠家技術性的要求也相應提高，黃保欣又利用所積累的知識，率先向廠商提供技術性的數據信息和市場情報，並從國外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到香港推廣，其塑料注塑機更是佔到全港同型入口機器60%到70%的市場，成為市場上最權威的供貨商。與此同時，與日本一些著名跨國公司保持良好合作的黃保欣經常帶一些香港的塑料生產商到國外參觀考察，不但讓塑料原料商和生產商之間建立了很好的業務關係，也推動了香港塑料行業的整體向前發展。
1974年，香港塑料業界專門成立了香港塑料原料商會，在業內享有聲望的黃保欣被大家推舉為商會主席，一直任職到1989年。期間，他領導會員撇開惡性競爭，相互磋商、聯誼，齊心為發展香港工業和經濟盡力。在他的推動和塑料業者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塑料產品成為了香港的三大支柱產業之一。黃保欣也因為對香港塑料行業發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嬴得了“塑料原料大王”的稱號。
“做生意第一要很有信用，不要摻假，答應的事情就要做到。還有就是要財務健全，我從沒有錢開始做生意，但從來不在財務方面出問題。在香港英制的時候，我拿了兩個勳章，其中一個是1987年授予的英帝國司令(CBE)勳銜，其目的就是專門感謝我在立法局財務委員會上的貢獻。那個時候，我一直說，香港地方小，政府花的錢不能太多，他們花的錢超過GDP的18%的時候，我就建議降到15%。經過努力，最後降到了16%左右。”
令人遺憾，也令人欣慰的是，就在聯僑企業蒸蒸日上，最為紅火的時候，黃保欣將企業的發展重任全權交給了妻子吳麗英去做，自已則投身到了社會事務中去，為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遺憾的是，香港因此少了一個大企業家。欣慰的是，香港因此多了一位傑出愛國人士，一位享有聲望且為祖國作出多多貢獻的社會活動家。
安諮會名譽主席黃保欣、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參觀大亞灣核電基地
投身社會 建設香港
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對人才的需求也與日俱增。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黃保欣便於此間脫穎而出。1962年，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改選，黃保欣被選為會董，1965年，又被推舉為常務會董，開始在每年一度的工業展覽會任職。期間，他深入研究經濟社會問題，時時創新提出有益意見，例如1967年工展會在紅墈舉行，他擔任佈置部長，就創意地在大會入口處樹立兩個大牌，一邊是10年來香港進口金額的增長曲線，另一邊是出口金額的增長曲線，首次將香港的貿易數字展現在大眾面前，令人印象深刻，引起強烈反響。1970年，廠商會再次改選，黃保欣當選為副會長，後又被聘請為名譽會長，開始更廣泛地參與其中工作。
1972年，黃保欣以廠商會代表身份被委任為香港貿易發展局委員及工商業諮詢委員會委員。當時，法國對香港部分貨物，例如玩具等採取進口限制，但法國的香水、洋酒等產品卻在香港暢通無阻。黃保欣認為這種情況很不合理，就第一個針對這一情況提出了意見。因為這個提議，香港貿易發展局同法國進行了談判，不但成功打開了法國市場，更在法國設立了辦事處，成功地推動了法國商界到香港投資。
“在法國訪問期間，法國外貿部長請我們吃飯的時候，有個記者問我說，對現在你們中國的文革，你怎麼樣看，我說，我是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懂得中國，中華民族不是愚蠢的民族，這種現象總有一天會糾正過來，中國一定是會強大的。這句話現在是實現了。”黃保欣無論走到哪裡，心裡都始終裝著祖國。
1974年，黃保欣率領貿易發展局出訪東歐，成為香港貿易團訪問東歐的先驅。隨後，他又多次率團訪東歐、西歐、美洲、澳洲以及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等國家，進一步拓展香港的海外市場。
1976年，黃保欣任廠商會美國建國200週年慶賀團團長，率團訪問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華盛頓、達拉斯及洛杉磯等各大城市，代表廠商會在這些城市的議會發表演講，介紹香港情況，並獲得美國達拉斯頒予的榮譽市民稱號。
1977年，黃保欣獲得英國女王頒授OBE勳章，表彰他對香港工商業發展及促進香港對外貿易的貢獻。1978年黃保欣代表廠商會擔任貿易發展局委員已屆滿6年，廠商會另派代表，而黃保欣則退出貿易發展局。
1979年，黃保欣獲任香港立法局非官方議員，一直擔任到1988年。談到當時的情況，黃保欣說：“總督請我去做立法局議員時，我說，恐怕你搞錯了，我不是英籍人啊。他說，不是不是，現在不是英籍也可以了，我就同意了。本來我沒有想做甚麼議員，但是在香港，懂得國內的情況又愛國的人不多，而且香港迴歸的鋪墊也需要人做，如果我去了，就可以在那裡多一個陣地，所以義不容辭。”
1980年，黃保欣又以個人身份被委任為香港貿易發展局委員，從事工作將近10年。期間，他專注擔任該局中國貿易諮詢委員會主席，全力為貿易發展局拓展內地工作，推動在北京、廣州等地設立辦事處，加強與國內的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總會及各省分會的聯繫。從此，黃保欣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公共事務中，在任立法局議員的9年時間裡，作為立法局財政委員會及工務建設小組成員的黃保欣，專注於香港經濟發展及財政預算，提出和促成了很多事關香港市民利益和前途的重大問題。
黃保欣一直關注和牽掛香港的高等教育。在香港還只有“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時，他就在立法局會上指出：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香港應有7所大學。如今，香港已辦起7所大學，他所言非虛。同時，他還先後擔任浸會學院校董會主席、香港大學校董和香港理工學院工商管理課程畢業生協會贊助人，為這些院校的發展做了許多實質性的工作，付出極大的努力。
1977年，黃保欣受任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貪汙諮詢委員會委員，兩年後，又受任香港業主及住客租務條例檢討委員會委員，為香港政府和社會事業的廉政工作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投身社會以後，黃保欣雖身兼多職，但對每一份工作，都是盡心盡責，名副其實，深得公眾的擁戴。1980年，他榮獲太平紳士稱號。1993年，香港城市大學理工學院授予黃保欣名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在讚辭中，學院給予了黃保欣這樣的評價：“作為一位成功的企業家，黃保欣先生服務於香港社會大眾已10多年，自從投身參與公務起，他經營的企業錯過了這段時間裡出現的許多機會，在進展上沒法達到應有的速度。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是比工商業務還要廣泛的香港事務，香港人都為這樣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榮幸。授予黃保欣先生名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學銜乃是恰當的，是受之無愧的。”
一年後，他又榮獲香港浸會大學授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以及深圳市首批榮譽市民、南京市榮譽市民稱號，並被聘為經濟顧問。
立場堅定 服務迴歸
1980年，中英政府將香港主權迴歸的問題提到正式議程上來，立法局就英國要不要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等問題展開辯論。黃保欣首當其衝，仗義執言“香港本是中國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有人主張主權迴歸後，對香港的管制權再由英國保留30年，黃保欣當即堅決表示反對：“當年，中國人民為了奪回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8年浴血奮戰。今天，當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期限結束的時候，沒理由再讓中國人繼續蒙受歷史遺留下的恥辱。”
1985年，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黃保欣受命擔任委員，參加政制和經濟兩小組的工作，並擔任了經濟專題小組的港方召集人。對於這樣一項光榮而神聖的工作，他更是帶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在政治方面，他認為一定要循序漸進;在經濟方面，他力主“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並還堅持在基本法中寫明“外匯不受管制”，以保證資金不流失。由於他擔任立法局議員時就主要參與了政府財經與公用建築工作，對香港的經濟運作比較熟悉，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少被採納並列入到基本法條文內。
1990年，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以後，身為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黃保欣功成身退，轉而參與到“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工作，併兼任中心副主席職務。“因為1990年到1997年還有一段時間，大家覺得應該有一個機構來延續這種工作，中央就提出組建一個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打出經濟兩個字，港英政府比較容易接受一些。後來港英總督彭定康發出一些不好的聲音，中央就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備工作委員會。”黃保欣回憶說。
“彭定康上任以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關於政制發展部分違背了基本法及中英雙方的協議，我在電視機前看完全部報告後，當晚就寫了一篇商榷的文章，提出異議，第二天，文章就在三份報紙發表，隔一天由另外的報紙轉載。”預備轉為了籌備後，黃保欣被委任為港事顧問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委員會委員，並繼續參加政制、經濟兩個小組的工作，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
1997年7月1日，是黃保欣與很多中國人一樣永生難忘的一天，同時，也可能是他永生最為忙碌、最感自豪的一天。“1997年6月30日晚，在滂沱的大雨中參加了英國方面的告別儀式、告別宴會、中英交接儀式、行政長官宣誓、立法會宣誓成立等等過程，回到家裡已經是凌晨3點。7月1日早上7點又趕到機場前往北京，在中午接受人大常委會委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職務，隨即就開會通過建議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在基本法附件三列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由此完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
1998年，黃保欣當選為第九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直至2003年。2002年，在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5年任期滿後，他又再次獲得委任，並將擔任這一職務到2006年。香港迴歸前，黃保欣就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前景充滿信心，並堅持認為“落實‘一國兩制’政策的關鍵在於堅決維護基本法。”香港迴歸後，作為基本法守護神的黃保欣，更是為基本法在香港的深入人心和順利實施嘔心瀝血，為香港的持續繁榮和穩定作出了傑出貢獻。
強勢有力 建設機場
1989年，香港港督衛奕信宣佈了被稱為“玫瑰園”的大計劃，決定以耗資超過1700億港元的巨大財力興建香港新機場。黃保欣又開始為此奔波忙碌。他回憶說：“國內當時有很大的疑問，認為是英國人要掏空我們的錢，我和一些愛國人士的看法是應該要建的。因此，我們有機會到北京跟國家有關部門溝通，建議國家讓英國人來建設，因為建設好以後，對香港有利，而且是英國人無法帶走的。”
1991年，中英就機場建設達成協議後，聯合成立了新機場及有關工程諮詢委員會，在中英雙方皆享有聲望和影響的黃保欣被獲任為委員會主席，負責監督工程計劃的實施。1995年，中英雙方進一步就新機場財務安排達成協議，正式的機場管理局也因此成立。黃保欣又被委任為機場管理局首任主席。
“機場管理局”成立之前，“臨時機場管理局”已運作了近6年之久，大多數重要的建築合約都已批出，可以說是大局已定，因此，機場管理局的職責就是“執行合約”。但黃保欣卻面對著重大的挑戰：要確保在28個月內，使機場的各項工程設施遵照已訂下的財政預算按期完成，並於原定的1998年4月正式啟用。
在機場建設的整個過程中，黃保欣都在扮演著重要的中間人角色，負責溝通和融洽了中英方面的很多事情。“在經濟上，我或許可以妥協，可以做中間人，但在政治上，在主權上，我只有一個立場。”所有同黃保欣打過交道的英國人，對黃保欣的國家與民族立場都是十分的清楚。
新機場首期工程原計劃先建一條跑道，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將來一定會不夠用。黃保欣上任幾個星期後，就果斷做出決定：“提早興建第二條跑道”，“我就覺得我們花了一千多億建機場跟有關工程，但還像啟德機場一樣只有一條跑道，那一定是不夠的。另一方面，很多民航界朋友提出，一條跑道假使有一架飛機有什麼事情失事了，擺在跑道上，那香港就變成死港了。”他回憶說。
在黃保欣的堅持和努力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了關於增建跑道的計劃。1996年5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籌備委員會正式決定：同意機場管理局立即著手進行第二條跑道及相關工程所需的設計和建造準備工作，並於1997年提前動工。1997年2月20日，機場跑道建設成功。黃保欣與其他負責人乘坐一架由啟德機場起飛的小型飛機，成功地降落在赤臘角機場跑道上，這是新機場工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些提前增建的設施使新機場在運作首年的跑道容量，就每小時增加至50架次航班，並確保10年內機場的客流量暢通無阻。而這條跑道的作用也在日後發生的一件事情上得到了印證。“有一年華航飛機飛到香港來失事，擺在跑道上三天，假使那時沒有第二條跑道香港不曉得會怎樣。”黃保欣回憶說。
跑道建好後，客運大樓的興建也給黃保欣帶來了很大挑戰。“要建客運大廈時就由一個公司來承建，他們打地基時剛好下雨，工作遲了好幾個月，建築公司就提出要機場管理局賠償50多億，經理部與他們談不攏，談不攏時間就拖。我想再拖下去機場就不能根據協議在1998年4月份使用，所以我就決定分四個小組查賬，查建築公司是否真的有虧錢、查我們自己的工程進度是不是這樣、查我們的財政能力夠不夠，四個小組在七天裡開了很多會，我自己也好幾天睡不了覺。結果我決定賠他們19個億。”黃保欣回憶說，即使是決定賠19億，也是一個難度非常大的事情。一方面，從50億元的賠款減少到19億元，建築公司肯定不會輕易同意。另一方面，畢竟19億元是個巨大的數目，黃保心還得面對說服香港公眾的壓力。當時，黃保欣需要操勞的事情實在是很多，但他還是衝在最前線，最終解決了這些難題，既為香港政府挽回了不少經濟損失，也確保了工程施工的進行。“做這個決定我要負責任，宣佈以後當然很多人認為合理，香港也總有人反對，所以擔任公職是不容易的。”回憶當時的情形，黃保欣至今還十分感慨。
在機場建設期間，黃保欣和他的團隊還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但這最終都被他們一一克服。
1998年4月，新機場主體工程按計劃如期竣工。
1998年4月，香港新機場主體工程在預算內如期竣工。當年7月2日，國家主席江澤民主持了新機場開幕典禮，7月6日，機場就正式啟用。
1999年3月，黃保欣在拉斯維加斯接受了香港新機場被選為20世紀世界10大工程之一的榮譽。“這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是所有人的光榮。”他說。
無私奉獻 報效國家
在盡心盡力為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做出大量工作和奉獻的同時，黃保欣十分關心家鄉和內地事業的建設發展。為此，他先後投資創立廈門聯僑有限公司和惠安的惠僑塑料製品廠，1992年黃保欣又將1970年在香港創辦的人造皮革廠搬到深圳，成立聯僑合成皮革(深圳)有限公司。這是他在大陸興辦的第三家工廠。
1985年，國家決定建設大亞灣核電站，但香港人普遍反對建設這個項目，因為大亞灣離香港只有50公里。反對理由是：第一，核電是不安全的，第二，中國人管核電更不安全;而隨後發生的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事故，更是加劇了這種憂慮與恐懼。
黃保欣又開始為核電站的建設奔走呼號。“我是立法局議員，有機會發言，剛好我的第四個女兒在美國，是物理學博士，那個時候，她的工作就是在一個建設核電廠的大公司裡當工程師，所以她提供很多核電數據給我，我講起來就頭頭是道。後來香港立法局組織一個大亞灣核電小組，我做召集人，在辯論的時候說，第一，核電是安全的;第二，中國人絕對有能力做好。另一方面，我們就跟大亞灣聯繫，取得資料去解釋。後來，小組其他幾個人，向政府建議，組織一個大亞灣核電安全諮詢委員會，由香港和內地的人共同組成，向香港人解釋清楚有關工程與安全問題。委員會在1988年夏天成立，我又出任了主席，一直做到2005年年初才退下來。”
因為擔負起了這個責任，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黃保欣不但為香港人能夠正確認識核電及核安全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消除對核電站的疑慮，為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及順利運營做出貢獻。同時，也與核電結下了不解之緣。“為了這個事情，國內的核電計劃我都去看過，差不多也變成半個核電專家了。中國在華南有兩個大的工程，一個是香港機場，另一個是大亞灣核電站，兩個我都有參加，這是榮幸。”
黃保欣重視教育，雖然企業沒有做到很大，個人財富也較為有限，但他仍然慷慨捐資，興辦教育。1995年，他為母校泉州培元中學捐資200萬港元興建了以他父親名字命名的“黃潤蒼教學樓”。2001年4月廈門大學建校80週年慶典時，他又與夫人共同捐資500萬港元興建了嘉庚群樓一號樓──“保欣麗英樓”。
1998年，黃保欣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特別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以表彰他對香港發展的傑出貢獻。同年，他被委任為亞洲電視主席的職務，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香港商界對他企業家身份的尊重和認同。
即使是進入80歲高齡的歲月後，黃保欣依然還擔任著特區行政長官報酬及離職後安排獨立委員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亞洲電視主席等重要職務，繼續躬耕和奉獻於國家事務中。2007年7月5日，黃保欣在香港最後一份公職屆滿，他也因此正式榮休，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繼續關心、參與和支持香港及內地的發展。“現在我已一把年紀了，與小時候的形勢很不相同。國家變得富強，香港繁榮安定、越來越進步，我對前景相當樂觀。”他說。
對於一生中那麼多的角色轉換，黃保欣說：“角色有轉變，但在心裡是一樣的，做一箇中國人，儘量為國家服務，希望國家好。念大學的時候，戰爭時期，吃飯也不要錢，學費也不需交，什麼都不要錢，國家培養了我們，所以我們覺得是欠了國家一輩子，應該要還的。回過頭來看，就是要對得起自己是一箇中國人。”
至於很多記者詢問他作為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訣時，黃保欣總是透著書生般的謙遜說，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成功，也不覺得自己很重要，如果非要總結的話，那就是，“認真、誠實、顧全大局，不論對於做人還是做事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