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和實業集團主席胡應湘
胡應湘在中國內地修建第一條高速公路──廣深高速時，一位忠厚的老工程師告訴他，我們這裡不比香港，連自行車都買不起，你還是別修什麼高速路了。他說，我瞭解，但我們得知道，香港也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素有“日本戰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常常提醒那些不想被社會淘汰的企業家，應該多思考未來，並以5年為期，去思考未來5年的世界，但也不要為更長遠的未來打算，因為那樣往往得不償失。
而胡應湘卻是一個喜歡為更長遠的未來打算的人，這讓他常常感到孤單，並飽受爭議。廣深高速在10年後才得到廣東省政府領導的結論：“我們之間的爭論，是先進與落後之爭，你代表先進。”而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的港珠澳大橋構想，更在20多年後才得到共識。因此，他說自己：“我不是商人。”
創造亞洲之巔
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胡應湘對自己最準確的定位是工程師，最大的愛好就是繪圖並把圖紙變成現實。
胡應湘1935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花縣(現廣州花都區)。父親胡忠在他出生時，已享有“的士大王”的美譽。1941年香港淪陷，家族產業被沒收後，胡忠自己留在香港，讓家人陸續回到內地，祖國的多災多難也因此在胡應湘幼小的心裡烙下了印記。
胡應湘說：“從小，數學就是我的強項。我對成為一名律師或者是作家等等都不感興趣，因為這些職業都要寫很多字，說很多話。而數學就簡單多了，答案只有‘正確’或者‘錯誤’。”這個強項為他日後學習工程帶來極大的便利。但只有“正確”或者“錯誤”的思維，則常常讓他在關係複雜的商界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得罪很多人。“原則上，我從來不會妥協。”他說：“工程師最重要的是以最簡單的辦法解決最複雜的問題。”因此，他說話辦事，從來都是直來直去。
唸完高中以後，胡應湘曾經有過不再上大學的想法。是母親改變了他。“她說，你們年輕一代一定要讀書，一定要讀大學，我們家不管有錢還是沒錢，但是要念書的話，多少錢都拿得起，這是她的概念。所以我們九兄弟姊妹都是有念大學的。”胡應湘回憶說。
最終，母親把胡應湘送進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因為有過不想讀大學的“前科”，所以還專門安排同在美國的哥哥監督他好好學習。普林斯頓是個規模不大但卻世界頂尖的大學，是世界精英的薈萃地，進去讀書不太容易。因此，成績平平的胡應湘，至今還想不通“他們為什麼收我”。當時，他是普林斯頓唯一的香港學生。
普林斯頓有一個偉大的定位：“替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這對胡應湘的人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那裡，他依然不很注重書本知識，但卻對美國發生的事情充滿興趣。每年暑假，都不回香港，“一到夏天就跑到美國各地的大型基建工地，在實踐中學習。”雖然成績常常是“C+”。但卻並不失望，在他看來：“‘+’表示有潛力。”
大學畢業後，胡應湘放棄了在美國的機會，“一畢業就回香港，覺得學了那麼多東西應該為香港發展做點貢獻”。
1958年回到香港後，胡應湘先到香港私人及政府機構任職4年，獲得“工程師”及“建築師”資格。之後，全力協助父親經營家族業務。期間，他建議父親將家族生意由車隊轉向地產，並完成了一棟10層高的商品房項目。“這一筆投資使我獲得了成倍的利潤，但更重要的是使我從中獲得了做房地產的經驗。”
胡應湘認為自己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學以致用，發揮專長。他說：“我攻讀的是土木工程，做的一定要與建築或土木工程有關，要有相當的瞭解，才會成功。”為此，他先是在1962年創辦了胡應湘則師樓，小試身手之後，又於1963年創辦了合和建築有限公司。
1969年，香港政府宣佈興建第一條海底隧道時，胡應湘斷定灣仔及銅鑼灣區為最具商業發展潛質的地區，於是選定灣仔區作為寫字樓物業發展的目標，並於1969年底即開始蒐集土地，成為區內擁有商業發展用地最多者。1972年，胡應湘組建“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並於同年8月成功上市，與長江實業、新鴻基、新世界、恆隆被合稱為華資地產“五虎將”，在香港地產業嶄露頭角。
到1980年時，胡應湘已在香港推出總建築面積20餘萬平方米的荃威花園，總建築面積約28萬平方米，擁有5000個單位的德福花園以及66層著名建築“合和中心”等多個大型地產和物業項目。
其中“合和中心”是胡應湘的代表作，也是當時亞洲最高的建築，1980落成後的10年內，一直以亞洲之巔和香港的標誌聞名世界，被作為香港都市的明信片。這座高達66層，圓筒形，具有獨特建築風格的大廈，因結構設計新穎巧妙而獲得英國結構工程學會大獎。
“合和中心”總樓面面積約8萬平方米，集寫字樓、購物商場、停車場於同一建築，並在62樓設有香港唯一的旋轉餐廳。建設中，胡應湘還最早引進了“滑模”施工技術，創造了3天建1層樓的紀錄。
“合和中心”讓世界認識了“工程師”胡應湘，從而合和實業下屬的建築公司及滑模工程公司以領先的“滑模”施工技術，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大量的建築合約，如大型煙囪、沉箱、倉庫等等。
如今，合和實業依然是香港著名的地產開發企業。近年來，公司更以“The East”打造品牌效應，包括合和中心、QRE Plaza和Garden East等著名商業地產項目，並啟動了合和中心二期的建設，同時公司也在香港推出了“樂天峰”等著名樓盤，並且加大在內地的投入，發展了比如和和新城等大型住宅開發項目。
先天下之憂而憂
胡應湘是最早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之一。1970年代初，他就回到廣州參加出口商品交易會，到北京、大連和上海參觀考察，並出席過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當時，他和內地的工程師合作興建了香港規模最大的凍房，並在竣工時升起一面鮮豔的五星紅旗。
文革結束後，胡應湘第一時間回到內地，尋求發展。1977年10月，他應邀參加了北京的國慶觀禮，並訪問了西安、成都、重慶和武漢。一路上，他親身感受到了舉國上下的群情振奮，一種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帶著這種使命感，胡應湘將事業的重心轉向了內地。
內地剛剛改革開放，廣州的一位官員就去到香港和一些廣東籍的實業家會談，邀請他們到內地投資。會談中，胡應湘提出要從興建高級酒店開始的建議，並得到一起參會的李嘉誠、郭德勝、馮景禧、李兆基、鄭裕彤先生的一致認同。之後，他們籌資10億港幣組建了新合成有限公司，並推舉胡應湘為總經理，全權負責策劃和建設。
1980年4月，新合成與廣州市政府簽訂了合作興建中國大酒店的合同。雙方約定，由甲方(廣州)免費提供土地，乙方(新合成)籌集資金建設，並以20年為期，期內由乙方獨立經營，期滿後全部財產在正常營業情況下移交甲方。由此，開創了BOT模式先例。廣州中國大酒店也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個完全由外商投資和管理的企業。
1984年開業至今，中國大酒店一直是廣州最好的高級酒店之一。並在早期，成為中國五星級酒店的樣板，培養了大批酒店管理人才。胡應湘的遠見思維、實幹精神也贏得廣泛讚譽，其工程師水準也得到肯定和褒獎，並榮獲中國建設部最佳設計獎和國家建築二等獎。同時，他還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滑模”技術和設備，在酒店建成後，全部贈送給廣東省。香港著名經濟評論家張五常先生到酒店體察之後，積極宣稱中國大酒店在中港合作事業中具有“矚目的示範作用”。鑑於當時的情況，他說：“這酒店的投資者和主理建設的地產商們‘衝鋒陷陣，奮不顧身’的行為，總給我一點‘愛國多於愛錢’的感覺。”
中國大酒店興建期間，廣州經常停電，影響施工。胡應湘因此與廣州供電局協調。供電局向他保證沒有問題的同時，也告訴他一個嚇人的信息：整個廣州的日供電只有1000萬度。按此，一箇中國大酒店每日15萬度的用電就佔到整個廣州供電量的1.5%。同時，他也深刻體會到內地交通設施的落後。當時，廣州和香港，一個往返就是一天的時間。這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他們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胡應湘出席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的活動
這些硬件上的嚴重不足，讓胡應湘感到了潛在的危機，也讓他為國家正在興起的改革開放事業感到了隱憂。思前想後，胡應湘決定：停止計劃中的地產和酒店的項目，改而投入到內地的電力和交通事業中，要為國家做點更有意義，也更迫切需要的事情。因為這兩項都牽涉到大量的工程項目，而這正是他的強項，他感到自己責無旁貸。
決定一出，很多人提醒他，擔心走上不歸路。因為，能源和交通都是長期項目，不但投資巨大，而且回報期漫長，風險係數大。從短線看，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從長線計，又怕政策有變而致投資失利。但胡應湘從國家對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念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在電力和交通中，又以電力的形勢最為嚴峻。於是，胡應湘選擇從電力開始。第一個項目於1984年4月，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先生的提議下，落戶在虎門鎮的沙角。因為沙角已動工興建了一座電廠。大家決定將已動工的稱為A廠，而把胡應湘的計劃稱為B廠。
沙角B廠的興建，胡應湘同樣以BOT進行：“第一，我不要國家出資，只須保證購電;第二，我保證以最快速度建成，提前發電有獎，延誤受罰;第三，我按當時深圳向香港購電的價格0.41元/度賣電，經營10年，然後電廠在機組高效、滿發的狀態無償交給國家。”
計劃得到批准後，胡應湘親自繪圖、設計，在廠址選擇時，內地推平山下一塊平地給他，但他堅持選擇了山頭，表面上看要開山增加難度，但開山後，機組坐落在基岩上，因基礎施工容易而贏得大量工期。接著，他以無往不勝的“滑模技術”和率先打破國有員工體制，“多幹多拿獎金”的方式，晝夜不停地施工，僅用22個月時間，以世界最快速度完成了第一臺機組併網發電。
1987年4月22日，廣東省副省長匡吉在沙角B電廠按動電鈕，亮出四個大字：大放光明!因為當時正值九運會開幕前夕，時任副省長的葉選平也由衷地對胡應湘說：電來得正是時候。
按照國際慣例，沙角B電廠至少要4到5年才能建成。因此，從來沒有建過電廠的胡應湘創造了世界電廠建設的新記錄。其設計與建築施工質量也讓人大開眼界。1988年10月，沙角B電廠在全世界108個工程項目的激烈角逐之中，獨家獲得英國建築業協會“1988年全英聯邦最佳土木工程獎”。一位美國專家驚訝於此，他向胡應湘討教：“這個發電廠為什麼能這麼快建成?”胡應湘答道：“因為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土木工程師建造的電廠。”
當時，沙角B電廠7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相當於廣東省總裝機容量的1/5;極大地緩解了廣東當時面臨的電力瓶頸。沙角B電廠是由外資管理，引進了先進的管理模式，成為全國電力系統考察、學習的樣板。到1999年合作期滿，無償將電廠交還國家時，經國內權威的專業機構對電廠進行測試，其電廠機組各項指標，完好如初。
沙角B電廠在10年間累計發電457億度，並以平均0.38元/度的價格售電422億度，相應為廣東省創造了4000多億的產值。2002年時，沙角B電廠向外轉讓了35%的權益，售價達14億人民幣，按此計算，其資產升值在40億人民幣以上。同時，作為國內第一個外資電廠，沙角B廠所採取的BOT模式也成為發展中國家特許權經營的首批範例之一，成為後來者參考的榜樣。
B電廠運行的過程中，胡應湘又累計投資155億元興建了總裝機容量198萬千瓦的沙角C電廠，而且，同樣以驚人的速度拔地而起。
當沙角C電廠於1996年正式完工投產時，胡應湘在內地僅電力一項的總投資就高達199億元人民幣，其268萬千瓦的總裝機容量與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利發電廠——葛洲壩電廠271.5萬千瓦的總裝機容量旗鼓相當。2005年，胡應湘又與深圳能源集團合作，取得興建總裝機120萬千瓦的河源電廠項目。
最近幾年，鑑於全球市場對潔淨“可再生電力”之需求持續強勁，合和集團又積極地自行研發大型垂直軸風力發電機技術。為了部署興建一座更大型的原型機組，集團在廣東省陽江市已興建一臺新型試驗性垂直軸風力發電機，並正對新型發電機進行測試及數據採集。由此，宣告集團繼續緊跟時代，發展能源工業的信心。
因此，在胡應湘又贏得一個“電王”的桂冠，他也是當之無愧的。雖然，這與他在另一個項目的投資上相比，還稍遜風騷。
胡應湘訪問雲南時留影
放眼長遠未來
早在1979年，胡應湘就曾向時任國家領導人提議：“國家經濟要騰飛，就必須優先發展三項硬件，即：通訊、能源、交通。”
修建電廠，貢獻能源建設的同時，胡應湘也在交通上努力作為。他說：“通訊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
胡應湘不但懂得高速公路的建設，更知道高速公路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曾親眼看到，洲際高速公路對美國經濟發展的重大促進作用。
胡應湘預見深圳、廣州一帶經濟將會高速發展，車流量一定會迅速增加。因此，他決定首先興建廣深高速公路。而且，一開始就要修6個車道。一位忠厚的工程師誠懇地對他說：“我們這裡不比香港，我們的老百姓連自行車都買不起，你建6車道的高速公路有什麼用?”胡應湘說：“我瞭解，但香港也是這麼發展過來的。”
胡應湘堅信“百聞不如一見”，每次有新東西帶到內地，他都必然會選擇一個辦法：帶大家出去看。“帶著有關部門的官員到國外考察，回來後我提出修建廣深珠、京津塘、沈大、滬杭四條高速公路的設想，還在給國家有關領導的報告中提出：‘必須徹底改革我國的運輸模式，首先要大力發展運輸量大的高速公路和水上運輸。’”他回憶說。
如今，這一切都已成為現實。但當時，他的提議顯得有些不合適宜，被視為是“一紙天書”，而且，與當時強調的以鐵路為主的交通運輸方向很不相符。因此，其計劃的實施經歷了長達10餘年的艱辛過程。1981年提出的事情，到1997年，全長122.8公里，總投資122億人民幣的廣深高速全線正式完工之際，胡應湘已是60花甲之人。
在所有項目中，胡應湘都堅持一步到位，做到世界水準。廣深高速就是範例之一，不但在設計和質量上嚴格把關，他更堅持設置了最先進的計算機收費系統、交通監控系統、光纖通訊系統、全線照明系統、交通安全設施，以及至今仍屬超前設施的全線雙電源供電系統。
這樣的規格，讓廣深高速成為中國高速公路史上的一座豐碑，並開啟了中國真正的高速公路時代。當深圳和廣州如胡應湘所預期的那樣飛速發展之時，廣深高速也成為廣東省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命脈，為廣東的騰飛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胡應湘當時所預測的：“我有一個願望，希望珠江三角洲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成為繼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之後經濟上的一條新的小龍，前途光明。”也成為現實。
廣深高速之後，胡應湘又先後興建了全程102.4公里的順德四路八橋、全程15.8公里的虎門大橋、全程31.5公里的105國道順德段、全程38公里的廣州東南西環高速公路、全程14.7公里的廣珠西線(1期)高速公路。2003年8月，他還組建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並在香港上市。2005年，合和公路基建又啟動了珠三角西岸幹道廣珠西線II期，一條預計投資49億人民幣，46公里長的高速公路，並已洽談西線III期的項目，建成後，將構建出一條直接連接廣州、順德、中山及珠海之高速公路系統。到2005年底，胡應湘已累計在內地興建了371公里公路。同時還興建了深圳火車站聯檢大樓與皇崗口岸邊檢綜合檢查站，為內地經濟發展貢獻了一條條通往光輝未來的黃金大道。
他數十年對公路基建的堅持也贏得了一致的認可。早在廣深高速正式建成時，廣東省政府領導就發出了：“看起來，10年來我們之間的爭論，是先進與落後之爭，你代表先進”的感嘆。回顧這數十年的努力，他有自豪，有欣慰，但也略有遺憾。他說：
“我的一些意見已被後來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如，瀋陽—大連高速公路建設時，我說要建6車道，否則會後悔;北京—天津修建高速公路時，我說要建8車道，否則會後悔。”
他遺憾的是，這些都被他言中，但卻在很久以後才被認可。
實施高速公路計劃的同時，胡應湘提出的另一個更長遠的計劃，則讓不喜歡成為公眾人物的他，成為焦點，甚至飽受爭議。
一切緣於一個簡單，但大膽超前的設想。“有一次我去美國的弗吉利亞，看到位於弗吉利亞海岸北部的那座橋(Chesapeake Bay Bridge)。我當時就想，這真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奇觀，設計者真是一個天才。我說，這橋的跨度與香港到澳門的距離相當，水位也差不多，我們為什麼不造一座?”有此想法後，胡應湘展開了調查論證。
當時，與香港在陸路上相連的深圳以至東莞一帶，已逐漸成為外商投資設廠的熱點。胡應湘預感到，未來深圳、東莞等地的勞動力成本必將上升，並將難以持續滿足這種投資的需要。按照這個思路，他把目光投向從地緣上與香港接近，但因沒有直接陸路連接一直髮展相對滯後的珠海以及整個粵西地區，希望再找一個更大的腹地。
基於這種著眼於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胸襟、大思維，1983年，胡應湘提出了興建“內伶仃大橋”的構想，一座由珠海經淇澳島、內伶仃島直接到香港屯門的大橋，把香港與粵西間的天塹變為通途，為外商發掘和擴大更多勞動力低廉的投資區域。同時，也刺激粵西的經濟發展，甚至帶動內地西部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
胡應湘是最早意識到香港必將在經濟上依託內地的遠見者之一。1988年3月，他在北京大學演講。他說，香港與祖國大陸的經濟，好比是由一條紐帶帶動的一隻小輪和一隻大輪。在國家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就像一隻轉速很高的前導輪;而內地經濟一旦啟動並高速轉動時，將成為香港經濟的強大驅動力的驅動輪。如果把這兩隻輪子聯結起來，以小輪牽動大輪，以大輪推動小輪，這樣一個結構所具備的既有高速度，又有後勁的互動的整體優勢，將遠勝於亞洲“四小龍”及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他當時說：“我之所以投資內地，就是要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建起連動大輪和小輪的紐帶。”
按照這個比喻，“內伶仃大橋”正是香港通往內地另一條重要的基礎紐帶，是極具意義的事情。但當時的港英政府卻因香港主權問題以及即將告別香港而對此頗為冷淡。政府之外，一些因大橋建成會損失既得利益的財團也從各個層面發表反對聲音，設置障礙。
“我一貫堅持，一個項目，只要符合人民需要，只要符合經濟規律，就一定能獲得支持，一定會成功。”面對爭議和困難，胡應湘以苦行僧一樣的執著堅持自己。他說：“150年前，法國工程師迪那西倡議興建蘇伊士運河時，曾遭遇重重困難，但因符合人民需要，終於建成，至今該運河已成為埃及外匯收益的最大項目。”
2001年，已為大橋奔走18年的胡應湘，對此前的方案作出調整，提出一個新的更加宏偉的計劃——港珠澳大橋。並於2002年8月，提出集資150億港幣，以民間私人資本落實計劃的具體方案。
港珠澳大橋由香港大嶼山直至珠海及澳門兩地。胡應湘計劃以一座“Y”字型大橋，把粵港澳三地連在一起，在珠三角洲地區形成一個三角形的環形交通網。建成後，不但對香港、澳門及粵西地區有利，也可配合泛珠三角“9+2”發展策略、西部開發及東盟自由貿易區經濟發展策略的實施。
此時，珠三角，大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經濟區概念已相繼得到共識和重視。已從黑髮人談到白髮人的胡應湘也終於等到曙光。首先是資本市場的支持，有銀行乾脆提出一家包辦全部的貸款業務。之後，香港、廣東、澳門及中央政府也都先後表示了支持。
能夠親手設計和建設港珠澳大橋，一直是胡應湘最大的心願。因為他對大橋有著太特殊的感情，他還給大橋取了一個特殊的名字：“123橋”，並將其解釋為：“一國、兩制、三地。”
對於自己20多年的堅持，胡應湘坦誠：“我名利皆有，何苦一直堅持建這座港珠澳大橋不可，如大橋計劃能順利落實，由動工到回本差不多要20年，到時我已經是90歲了，人是否在世也是個問題。”他說：“人不能老想自己，要為社會做點貢獻。”
如今，胡應湘當年的遠見已經成為現實。國家已經正式啟動港珠澳大橋的修建計劃，而他的前瞻與遠見，又再次得到印證。
勇敢的中國人
胡應湘曾被多位國家領導人分別稱讚為：“有膽略、有見識的企業家”、“外資領頭羊”以及“勇敢的中國人。”
很長時間內，胡應湘被視為成功投資中國大型基建的典型，他與合和集團也成為國外觀察中國市場和政策的風向標之一。英國《投資分析》雜誌乾脆將合和稱為世界上最大、最純粹的以中國為投資對象的私營公司和受中國因素影響最大的公司。並告訴投資者：“如果你對中國有信心，你就買他的股票。”
至今，胡應湘仍是在中國內地投資最多的港商之一，總投資達到510億人民幣之巨。這些投資90%以上都是長期的基礎設施項目，而且大多是採用BOT模式進行。這意味著，他的這些投資在投入使用的10年或20年後，都將全部無償轉讓給國家。而轉讓的這些資產，因為是基礎設施，又都將在未來幾十，甚至幾百年裡，仍然發揮作用。
這些成就與胡應湘對祖國的熱愛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他擁有愛國、報國的能力，而且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勇敢堅持下去。
他富有遠見，被稱為工程師中的夢想家，從來沒有停止過規劃未來。他注重實幹，從未疏於對現實事務的操勞。他非常勇敢，有勇氣去面對並化解各種艱難。他的遠見都是基於兩個因素產生：一是對經濟規律和發展趨勢的客觀認知，一是對社會需求和國家需求的把握。這讓他既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在，再加上勇敢，他就可以在實現遠見的路上勇往直前，就可以想到就去做到，而且做到超出期待的好。
作為“勇敢的中國人”，胡應湘不但敢做敢為，更敢做敢當。不但有中國人對中國的誠摯熱愛，更有對中國人優秀傳統道德的繼承和發揚。他敢於肩負服務國家與社會的使命，也敢於付出，以承擔和履行責任。在投資內地的過程中，他不但勇敢地面對項目本身的困難，更勇敢地拒絕誘惑，對於自己沒有足夠把握，或自認對國家與社會無益的項目，他也是勇敢地拒絕。
深圳特區剛剛建立不久時，梁湘市長曾劃出福田區24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給胡應湘發展。當時國家對深圳的未來規劃為僅是70萬人的規模，因此在討論區劃與發展規模時，與深圳市異議較大。胡應湘認為，如果改革開放成功，深圳的規劃應該是700萬人而不是70萬。“我不能按照這個規劃發展，將來後人罵我，於是我決定放棄。”後來，深圳的發展證實了他的預見。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坐擁福田24平方公里土地，成為世界地王的機會。1998年大連推出“雙D港”發展計劃，當時國際上高新技術之風猛刮。很多外商爭先搶佔這個專案。時任大連市市領導不放心交給“炒家”開發，到香港找到以說實話、幹實事聞名的胡應湘。結果，得到一句大實話：“我若拿到您的項目，炒熱自己的股票。那怎麼對得起您。若干，我一定全力投入，為您做好。但我現在確實難以抽身。”同樣實幹的薄市長對此大加盛讚，稱胡應湘“正直、坦言、是君子。”
胡應湘還有一個不太被外界知道的秘密。早期，他可能是香港企業家中向銀行借錢最多的人。建設沙角B電廠時，合和市值只有約10億，但投資高達46億。他去向三井、東芝兩間廠商購買設備。“三井說從沒見過這樣的人，沒有相關經驗，又沒代表過政府，便要建發電廠。東芝電機說，它們很需要這筆生意，可惜的是，我證明不了有這麼多錢，公司的balance sheet(資產負債表)只有9億元，卻向他們購入20億元的東西。他們懷疑我亂來，於是去地盤視察，發覺我們做的有板有眼，便決定接這筆生意。若工程爛尾，就當運氣不好。”
結果，胡應湘傾盡所有財產，拿出3億元從46間銀行貸款33億元建好了發電廠。不但創造了世界電廠建設的新記錄，其3億資本貸款33億的“豐功偉績”，也前無古人，至今後無來者。
由此，他還得出一套向銀行貸款的經驗：不但要有好的項目，還必須有好的員工。他說：“西洋鏡一拆穿便一文不值，重要的元素其實是員工。”因為銀行是要看你的毛收入能否抵銷貸款，而這必須建在良好的團隊之上。後來，胡應湘把這一理論應用到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他回憶當時向銀行貸款的情形：“香港人要到廣州喝茅臺酒、吃飯，我喝下的茅臺酒有5加侖之多，當然不是一晚之內。有個年紀較大、為人忠厚的工程師說，他們連單車也買不起，叫我別興建公路。結果公路一啟用，流量便達3.5萬駕次。現在已多達26萬駕次，日均收入超800萬元。當時的投資高達120多億元。合和的規模雖然已較大，但市值也只是30億元。一間市值30億元的公司竟然要借100多億元!為什麼我有這個膽量?因為我知道毛收入會很高。”
胡應湘說：“我的膽量還來自我信任一個人，就是JP Morgan，可惜我沒有見過他，他在一九零幾年就去世，我是從書本上認識他。JP Morgan非常富有，他教會我很多東西。曾有人問他，為什麼能在股市賺大錢，他說，Always sell too soon(經常過早賣出)。另一句名言是you guys never go broke by making a profit(有錢賺的話，你就不會破產)。他認為要賺錢，就得either by provision of capital or provision of service(提供資金或是服務)。這句話是raw data(原始數據)，我是工程師，喜歡想法子改良。我想為什麼要either?why not provision of capital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為什麼要兩選一，為什麼不可以既提供資金，又提供服務?)雙管齊下不是更好嗎?這正是我現在的做法。你看見有人缺電，但他沒錢興建發電廠，便讓我來，親自到地盤督工、策劃，這就是provision of service(提供服務)，更重要的是provision of capital(提供資金)，要雙管齊下，也要運用leverage(槓桿)原理。”
對這些借錢的故事，胡應湘以他一貫的幽默儘量輕鬆詼諧的表達，但能借到這麼多錢，與他敢做敢當，良好的商業信譽關係巨大。
廣深高速公路建成的同時，合和實業集團在胡應湘的帶領下迅速發展，於1991年到1995年間先後投資興建了總建築面積約8萬平米的胡忠大廈、擁有1026個房間的悅來酒店以及總樓面面積約17萬平米的香港國際展貿中心。合和實業集團也成為香港上市公司前10強，胡應湘進入香港10大富豪之列，並將事業擴張向東南亞等地。
但很快，危機發生了。先是在泰國的項目因亞洲金融風暴及政策因素被終止。之後，在印尼投入巨資的項目也因亞洲金融風暴擱淺。在整個金融風暴期間，合和實業撇帳高達13億美金。胡應湘回憶當時的情景：“當時，我的兒子剛剛從斯坦福大學唸完MBA回來，我告訴他，現在是證明你到底是一個男孩，還是一個男子漢的時候了。哭是沒有用的，我們痛定思痛，重新全身心投入工作，變賣了一些資產，開發一些大工程以獲取利潤，最後，我們終於挺過了那一段困難的日子。”
在這過程中，最令胡應湘感到欣慰的就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讓任何一家銀行失望，沒有一家銀行因為我們而受到損失。”如今，合和實業已經重獲進入上升的軌道，以“利國益民、造福社會”的投資理念，並在內地及香港開闢新的項目。比如，在香港和內地發展了一系列大型資產項目。
在國家政治經濟發展與服務社群上，胡應湘也從來都不缺席。他曾擔任亞太經合會商務委員及基建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國際財務公司顧問、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港口及航運局主席、香港物流發展局委員、香港物資流通協會(HKLA)榮譽贊助人、香港貿易發展局委員及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等職，至今擔任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等社會公職，並是廣東、廣西、廈門、秦皇島等省市的經濟顧問。
他還熱心教育、慈善及社會福利事業，為香港、內地及母校都有大量捐款。其中，為國內捐款超過1億人民幣。90年代，他為母校普林斯頓捐款1億美金，並在那裡興建了第一座中國人的紀念物——胡應湘堂，成為各路媒體的頭條新聞。一些人不瞭解其良苦用心的人甚至還因為誤認為他捐款給美國(其實是捐給母校)而發出怨聲，甚至是罵聲。
胡應湘說，捐款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的出口市場是美國，我當年作為說客跟他們談，希望幫助中國取得最優惠國待遇，所以捐了錢，替國家爭取這個利益，同時，為華人及內地學生爭取更多就讀的機會。另一個就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教育獲得了一點成功，不能就忘記了自己受教育的母校。這也是樹立中國人的形象。正如報界說：‘胡應湘的鉅額捐助，顯示華人並非只知索取，亦有無私奉獻。”
在商務之餘，胡應湘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他擔任有中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國家開發銀行顧問、香港地產商會副會長、香港物流學會名譽贊助人、香港足球總會有限公司名譽副會長鄧社會公職、並且先後榮獲香港理工大學、英國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英國愛丁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同時，他也是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及香港工程科學院資深會員及澳洲會計師公會名譽會員，並被委任為克羅地亞共和國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名譽領事。
傑出的商業成就以及社會貢獻，令胡應湘獲得社會高度肯定。他是美國新奧爾良市、廣州市、佛山市、深圳市、廣州順德區、南海區、花都區、菲律賓奎松省都頒授榮譽市民，並且先後於2011年獲大公報聯合兩地證券業權威頒授中國證券金紫荊獎——最具影響力領袖;於2010獲CNBC頒授第九屆亞洲最佳企業領袖獎——終身成就獎;於2007獲比利時國王HM Albert II頒授Offic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勳章;於2007獲克羅地亞The Order of Croatian Danica with figure of Blaz Lorkovic勳章;於2004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獲星島報業集團選為2003年傑出領袖(商業/金融);於2003獲Asian Freight & Supply Chain Awards選為Personality of the Year2003;於1997獲英女皇頒授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於1996，同年還獲美國Independent Energy選為Industry All-Star1996獲美國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選為傑出國際行政總裁，於1994獲商業週刊選為“最佳企業家”之一，並獲美國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選為年度傑出人士;於1991獲南華早報及敦豪選為年度傑出商業家，獲香港亞洲經濟週刊選為傑出“亞洲公司領袖”，於1985獲比利時國王頒授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勳爵等諸多獎項。
胡應湘的夫人郭秀萍女士也是一位傑出的女性，不但為胡應湘的工作以及公益提供了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也自己身體力行，擔任諸多社會職務，如中國紅十字協會香港分會負責人，經常深入災區，瞭解災情，協助賑災。胡應湘常常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以太太做比喻。在記者訪問他為什麼賺錢的話題時，他就很幽默地找了一個原因：“可能是我的太太開銷很厲害，我們已經結婚30年了，我們在一起很快樂。”幽默完以後，他又認真回答：“其實，我太太花錢並不是很厲害，這只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實際上她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如今，胡應湘的兒子胡文新已逐漸接過了領導合和實業的重任，胡應湘對兒子的表現很是滿意，甚至是欣賞：“他同樣畢業於普林斯頓，他的成績比我好，他是優等生。”他自豪地說。
如今，39歲，持有史丹福大學頒授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普林斯頓大學頒授之機械及航天工程科學學胡文新已經香港新一代企業家的領袖級人物，自2001年6月及2002年1月起先後出任合和執行董事及營運總裁，並於2009年10月1日起調任為董事總經理以來，他的商業表現獲得一致肯定。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選拔他為“全球青年領袖”，而2010年11月，他則榮獲由香港董事學會頒發的“2010年度傑出董事獎”。此外，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於2011年6月頒予他“Asian Corporate Director Recognition Award”及於2012年3月選出他為“Asia’s Best CEO (Investor Relations)”之一。
隨著胡文新的成長與成熟，胡應湘希望能慢慢從企業中退居下來，去更加單純地繼續他的工程師愛好，以及享受已經有50多年習慣的古典音樂洗禮，在圖紙和樂聲中去感悟莫扎特、巴赫的意境。但這也可能只是一個願望而已。
同時，他還計劃去專修一個歷史的學位。胡應湘說：“歷史很重要，人會犯錯誤就是不明白以前的歷史的過程。”為了讓美國人多瞭解中國歷史，他還專門捐款在普林斯頓開設了中國歷史課程。
回顧自己領導公司創業發展的經歷，他這樣總結自己的角色定位：“既可以像一名老船長那樣，在艦橋上指導航程，也可以像普通水手那樣在甲板上工作。”這就是他的風格，他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