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明,敦煌佛爷庙湾方向扫墓的车流不断,人们纷纷在这个春回大地的时节缅怀故人。在这条路的不远处,莫高窟北面戈壁上,就是甘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整体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分布着上万座古墓葬。
1944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向达先生领导下,由夏鼐、阎文儒二位先生亲自参与,在佛爷庙东、西区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夏鼐在佛爷庙东区墓地主要的发掘工作集中在1001号墓地,墓道长18.5米,作倾斜的长坡,墓门上部的砌砖,有用五彩绘画的图案,“再往下掘,露出彩绘的斗拱和立柱、人物和禽兽,笔致生动,颜色鲜明。”这次一共拆下559块有彩绘的砖,这种砖在夏鼐《甘肃考古漫记》中又叫“彩绘花砖”;他认为这是个魏晋砖砌大墓。
从1982年到2001年期间,考古人员在佛爷庙湾墓群,又先后发掘、清理了晋代画像砖墓11座,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画像砖。所谓画像砖,从字面理解是在砖面泼墨作画的小型单幅画砖,其做法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在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一定的胶性物质抹平作底,其上涂白垩,然后作画;佛爷庙西晋画像砖墓中,在墓室砖壁壁面上较大幅的壁画也采用这种做法——这对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绘制来源具有比较参考的价值。第二,在涂有较薄白垩的砖面上作画,这种情况最多。第三,直接在砖面作画。
这些画像砖在施彩设色的形式上又可分为彩绘和墨绘两类,彩绘作画时一般先在底子上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然后根据所画内容及所要突出、渲染的具体特征,分别用赤铁矿、青金石、碳墨等矿物质颜料施彩填绘;后者为墨线轮廓画。从佛爷庙湾画像砖的研究来看,魏晋时期敦煌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某种角度而言,也为敦煌莫高窟的开凿造像及壁画绘制提供了技术和艺术的基础。
敦煌地区出土的这些画像砖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几类——与一定传说相联系的神禽灵兽,不明涵义的奇禽异兽,带有佛教色彩的瑞兽与花卉,传奇历史英雄和名士,墓主庄园世俗生活,半人半兽的方相、羽人和力士,陪衬性的兽面和兽雕等。跟嘉峪关、酒泉地区的墓室画像砖对比,在主题内容上有很明显的差异:敦煌画像砖以神禽灵兽等祥瑞为主,并流行表现民间历史传说与故事,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等,而关于墓主人生前生活、庄园生产场景的表现,在敦煌则并不为多数。
一曲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画像砖中伯牙与子期身侧飞鸟盘旋,想来,也有意无意地表现一份“感物明志”、“清静无为”的心意。贤士与神兽的组合,强化了虚幻的仙灵意境;这种“出世”与“入世”的刻意营造,一定与当时河西社会、政治、经济、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中叶至三国以来,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崩溃,中原大地呈现出“千里无烟、遗民困急”的凄惨景象,而敦煌地区处于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从思想文化现象看,儒学堕落后,经学、玄学、文艺及宗教得到了自由发展,人们向往过上“或飒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无气;或茹之草;或出入人间而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的自在生活——也许,这就是这些画像砖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同时,外来的佛教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得以传播,由于敦煌所处的东西方“咽喉要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佛教东传远涉沙海后与华夏文化接触的第一个桥头堡。在佛爷庙湾墓群中,也出现了为数不多,但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画像砖。
看到这里,不知你会不会产生一个好奇:同在敦煌又相距不远,佛爷庙湾画像砖墓与其后的莫高窟壁画有没有一些相似或渊源?答案是肯定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彩绘方式,在具体画面处理和形象塑造方面,我们也能发现很有趣的关联——比如李广射虎画像砖,与莫高窟第249窟狩猎图中反身弯弓射箭的猎人形象,有神似之处。还有一些动物的描绘方式,风格、意境显然是一脉相承。更直接一点,在莫高窟壁画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画像砖内容的踪影;地下墓室的修建,比如覆斗型顶、藻井的处理,也为后来地上石窟的开凿提供了实践的范本。
在这些古墓画像砖中,最显凡人亲情的莫过于这一幅——母童嬉戏。母亲对骑竹马幼儿的呵护与无忧玩耍的稚童,眼神的对视,身体姿态的交流,画师用流畅的手法将殷殷母爱和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游戏的“竹马”在后期莫高窟供养人形象中也再次出现。
“风落梨花雪满庭,今年又是一清明。游丝到地终无意,芳草连天若有情。”河西走廊上,那些安然沉睡的石砖,或天神大仙、或志怪人物、或人间百态、或启瑞呈祥,安放了数千年的情思与挂念。清明时节,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站在这些虽残破的画像砖前,似乎能多少体会到当年创作者们在“物像之上、神思之间”的深意,于是,走近它,轻轻问候一声,“别来无恙”......
本文参考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敦煌之谜》及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