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言式新聞
——媒介技術驅動下的新型新聞模式研究
陳嬿如 謝欣
摘要
隨著新聞傳播技術的不斷改進，新聞的傳者與受眾愈加重視新聞時效性，其結果
之一就是斷言式新聞(journalism of assertion)逐漸取代傳統的確證式新聞(journalism of
verification)，成為當今全球的主要新聞模式。本文從新聞生產及新聞理論的視角出發，
在挖掘了斷言式新聞的特點、表現及成因等基礎上，著重討論了這一概念提出的理論
意義。研究認為，斷言式新聞概念的提出利於促進傳統新聞定義向“對話”與“知
識”轉變，並從生產過程出發關照新聞失範行為，進而反思“後真相”的新聞模式。
鑑於斷言式新聞的社會危害，文章以杜威的公眾視角，認同新聞素養對信息社會的可
能貢獻。
關鍵詞
斷言式新聞、媒介技術、“後真相”、確證式新聞、新聞素養
陳 如，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電郵：[email protected]
謝欣，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1980年6月，泰德·特納（Ted Turner）創辦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一種以直播和即時、高度機動性的新聞採集為基礎的連續新聞文化開始出現，並逐漸向全球蔓延。而後，隨著互聯網時代，特別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信息傳遞無遠弗屆，轉瞬即達。無論是傳者還是受眾，都對新聞的時效性要求越來越高：對於大多數受眾來說，第一時間獲取信息的滿足感與新鮮感，已經遠遠勝過取得確證信息時的寬慰；而對於一些專業素養不高的傳者來說，第一時間傳遞轟動信息所獲取的眼球效應也正與他們的利益需求相一致。這種現象導致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斷言式新聞（journalism of assertion）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漸取代傳統的確證式新聞（journalism of verification），成為全球主要的新聞模式。
一、新聞生產視角下的斷言式新聞
2011年，比爾·科瓦奇（Bill Kovach）和湯姆·羅森斯蒂爾（Tom Rosenstiel）在《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下文簡稱《真相》）一書中區別了當下新聞的四種主流模式：確證式新聞、斷言式新聞、肯定式新聞和利益集團式新聞。“儘管這些劃分是根據美國新聞業的現狀做出的，但是在中國也能依稀看到類似的新聞形態。比如以新浪網為代表的門戶網站具有斷言式新聞的特徵，而《環球時報》則具有肯定式新聞的某些特點，博客、社交媒體等網站上的新聞則是上述四種新聞的混合物。”（劉海龍，2014）其中，又以斷言式新聞最能適應媒介技術的發展及我國特有的媒體環境而逐漸取代傳統的“把關人”式的新聞（即“確證式新聞”），成為當下“新聞反轉”及向“後真相”社會過渡的主要誘因之一。
（一）勾勒斷言式新聞：特點及表現
斷言式新聞的主要特徵是缺乏調查，即未能質疑斷言、要求證據和檢驗證據 （科瓦奇 &羅森斯蒂爾，2011/2014：125）。記者是否進行過調查，新聞報道中的結論又是否來源於證據是斷言式新聞的主要判斷標準。這一新聞模式外在地呈現出如下特性。
1.速度至上：時效性取代準確性
斷言式新聞產生於全天候的直播新聞生產中，注重時效成為了它的主要特徵。
為了在報道中掌握主動權，記者在獲取信息的第一時間就進行報道，而不是首先對新聞內容加以核實，最終的結果不只是向公眾傳播了大量未經確證的斷言，更將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先報道、後驗證”的新聞文化。
然而，鑑於新聞本身的時新性，常有新聞工作者或學者將斷言式新聞視作傳統新聞報道的必經階段，並以“把新聞真實理解為一個過程”的論述及“報刊有機運動”理論為新聞生產中的斷言正名，這其實是對傳統新聞理論與斷言式新聞的誤讀。《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一書明確指出，“在最初的報道中，單個記者或許無法超越表面準確的層面”，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要求：
在第一篇報道的基礎之上應出現第二篇報道，消息源會對第一篇報道中錯誤的和疏漏的事實進行補充，然後還會有第三篇報道，依此類推。每一個新的層次都會加入背景材料。對於重要而複雜的報道，還會有社論跟進，同時在談話節目、言論版進行深入報道和討論，博客和其他互聯網站的意見也會加入進來，也包括讀者給編輯的來信和廣播節目的熱線電話，整個公共的和私人的討論都會成為追尋
真相的過程的一部分 （科瓦奇 & 羅森斯蒂爾，2001/2014：52）。
馬克思的“報刊有機運動”理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新聞的“業務性失實”。
但上述兩種觀點都和斷言式新聞所持的理念相去甚遠。原因首先在於，不論是“無法超越的表面準確”還是“業務性失實”，它們都與斷言式新聞完全不同，前者源自於新聞生產主體本身的能動性受到不可突破的外部條件限制，而後者則由於新聞生產者自身時效至上的錯誤觀念；其次，斷言式新聞強調的是新聞生產過程中由於調查與證據的缺失而妄下斷言可能對媒體與受眾造成的損害，其更偏向於對新
聞生產過程的考察，而非如新聞失實一般以新聞生產結果作為判定依據；最後，被斷言式新聞理念所控制的從業者注重追求所有新聞事件的報道時效，很少對一則新聞進行持續的關注與調查，這將直接導致斷言式新聞難以同“無法超越的表面準
確”與“業務性失實”一般，隨著調查的深入而為受眾勾勒出全面的、符合完整語
境的報道。
2.信源霸權：渠道取代過濾器
信息過濾器與信息渠道之間存在諸多區別，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否允許新聞制
造者背誦事先準備好的觀點，新聞記者又會否對此提出質疑。斷言式新聞是渠道的
典型產物，而確證式新聞則源自媒體對信息的過濾。
媒介技術的發展正從兩方面塑造信源霸權，使過濾器淪為渠道。其一，技術驅
動帶來的媒體時空延展將有價值的新聞信息“升格”為一種稀缺產品，信息採集市
場的供需不均導致新聞工作者在某種程度上喪失“議價權”，只能按照信源的要求
進行信息傳遞。一項對英國西約克郡地方報紙所使用的信源進行研究的結果顯示，
記者們傾向於完全服從性地傳播他們所獲得的信息，“成為不公正信息的處理器或
是被信源支配的信息複製者。”（O’Neill & O’Connor，2008）其二，廣為採用
的直播技術與現場採訪受到越來越多信源（尤其是那些別有用心者）的青睞，因為
它們不經後期編輯，利於達成信源對信息傳輸內容與組織形式的控制。邁克·華萊
士（Mike Wallace）曾說：“正如現場直播的新聞發佈會一樣，現場採訪是政治人
物最容易控制的事情。”（Rosenstiel，1995）事實上，信源的定義絕非侷限於政治
人物範疇，它還包括身處商業機構要職或突發事件中心的諸多被採訪者，甚至是網
絡世界的不具名者。因此對受眾來說，媒體的“過濾器”功能就尤顯重要，否則，
受眾要麼面對未經確證的斷言——正是它們製造了大量“新聞反轉”並形塑了“後
真相”社會，要麼在毫無意義的斷言式爭論中浪費時間。
3.媒體淪落：斷言取代確證
斷言抑或確證，除了代表兩種典型的新聞模式外，更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新聞生
產機制。確證式新聞是“把關人”式的，強調對證據的核實並將事實置於完整的語
境中進行報道；而斷言式新聞卻缺乏調查，在它們的生產過程中，新聞工作者除了
把那些看似是新聞的，能夠吸引受眾注意力的內容——如謠言、暗諷、指責、控
告、猜測和假設——直接搬上媒體平臺外，還常常在報道中一味地進行判斷，提供
結論，卻不為此列舉相應的證據，導致的結果就是曾經被稱為新聞原始素材的東
西，被直接傳遞給了受眾。
恰如1983年1月初，美國總統里根因水災的肆虐改變了自己的度假計劃，前往
受災地路易斯安那州，並在當地發表的廣播談話中鼓勵地方市民抗災，同時允諾聯邦政府的支援。《紐約時報》在報道中採用了一張美聯社的照片，並對此事件進
行了恰當的描述，是典型的確證式新聞；而《洛杉磯時報》卻在報道的後半部分指
出，“這不過是里根的參謀一直費心尋覓的典型事件，這是總統在一個非常適合上
鏡的環境下表達對受難者關心的機會，並且對於白宮的戰略家來說，這是一個將注
意力從總統與富人朋友們度假的新聞轉移出來的時機。”（斯格爾頓，1983）《洛
杉磯時報》妄下了斷言，卻並未為此提供證據，但這種斷言是否源於黨派偏見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舒德森（2003/2010：66-67）認為，《洛杉磯時報》“在過於
自信的政治專家意見的立場上走得太遠”，是一種“斷言式的專業主義”。
（二）探索斷言式新聞：成因分析
隨著商業模式的崩塌，傳統媒體的關門，確證式新聞已從媒體中撤退，那
些倖存下來的媒體為了吸引公眾注意而激烈競爭，使斷言式新聞的影響最大化
（Sambrook，2012）。其中，技術、利益及其他相關因素的交互，成為斷言式新聞
生產的深層動因。
1.媒介技術與速度至上
斷言式新聞興起於媒介技術趨動下的電視直播欄目，並在互聯網衝擊傳統新聞
行業的進程中蓬勃發展。電視直播方面，以CNN為代表的新聞頻道每天需要播出
1440分鐘，雖然其大大拓展了新聞發佈的渠道與平臺，但卻意味著新聞核實時間的
驟減及媒體人力資源的不足，同時凸顯了新聞總量與媒體時空延展之間的矛盾，一
如特納在接受採訪時所言：“CNN的駐外記者可能會衝著攝相機鏡頭說，‘我們
在這兒，現在沒有事情發生。’”（科瓦奇 &羅森斯蒂爾，2011/2014：40-41） 新
聞從業者愈發捉襟見肘的信息核實能力及對“開天窗” 的恐懼，直接刺激了斷言式
新聞的生產。
互聯網新聞更是將以上困境推向極致：它大大簡化了電視直播的前期準備工
作，重塑了傳統媒體的線性製播流程，並創造了信息多平臺輸出及受眾移動接收的
可能。這首先弱化了強勢媒體議程設置的能力，為受眾的信息消費提供了更大自
由，卻也造成了社會層面信息把關難度的提升；其次，新老媒體的競爭隨著信息產
品市場化的深入而日趨激烈，由於符合注意力經濟下的商品生產規律，所謂的競爭
幾乎完全依託於對顯性的新聞時效性追求之上，而忽略了隱性的新聞質量。速度至
上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全社會形成了“先報道、後驗證”，甚至“新聞文化的改變顯然不應簡單歸咎於媒介技術的發展，但就媒體行業而言，技
術、行為與理念間確實存在諸多關聯，“事實商品化”就是其典型代表。所謂“事
實商品化”，是指在數字媒體時代，新聞記者可以在不過多耗費時間與體力以獨立
發現並核實新聞事實的情況下，僅通過網上衝浪，就能像在超市選購商品一般（以
付費或者免費的方式）直接轉載其他媒體（甚至非媒體）平臺所刊載的信息。它是
當下流行的新聞製作手段，響應著眼球效應，並將技術的惡果從單純的速度至上引
向從業人員對漠視證據及無視調查的主觀認同，它是對“記者只能完全遵從自己所
知的事實進行報道，不能隱瞞重要信息和提供虛假信息。”（國際新聞工作者聯
合會，1986，轉引自陳力丹，2006：147） 這一原則的根本挑戰。沿著這一思路向
前，不難發現商業理念早已植入媒體——20世紀以來，媒體的公司化導致非新聞出
身的商業經理被聘用，美國新聞界的主要領導者由此在事實上蛻化成了商人，他
們中一半的人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了經營而非新聞上（Overholser，1998：
57，轉引自科瓦奇 & 羅森斯蒂爾，2001/2014：62），營利動機成為了商業報刊的
核心，在這樣的新聞生產環境下，新聞從業者按照自己的最佳判斷製作新聞的要
求，難免不受商業動機的干擾 （舒德森，2003/2010：146）。
事實上，純粹指責“新聞工作者忠於公民，並視之為超越僱主的效忠對象”等
理念受到的侵蝕源於專業新聞從業者是有失公允的。一方面，受眾（用戶）對軟新
聞甚至黃色新聞的熱衷直接決定了新聞生產的偏向性，他們極具導向性的消費選
擇實際支持著新聞產品向膚淺、庸俗等方向發展，甚至暗藏對新聞商品化的認同
並接受媒體漠視責任與證據；另一方面，根據《2016年中國互聯網新聞市場研究報
告》，60.3%的網民在轉發新聞前不會核實信息的真實性，13.9% 的用戶只會對新
聞進行選擇性的核實，權力“下放”時代“泛新聞工作者”的懷疑認知能力明顯不
足。若受眾（用戶）認同商業化的新聞理念，既不重視新聞質量，又不以責任自
律，就將淪為斷言式新聞生產者的共謀。
二、新聞理論視角下的斷言式新聞
“某種概念的歷史並不總是，也不全是這個觀念的逐步完善的歷史……而是這
個概念的多種多樣的構成和有效範圍的歷史，這個概念的逐漸演變為使用規律的歷的滋養，它是一種概念的自然發展而非憑空捏造。
（一）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根據美國學者施瓦茲（Schwartz，2014）的研究，斷言式新聞最初以新聞斷言
（assertion journalism）的概念出現於《新聞交談：傳播、社區與新聞》一書中，該
書將新聞斷言視作一種幫助社會進行交流的工具，並指出，新聞斷言超越了單純
的信息與娛樂功能，同時還是一種促進交流的有效刺激物。然而，觀念從《扭曲
的速度》（Warp Speed）一書開始轉變，科瓦奇和羅森斯蒂爾（1999：6） 在書中
視“混合媒體文化”中的斷言式新聞現象為一種完全負面的新聞形態，明顯區別
於早先學者對新聞斷言的正面看法。這一觀點得到了米特羅普洛斯（Mitropoulos，
1999）的支持，即“紙質媒體依然驕傲地堅持著‘事實’新聞學，但一些電視脫口
秀、新聞廣播和在線雜誌已經開始實踐斷言式新聞。”此後，新聞工作者應該踐行
“斷言的新聞”還是“核實的新聞”成為主要論點之一，“斷言的新聞將收集與核
實信息等最原始、最凌亂的過程直接展現在電視直播、發佈博客與推特的過程中，
這樣的結果就是產生更多的錯誤。” （Papandrea & Armstrong，2010：57） 唯有更
加自覺的核實才能有效抑制以主觀臆斷為特徵的新新聞的過度擴張，才能為公民信
任新聞提供一個更好的理由（科瓦奇 & 羅森斯蒂爾，2001/2014：106）。
斷言式新聞同時被視作一種“新聞業危險的發展”——“博客和一些日常的談
話類節目扭曲著美國的新聞，已經超出任何人在十年前的想象。公眾比過去更難以
區分經過核實的新聞與未經確證的斷言。”（Cleary，2005）電視媒體在2000年與
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夜的報道就是這一發展的突出表現（Marriott，2007）。網絡
新聞與社交媒體的出現更加速了這一危險的進程（Papandrea & Armstrong，2010：
157） 。克丁頓等（Coddington，Molyneux & Lawrence，2014）學者對2012年總統
選戰中政治記者的推文進行內容分析後發現，網絡時代的斷言式新聞導致記者遠
離專業主義的標準，並使他們的權威逐漸衰弱——除了15%的推文具有科學意義上
的新聞客觀性外，60%的推文只具有所謂的“專家”客觀性，即僅52）由此可見，斷言式新聞既是一種靜態的新聞模式，又是一種動態的新聞生產
過程，它以自身的遍在性構建了獨特的信息渠道，它是一種“從CNN等24小時有
線電視新聞頻道開始，採取有聞必錄的原則，強調即時性（immediacy）和顯著性
（volume）的新型新聞模式，新聞工作者只起到被動的速記和通道作用。它的一個
明顯標誌就是允許新聞製造者背誦事先準備好的觀點卻不加質疑。”（劉海龍，
2014）
（二）概念提出的理論意義
斷言式新聞作為一種為全球新聞從業人員與專家學者所共同關注的新聞類型，
它與確證式（“把關人”式的）新聞或其他新聞類型一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視
作新聞從業人員、受眾（用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產物，它為人們深刻認識新
技術環境下的新聞行業提供了一把銳利武器。
1.以“對話”和“知識”為新聞再定義
以斷言式新聞為中心展望，向前揭示著媒介技術的力量與受眾參與新聞生產的
可能，向後主導著當下繁冗錯綜的信息環境，網絡時代新聞的定義正因這兩種因素
經歷轉變。
首先，不論是以信息說還是事實說為代表的傳統新聞定義均是從本體論的視角
出發，贊成事實與新聞的同一性，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斷言式新聞作為新聞的可
能；而報道說通過將新聞“物化”為新聞報道（操瑞青，2017），雖然承認了如斷
言式新聞、假新聞、有償新聞在內的諸多新聞失範行為的合法性地位，卻又犧牲了
對新聞本源的考量；其次，傳統的新聞報道是精英式的，其主導模式是專業的媒體
對普通民眾的“告知”，也是一種相對規範化的新聞生產。在技術力量打開公眾參
與之門後，傳統正在轉型，規範也面臨瓦解，既然過去的新聞定義無法解釋網絡新
聞的新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嘗試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視新聞為一種以“對話”呈
現的知識形態，並承認在風險社會之中存在知識的不確定性，進而承認任何個人知
識的侷限性——任何真相只是暫時的（劉海龍，2014）。
2.促進對真相模式轉移的討論
美國作家拉爾夫·凱伊斯（Ralph Keyes）認為，人類不只擁有真相和謊言，還
有一堆模稜兩可的說辭。斷言式新聞就是這種說辭的典型代表，促進著真相模式向
“後真相”模式的文化轉移。
一種不太強勢的聲音支持著早期有關新聞斷言益於社會討論的觀點，認為“後
真相”模式是“真相市場”繁榮的體現，並從米歇爾·福柯（Mic關真相與權力的論述向下推論：得到賦權的用戶挑戰傳統社會結構中權力和職業力
量的權威，也就挑戰它們的話語霸權——包括他們建構社會現實的霸權（哈爾森，
2015；轉引自周睿鳴，劉于思，2017）。相比事實對構建公共生活至關重要的主流
觀點，上述聲音著實顯得有些避重就輕。“觀點的自由市場”自有其存在前提——
持不同意見者需認真誠實，並嘗試以理性與良心啟發他人（西伯特，彼得森，施拉
姆，1963/2008：36-37）。並沒有證據顯示以“新聞反轉”為特徵的“後真相”新
聞生產來源於認真及理性，斷言對確證的取代反而體現著責任的消減與市場的混
亂。擱置新聞生產諸方對客觀事實的挖掘，轉而討論有關真相的政治經濟學，這種
權力視角下的“真相”就只是一種人為構建的產物，從根本上喪失了幫助用戶挑戰
傳統話語霸權的可能。因此，對真相模式轉移的討論不能不重視包括客觀聲言、反
聲言與證據在內的事實查驗（周睿鳴，劉于思，2017）。
3.以過程視角關照新聞失範行為
新聞生產流程的透明化與新聞生產技能的普及化為信息傳播帶來了新的挑戰：
受眾（用戶）在速度至上的新聞文化裡獲取未經過濾的信息及未經核實的斷言，並
因網絡的賦權，以新傳播者的身份將它們的影響擴大化。然而，我們應該如何定義
這些缺乏調查、未經把關、不含證據的新聞內容？從媒體來源來看，它們同時出現
於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中，它們既由“泛新聞工作者”製造，也出現於專業新聞工
作者的筆下；從新聞內容來看，它們並不僅限於硬新聞、軟新聞抑或其他任何單一
的新聞範疇內；它們甚至都不能導致一個確定的生產結果——新聞失實。傳統的新
聞概念已然無法解釋這種由技術驅動的新新聞類型，斷言式新聞的概念應運而生，
它的提出主要基於對新聞生產流程的考察，而非以往新聞概念中通過對新聞來源、
新聞內容或新聞生產結果等的辨析。
除此以外，由於傳統新聞理論大都集中關注新聞生產的結果，導致新聞失實成
為人們定義新聞失範行為的主導框架，但事實遠非如此，斷言式新聞的提出就是希
望提醒新聞學界與業界注意，對新聞失範行為的考察應該被擴展到新聞生產流程中
去。這一概念的意義之一在於強調，如果我們發現記者或內容提供者只是讓人們說
話，卻不嘗試核實事實、質疑斷言和檢驗證據，那他們就在踐行一種新聞失範行
為，而不需要等到對新聞生產結果的判定。
遍在性，它以自身特性損害著網絡時代每一位在場者的利益，並在宏觀上形塑著“後真相”社會。那麼，該如何應對此種困局，前路又在何方？
（一）理念困境及現實損害
1.基於社會責任的新聞理念面臨多重困境作為純粹的自由至上主義的取代者，社會責任理論不僅談論運用自由的權利，而且也談論其所帶來的責任。斷言式新聞所主張的唯速度論卻為這種主導新聞理論帶來了諸多挑戰。
首先，社會責任理論認為，媒體“應對每日的事件給予真實的、全面的和理
智的報道，並將他們置於能顯示其意義的特定的前後聯繫之中，”（李良榮，2008：7）同時還認為，“可信地報道事實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報道關於事實的真相。”（新聞自由委員會，1974/2004：12）斷言式新聞對時效性的過度看重，造成了對新聞真實與可靠的輕視。即便未經確證的斷言能觸及表面真實（fact），也極有可能因缺乏調查、放棄對新聞事件的持續關注，造成對“關於事實的真相”
（the truth about the fact）的忽略。
其次，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1974/2004：15）認為，“負責任的表現就意味著，被重複和強調的形象應該是這些社會群體真實而典型的形象”。然而，斷言式新聞中的謠言、暗諷、指控、猜測和假設等原始新聞素材被直接傳遞給了受眾，缺失了記者的處理與驗證，媒體就難以確保它們對新聞主體的影響在準確的範圍內，
抑或以偏頗之辭投射出社會群體的非典型畫面。
再次，“對證明哪些是對的毫無興趣，但更有興趣參與到社會公眾的討論中”
（Peters，2009：293） 的斷言式新聞看似有利於傳媒成為“一個交流評論與批評的論壇”，但應該認清的是，受眾權利的興起與信息把關機制的缺失將導致斷言式新聞氾濫及信息傳播不平等，這就在基礎層面造成了媒體無法“完全接近每日信息”，建基於信息缺失與斷言氾濫之上的公共討論更遑論負責與理性。
2.媒體的淪落及對公眾的損害
雖然長期以來新聞工作到底應該被定義為一門專業（profession）抑或手藝（craft）尚無定論，但傳統新聞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持有並貫徹著公認的新聞生產機制，斷言式新聞正在對這套機制造成損害。一方面，認同了“先報道，後驗證”之新聞文化的傳媒工作者可能在尚未準備充分的情況下組織直播報道、參與社會討論，然而，倉促的直播常常導致媒體工作者（特別是現場主持人）對新聞事件知之甚少，並因此喪失對節目的整體把控，新聞直播最終淪落為無序且毫無意義的現場爭論；另一方面，以非直播方式報道的斷言式新聞包含了大量未經確證的信息，它
們因調查的缺失而不含證據、內容浮於表面，且鮮有追蹤報道，這將直接導致新聞
媒體中簡單的短消息報道明顯增加，而“調查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等深度報道
形式減少，新聞媒體的職業操守與專業形象都將因此遭受損害。
然而，不論新聞質量如何變化，作為“新聞供給機構”的媒體仍是公眾認識現
實社會的基本工具，公眾的行為也是對新聞媒體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
斷言式新聞的盛行從根本上破壞了信息揀選的基本規則，造成了“擬態環境”對現
實世界的嚴重偏離，這除了影響公眾基本的現實判斷外，還將沿著“擬態環境的環
境化”理論，把現實社會引至斷言式新聞可能呈現的包括謠言、諷刺、血腥、殺戮
與出軌在內的虛擬媒介圖景中去。
（二）新聞素養的可能貢獻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與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於20世紀
20年代主導了一場“公眾之爭”，他們在共同認可“公眾難以從新聞媒體獲取參與
式民主所需信息”的前提下，就社會的發展應該求助於精英團體還是公眾自治展開
激烈辯論。近百年後的今天，兩位先哲的共識恐在斷言式新聞的發展中持續惡化，
當我們無法保證社會精英在愈發混雜的信息秩序裡獨善其身，《真相》一書便沿著
杜威的視角，提出以培養公民新聞素養為中心的發展進路。
新聞素養是公民在技術驅動的媒體時代進行自覺的新聞消費與新聞評價所不可
缺少的技能，它與媒介素養不同，媒介素養是指讓民眾瞭解，大眾傳播作為社會的
信息系統，是組織的產物，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媒體建構的世界與真實世界是有差
距的，受眾對媒體要有清醒的認識並持一定的質疑態度（陳力丹，2014）。而新聞
素養是指如何“閱讀”新聞報道的技能，即懷疑的認知方法，它要求公眾在接收信
息時全面考慮信息的完整性、信源的可信性、證據是否可靠、解釋是否合理以及信
息是否必要（科瓦奇 & 羅森斯蒂爾，2011/2014：34）。
傳統的新聞生產方式雖然不是最好的，不同的媒體可能因利益的驅使表達不同的觀點，但由於秉持著“把關”的理念，新聞編輯部大都能確保基本事實層面的可靠。對彼時的受眾來說，習得各種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業和既有利益操縱他們——即媒介素養——尤為重要。媒介技術發達的今天雖然帶來了信息平臺的增加及渠道的擴展，卻也因社會總體層面的信息“把關”缺失導致斷言向基本事實層面蔓延，受眾（用戶）就必須在過去媒介素養的基礎上，獲取以“懷疑認知方法”為核心的新聞素養。這也是傳統受眾向互聯網用戶轉變的應有之義。
四、結語
“科學不是一條連續發展的直線，而是從一個理論到另一個理論的無數變化與連續性的中斷”（克蘭，1972/1988：29）。斷言式新聞的研究與新聞素養的提出並非單純的概念創新及炒作，可能代表著此消彼長的視角轉換或代謝。關鍵在於針對這一新聞模式的實踐與擴散，學術界是否進行了足夠的追蹤研究和理論批評，業界人士又是否獲得某種警醒或增強自覺的抵禦意識。斷言式新聞的概念源自實踐，進而促使歐美新聞媒體重提“慢新聞”並關注其對受眾的“延後滿足”恰是這一科學路徑的體現。實踐在先，理論滯後是研究中常見的現象。基於迄今為止對斷言式新聞的實踐認知和理論分析，一方面要糾正某些傾向，一方面還需要對其在新媒體時代的形態繼續探索。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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