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袭扰边城
突如其来的边境冲突，殊不知早在十年前就已埋下祸端
明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北方边陲的蒙古贵族俺答汗突然大举犯境，明朝大同守军抵敌不住，不久便被蒙军突入，蒙军又一路进击到古北口，顺义一带，大肆烧杀劫掠，后又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通县，兵锋直指京师，当时的北京守军不过四万余人，且武备松懈，根本没想到蒙古铁骑会来得那么狂野来得那么直接，一时京师震动，海内惶恐。
明嘉靖皇帝慌了手脚，只得急令四方速派勤王军队来援，但是没曾想，虽然来了一些援军，却因为北京城根本都没有储备可供这么多军队消耗的粮食，一时间，虽然有人守城，却无力退敌，只得任由蒙军在城外耀武扬威，甚至连老祖宗的陵寝都被骚扰了。然而，局势突然拨云见日，在胜负天平已经明显倾斜的情况下，俺答汗却并未继续进攻，而是主动求和，只要明朝政府答应其边境互市的要求，他便马上退兵，大明政权在摇摇欲坠之时万万没想到，城外凶悍的蒙古铁骑竟然伸来了橄榄枝，明朝统治者也只好顺坡下驴，既解除了政权危机，也维系了大明帝国的体统和脸面 。
蒙古骑兵兵临城下，明政府被迫同意重开边贸
次年，也就是嘉靖三十年，边境要塞大同终于开市互易，俺答汗之前九次和和气气请求开市没有办成的事，他的一次边境突袭战竟然达到了目的。想必互市后的双方内心都感慨万千吧。
之后明政府又相继宣布在宣府、延宁等地开放茶马市场。连连遭战火涂炭的边关百姓终于迎来喘息机会，可以过几年太太平平的小日子了。
回顾俺答汗渴求互市的历程，真可谓十年守得云开雾散，只不过最终还是通过武力“守得”的。在俺答汗未归乞明朝之前，他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便开始请求入贡开市，但一直被当时的嘉靖皇帝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婉拒，最后迫不得已，俺答汗的蒙古铁骑发言了，嘉靖就范。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小编想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的那句名言：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俺答汗：我太难了！！！
而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一汉一蒙两位使节到大同要塞请求大明准予通贡和互市，其上表文书写得颇为狡黠，蕴含着不小的政治智慧。节录如下：
“其父腮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贵，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敌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俺答汗的这番陈词，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大体传达了三重意思。
一，要求互市通贡并非我突兀和不合理的请求，而是先朝政策惯例的延续，是有史可循的。
二，派出一汉一蒙两位外交代表，本身就表明汉蒙之间其实是可以互利互赢的。
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战略层面，我俺答汗是具有十足威慑力和执行力的，潜台词便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你们大明自己选。 （忽然由此想到现行《刑法》中的那条“强迫交易罪”，小编不禁愕然。)
最后，俺答汗给明政府画了一个超级诱人的大饼：“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敌血为盟誓。” 这个大饼，对于安于农耕生活久矣的汉族政权来说，真的是极具诱惑性。
明嘉靖皇帝像
明朝政府为何始终不愿与蒙族互市？
通读上篇文书，可见俺答汗此人绝非勇莽之徒，不仅把开市通贡之利弊说得通通透透，还给足了双方回旋余地，特别是给自己，更是进退自如，不仅将主动权牢牢把握。而且在道义上也显得诚意满满。他将自己的战略构想表达得非常清楚：
蒙贵族的主要目的只是通商互市，并无意进行政权上的颠覆和僭越。既然如此坦诚的表达诉求这么多年，为何明政府一直端着帝国的架子不理不睬呢？细细琢磨，可能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一，最最主要的还是当政的汉人政权对蒙族亲贵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提防之心。
蒙古人虽然被明汉政权逐出了中原腹地，但是接下来在地缘上还是形成了北部边境的漠西漠北漠南三处政权，依然对明政权在战略上构成了C形包围圈，而作为守方的明政府，只是纯粹在防御体系上大做文章，不仅在边境地区构筑了大量的坚固要塞和堡垒，还多次耗费巨资和人力，重新整固了边境的长城，日防夜防，为的就是防止蒙古骑兵再次长驱直入，直捣中原腹地，危及朱明王朝的统治。
二，虽然大明帝国继承了前朝空前巨大的政权版图，但是也一体接收了蒙古人尚未解决的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他们依然面临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实质隔阂和激烈冲突，政权的更迭几乎根本没有触及这一深层次问题的化解。甚至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被当政者置若罔闻。
蒙古骑兵始终是大明政权的最大威胁
而在中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一直都存在。几千年来都未曾真正消弭过。
《礼记·王制》曾说：“中国戒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戒，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戒、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
两厢对比下，高低立现，粗糙和优越也一目了然了，至少从汉族贵族的视角是这样的。
在“庚戌之变”中的两位主角，俺答汗的热烈执着与朱厚熜的保守固执之间，折射出的其实是各自的文化和政局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问题。
长城不像楚河汉界，只有实体的军事防线而没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区隔，长城是实实在在的双重隔离墙，即是军事冲突中守方的临界支点，也是文化上的深沟高垒，大家在各自的文化内境和意识形态里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各自悠闲。
至少，明朝政府是这样期望的。
嘉峪关，看惯千载你攻我伐的四面狼烟
而最后之所以同意与蒙族互市，除了涉及边关稳定、缩减财政支出、最重要的原因，无外乎是自身国防力量在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已严重受损，整个国家都处于大变之后的战战兢兢和草木皆兵中。只是在首辅张居正掌权后，主和派才开始占据了上风，最后才有了同意俺答汗归附以及通贡互市政策的延续。俺答汗提出的通贡互市，无论是从事前动机，还是从事后一系列猛操作来看，都是一件普惠天下的大好事。
曾经装备精良能征惯战的明朝军队已不复当年之勇
俺答汗为何对茶马互市如此痴迷？
既然明政府的面相如此难看，为何俺答汗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贡，要求明政府给予茶马互市的边贸政策呢？要解答俺答汗的政治诉求，还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和历史小环境来解读。毕竟马克思先生告诉我们，精神上的追求始终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先来看看当时俺答汗所处的小环境。
俺答汗在统一了当时松散的蒙古部落后，在蒙汉文化交界地丰州滩（即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吸纳了大量从中原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而来的汉族百姓，当时的丰州滩，可谓是一个集蒙、回、汉多种族人民和平共处，各种信仰互相包容，经济繁荣的聚居之地，颇有点现如今的自治小特区的意思。
丰州滩，俺答汗治下的蒙汉回杂居区
汉族人民不仅为蒙古族带来宜居舒适的中原木质建筑，还带来了耕种，纺织和冶铁技术，更带来了汉民族茶饮等生活习惯。而当时的俺答汗时期，蒙古族甚至连铁锅都没有开始大面积使用。可想而知，其原始粗鄙的饮食习惯被中原文明以多大的冲击和改变。这其中有才华有学识的汉人还被俺答汗聘为其麾下幕僚，刚才提到的汉人石天爵就曾两次作为外交使节为俺答汗出使明廷。
再单说茶叶自带的社交性
在明代，茶叶已是官宦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品质代表和必需品。对汉文化一直倾慕的俺答汗，对精致生活的向往更是无以复加。其多次大规模建城兴市的举措，也都表明他渴望安定，不想再继续游牧生活的期望。
正如西汉政论家贾谊当年提出的非常著名的驾驭外番的“五饵”理论一样，不管多么强悍的游牧民族，在体验过精优舒适的汉贵族生活后，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再次走出这个舒适区。这也是人的趋利避害贪图享受的本性使然，也是元朝政府最后被逐出中原的最深刻原因，政权安逸了，接下来就该享受和腐败了。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
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
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
赐之高堂、遂宇、府库、奴脾以坏其腹；
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以上为“五饵”论，通俗地说，相对应的就是：好看的，好吃的，好听的，好住的，好玩的，但凡当时的高级享受都用来腐蚀外族，用以消磨他们的斗志和雄心。)
边境地区的互市
最后说到茶的饮食特性，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对茶的高度依赖性。游牧民族是追随着草场走的，哪里有肥美的草场，他们就驱赶着牛羊到那里。等这片草地吃完后，再去寻找另一片更加肥美的水草丰盈之地。就像杨坤的《牧马人》歌里唱到的那样：家就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这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以高蛋白的肉奶为主，新鲜的瓜果蔬菜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等同于奢侈品。
而定居的汉民族则大不一样，他们可以大面积种植瓜果蔬菜，饮不饮茶都无所谓。少数民族不喝茶则不行，长期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败血症上身。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茶是命门，是生存下去的刚需。为了补充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少数民族通过喝茶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茶中既含有维生素，又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可谓一举两得。从而，茶和盐一样，都变身为汉族用来驾驭控制少数民族的战略物资。
边境地区的互市
略谈历代茶马互市沿革进程
历史上，茶只在中国南方出产，地理的特殊性让茶在北方成为当仁不让的稀缺品。自唐之后，随着北部、西部少数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中原政权对茶的控制开始加强，到明代则达到史上最严格的管控。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国力强大，四方来朝，政治开明，社会通达，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较多。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蓄向唐朝提出“请交马于赤巅”，开创了历史上首次“茶马互市”，赤巅也就是今天青海的日月山地区。到了唐中后期，饮茶的风气逐渐普及，这种风尚也向边疆少数民族蔓延，比如回骼，《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传》载：“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绘入朝，始驱马市茶”。
茶马古驿道
不过这一时期，茶马交易还不是非常普遍，茶在少数民族中还是上层贵族才能享用的贵重之物，饮茶之风尚未在游牧民族中普遍形成。
随着“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茶叶在少数民族中愈加普及，由于外域少数民族以奶、肉为主的饮食结构，他们逐渐认识到茶叶对于促进消化、补充营养的特殊功效，对于饮茶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赖，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
到了宋朝，茶叶的生产和普及较唐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更为频繁和长期化。宋朝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边疆贸易从未关闭。据推算，当时宋朝生产的茶叶有一半是用来外销，以满足当时少数民族的需求。
到了宋代，饮茶之风已在民间风行
到了明朝，汉藏汉蒙之间的茶马交易达到鼎盛时期。明朝的边疆政策已很明确：“以其地皆肉食，依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市场司于天全六藩，令以市马，而人贡者又优以茶布。诸藩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
茶，成为明朝政权统治、制衡，拉拢少数民族的不二担当。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然停止了茶马贸易，但却尤为重视茶叶入藏，清廷放开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得以大量输入藏区。清代，不仅仅是川茶，滇茶也开始大量输入藏区。
从731年至1735年，“茶马互市”的边贸政策整整延续了上千年。
从唐宋时期单纯的互通有无的互利风尚，到最终在明代形成的“以茶驭番”的战略考量，茶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衍生和演变。
茶，早已身不由己，它再也做不回当年那片单纯的树叶了。
本文的主角：边茶
结语：说说茶马互市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的教训一次又一次证明，光有春秋大义的说教，不给点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肯定不行，历史也证明，儒家那套孔孟理学，远远没有贾谊那“五饵”有着实际的诱惑力。而俺答汗们也清楚，光靠大兴刀兵来获取自己想要的富足优越的生活，不仅成本太大，自己不长的生命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于是通过政治上的伪装臣服，来获得通贡互市的实实在在好处，才是长远之计，他们心里明白，仅仅依靠抢掠效率太低，通贡开市才是百年之计。
曾经的茶马古道
茶与马，作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各自持有的最具交换价值的战略物资，之所以在千年历史上成为当权者们波诡云谲之际大肆斗法时用来攫取各自战略利益的利器，完全是由于其在当时的稀缺属性造成，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勇悍，但急需要茶来满足身体需求，也需要茶来维系自身贵族化的生活标签，而马，作为一种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主要运输和攻击驮具，对于惯于农耕生活的汉族来说，也始终摆脱不了其天然的稀缺属性。
在战略互利的前提下，双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力量博弈中，最终都达成了一定的政治默契，这才是茶马互市能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时至今日，茶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依然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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