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皇帝︱走向保守,且走向權力,屋大維的羅馬價值觀

共和國晚期的希臘化

屋大維作為羅馬帝國元首制的締造者與第一任羅馬皇帝,其一生都在為維持羅馬和平,制衡權力鬥爭而勞累。從公元前31年擊敗安東尼始,直至公元后14年屋大維去世,長達四十五年的執政生涯讓屋大維給羅馬帝國留下了數不勝數的政治遺產。屋大維整合議員,實施經濟改革,大規模擴張羅馬領土,這些舉動無一不給未來的羅馬帝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屋大維一生拮据,從不擅用職權或炫耀財富,言行得體,對貴族禮貌,對貧民慷慨,嚴格恪守傳統價值觀的他被無數羅馬人所敬仰。但也正因這種對羅馬傳統價值觀的執著,讓他對共和國晚期的社會風氣與政治常態疾首蹙額。

要理解屋大維為何如此厭惡共和國晚期的社會風氣,需從羅馬人的希臘化開始說起。羅馬建立之初就深受周邊的希臘城邦以及伊特拉斯坎人的影響。不過這些影響大多都為建築風格以及軍事規劃。羅馬早期並沒有足夠的能工巧匠來建設城市,亦沒有自己的軍事規劃,所以外聘了許多希臘工匠,同時也學習了希臘的方陣作為主要的軍事陣型。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共和國政府已經對希臘的宗教有了初步的接觸,並將傳統的羅馬神明與希臘的奧林匹克神明融合到一起,進而締造出了羅馬的古神體系。其中耳熟能詳的有朱庇特,維納斯,戴安娜等。

希臘文化真正開始滲入並對羅馬的傳統價值觀發起衝擊大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馬其頓戰爭期間。(注:第二次馬其頓戰爭為公元前200-196年,第三次馬其頓戰爭為公元前172-168年)。這兩場戰爭奠定了羅馬在希臘半島的庇護國地位,同時也加大了羅馬文化與希臘文化之間的來回交流,倆者文化之間差異的碰撞也愈發激烈。

羅馬人一向把“Gravitas”(嚴肅),“Disciplina”(紀律),“Temperanptia”(節慾),“Fides”(信用)“Comitas”(友善風趣)等價值觀視為社會穩定的根基,而首當其衝的“Pietas”(責任心)更是羅馬人建立庇護制度的基礎。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最理想的羅馬人應是一個嚴肅保守,恪守紀律,公私分明,履職盡責,友好又不失風趣的人。也正是這些價值觀的影響,導致羅馬共和國時期的社會相對穩定,庇護制度也十分牢固。但這些價值觀卻與許多希臘的文化與價值觀相差甚大。

在古希臘的價值觀中,首當其衝的便是ἀνδρεία(勇氣)與δικαιοσύνη(正義)。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下,以雅典為首的城邦們,十分注重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希臘人對個體的能力、成就以及功績的崇拜程度遠勝於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人。一個理想的希臘人,應該是像阿基里斯,赫克托爾,赫爾克勒斯一樣,為了正義,不懼強敵去面對困境。

在這兩種看似都十分正面但是不同的價值觀下,滋生出了不一樣的社會風氣。共和國時期的羅馬人對炫耀財富和權力的人嗤之以鼻,公開的炫耀財富與跳樑小醜無異。羅馬人的炫耀,要麼是將軍勝利凱旋,要麼便是私下相互吹捧。當然私下吹捧這種行為亦是不符合嚴肅與節慾的價值觀,不過比起公開還是要好上許多。責任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每個人都是別人庇護人,亦都是別人的被庇護人。人們因為對彼此負責才得以建立起共和國政府社會的紐帶。由於羅馬人喜歡嚴肅和紀律,巧舌如簧、能言善辯的人往往並不受到大家的待見。羅馬的法律亦是如此,一板一眼,白黑分明。而說到這裡,相信大家都能從羅馬人的是非觀念中看出與古希臘的不同了。

同一時期的希臘,以雅典為例,男性多以自我為中心,民主的投票動力往往是基於每個選民自身的利益。他們崇尚能言善辯的哲學家與思想家,他們敬佩雄辯的演說家,崇敬那些為了正義犧牲自我的英雄人物。同時希臘的社會風氣也比墨守成規的羅馬人要開放的許多(這裡僅指男性)。達官顯貴在有妻室的同時,往往會同時在外交往男寵。對於他們而言,男性對於女性的所屬並不能表現男性的權威,而真正的權威來自男性對其他男性的征服,於是男寵文化在希臘十分盛行。對於這一社會而言,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負責與羅馬人大不相同。拋開心懷天下之人不論,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在希臘只是一種理想狀態。他們不像羅馬,有著近乎強制性的社會契約來將庇護人與被庇護人綁定在一起。不過也正因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在社會中亦不會受到懲罰,即人人遵循自己的個人利益。

羅馬人對希臘文化一經接觸,就淪陷於其先進的政治思想、哲學理論以及數學科學,無數羅馬貴族開始主動接受希臘文化。但與此同時,亦有無數的貴族對希臘文化的滲透產生了極大的牴觸,反對派中最為有名的就是馬克·烏斯·加圖,又稱老加圖。他作為羅馬帝國公元前195年的執政官,十分反感希臘文化給羅馬所帶來的影響。

隨著時間的推移,希臘文化在羅馬開始發揮效益。到共和國晚期的西塞羅執政,前後三巨頭時期,法律已不再有明顯的黑白,而是取決於雙方律師的巧舌。貴族開始愈發利己而不在乎被他們庇護的平民。整個上流貴族社會也漸漸開始淡化傳統的家庭觀念,無論男女,都開始在婚後尋求刺激。婚外戀、男寵等風氣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其中男性貴族居多,但仍不乏有女性貴族。希臘的男寵文化也在羅馬愈發流行,越來越多的羅馬貴族開始享受征服同性所帶來的地位提升。(注:征服男性在希臘文化中被視為一種權力的象徵,與現代人所理解的同性戀不一樣。)

這些社會風氣亦被上流社會人士推上了新的高峰。著名詩人卡圖盧斯便是最好的例子。他是羅馬共和國晚期近代詩歌的代表人之一,其作品大多行文輕佻,內容色情且暴力。往往在文學渲染和修辭手法的背後,隱晦的表達著辱罵。卡圖盧斯常常用拉丁語翻譯和修改許多古希臘的詩歌結構,來進一步的表達上述的這些元素。

這種希臘化的社會風氣大多流行於貴族之間,騎士階級與平民階級在大體上任然保留著羅馬傳統的風氣,這也導致騎士階級被夾在兩者中間,而平民則對貴族們愈發牴觸。貴族之中仍不乏保守派對這種敗壞的社會風氣持有極大的反感,但是聲音早已沒有老加圖時那麼激烈,大多數貴族都欣然接受了這些希臘化所帶來的改變。然而在為數不多的保守派中,有著共和國的最高權威-屋大維。

羅馬皇帝︱走向保守,且走向權力,屋大維的羅馬價值觀

屋大維身穿大祭司的衣服。雕塑名稱為:Via Labicana Augustus,存放於National Museum of Rome

宣揚傳統宗教

在討論屋大維針對傳統所做的一切社會改革之前,筆者想先討論一下屋大維在宗教中的作為。因為價值觀本身是基於大家的道德標準,而古典時期的道德標準,往往要追溯到宗教中古神給人所樹立的形象。這也正是屋大維實施社會改革的第一步,重新讓人們對傳統的羅馬神明們重拾信心。

筆者曾在之前有關屋大維的文章中提及過,在屋大維的政治改革中,為了建立一個以奧古斯都為中心的帝國,屋大維曾擔任過大祭司一職。在職期間,屋大維曾要求讓羅馬士兵對他宣誓效忠,進而達到鞏固軍心的效果。而這些宣誓效忠屋大維的在職士兵,退伍後則仍然保留了向皇帝宣誓的這一傳統,進而將這一宣誓儀式擴散至羅馬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讓奧古斯都的頭銜在人們心中紮根。但屋大維在擔任大祭祀一職期間,所作所為卻不僅如此。

之前筆者討論這一話題時,側重點為屋大維的政治改革,故此並未深入探討屋大維為了恢復羅馬傳統的宗教文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舉動。屋大維在任期間,羅馬帝國內許多傳統的神廟已經因連年的戰火而荒廢,許多地區甚至已經沒有一個可以去獻祭的神廟。由於多年的共和國內戰,許多羅馬人也對傳統的羅馬古神:朱庇特、朱諾、密涅瓦等失去了信心。與此同時,許多不歸屬於羅馬古神體系的埃及神明與東方神明也開始進入羅馬人的視線。如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小亞細亞的女神西布利,具有帕加馬王國特色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等。這些本不屬於羅馬傳統神明體系中的諸神也開始在民間擁有大量的簇擁者。隨著羅馬統治下的文化愈發多元化,信奉拿來主義的羅馬人自然也開始接納這些被征服者們的神明。

對於屋大維而言,他無法接受傳統古神的落寞。雖然他對其他地區的神明並沒有惡意,但羅馬傳統的宗教信仰被人們放置一旁是不可接受的。早在屋大維擔任大祭司一職之前,他便在權限之內作出了許多舉動來振興羅馬的傳統宗教。公元前26年,史學家卡西烏斯迪奧記載,屋大維 “在帕拉蒂尼山丘上為太陽神阿波羅建立了全新的神殿,並在四周建立了許多圖書館。“(Book LIII 1.4)公元前25年,屋大維命好朋友阿格里帕建立了萬神殿獻給羅馬諸神。公元前22年,屋大維於羅馬城內建立了巨大雄偉的朱庇特神殿。而建成之後,屋大維自己也經常前去拜訪(Book LIV 4.2)。

屋大維在公元前12年擔任大祭司一職之後,更是加大了這方面的建築工程。如公元前9年的瓦肯聖壇(Alter of Vulcan),獻給火神瓦肯。公元前7年的和康科迪亞女神神廟,獻給和諧女神康科迪亞。屋大維當權期間,以他的名義重建和改建的羅馬神殿數不勝數。屋大維曾在自己的回憶錄《功德錄》中回憶道,他“在羅馬帝國內重建了82所神殿”。而伴隨著這些神殿建立的,則是羅馬帝國領土擴張的接連報捷,屋大維將羅馬的版圖正式擴散到了整個地中海以及日耳曼地區。人們也漸漸地對羅馬的傳統宗教重拾信心,並且對屋大維愈發崇敬。與此同時,屋大維也重新帶回了許多荒廢許久的宗教節日與宗教活動,這其中包括宗教慶典,宗教獻祭,以及許多公共娛樂活動。這些活動貴族們可以通過參與其中來提升自己的威望,平民們也可以在四周湊湊熱鬧,時不時還可以蹭吃蹭喝。一時間在羅馬,屋大維的聲望被推向了頂峰,也為羅馬人重新珍惜傳統禮儀習俗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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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蒂尼山丘之上阿波羅神殿的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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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雄偉壯觀的朱庇特神殿的遺骸

婚姻法改革

在大興土木試圖振興羅馬傳統宗教之後,屋大維開始從婚姻法入手來挽救共和國開放到放蕩的貴族風氣。在羅馬共和國的傳統中,離婚本身所受到的懲罰並不嚴重,加上共和國晚期大多貴族對待婚姻十分隨意,離婚更不會受到任何懲罰。但這也導致婚姻本身漸漸失去了神聖性和持久性,貴族與富家子弟之間離婚頻率大大增加。這對於傳統的羅馬人來說,是十分不能接受的。為了降低離婚率,屋大維開始頒佈法律著手打擊出軌,包養男寵或女寵等行為。

在傳統的羅馬婚姻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中,出軌或對伴侶不忠這種行為屬於出軌方對伴侶的個人犯罪。根據傳統法律,應該由被害方聘請律師控訴出軌方。法官會根據是否屬實來判決出軌方給被害人提供補償。在這種傳統法律下,出軌人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制裁完完全全取決於其伴侶是否控訴。但如果雙方各自都有出軌行徑,並且雙方心照不宣,那麼出軌一行為自然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況且控訴對方出軌這一行為本身便有損家族聲譽,即便只是一方不忠,另一方也可能會因為照顧自己的聲譽以及家族的顏面而忍氣吞聲。很顯然,傳統的羅馬法中,對出軌的約束性並不強,約束大家是否出軌的根本依然是人們對價值觀中“pietas”(責任心)的遵從。

屋大維認識到了在貴族與商賈之間,傳統價值觀已不再是主流價值觀,於是開始著手修正婚姻法。屋大維於公元前17年頒佈了修正版婚姻法。新婚姻法中明確表明,出軌這一行為不再是單純的家庭矛盾,而是刑事犯罪。出軌的一方不僅僅會受到被害人的指控,同時也會被共和國政府所指控。如果證據確鑿,那麼出軌方將面臨共和國政府的法庭審判。

新的法律中也明確道明瞭出軌的懲罰:“dummodo in diversas insulas relegentur”。即流放至意大利外的小島。如果雙方都出軌的話,那麼兩方將被分別流放至不同的島嶼,並且二人的部分財產將會被沒收充公。對於羅馬人而言,遠離羅馬城就意味著遠離了政治與經濟中心,而被流放至島嶼則更是與終身幽禁無異,已是非常嚴重的刑罰。新的法案還指出,如果兒女或兒女的伴侶出軌,那麼家族的族長有權力將出軌方處決。而第一個被新的婚姻法推出去殺雞儆猴的,便是屋大維唯一的女兒,茱莉亞。前文曾提及,茱莉亞在已婚後依然四處勾搭情人。最後屋大維不得不忍痛將茱莉亞終身流放至意大利外的文託泰內島。

為了防止現有的貴族,騎士,與平民的分層被打亂,同時亦是為了防止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屋大維頒發了一系列針對公共場所集會與階級婚姻的法案。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屋大維十分反對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婚姻,屋大維並沒有徹底禁止,但是他也很大限度地限制了這種跨階級婚姻的頻率,比如財產或社會地位的要求。為了防止平民子弟勾搭貴族或貴族子弟強搶民女等事情發生,屋大維通過元老院下達了新的法令。在露天劇場,圓形劇場,和競技場等公共娛樂建築設施內,平民與貴族的座位必須分開。往往最前排的座位為議員們保留,往後則是貴族,騎士,士兵,平民等。這樣安排下來,所有人的地位一目瞭然,也自然也不會出現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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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上雕刻著羅馬人慶祝婚禮的場景,現存放於大英博物館

稅收法與繼承法

新的婚姻法與集會法成功地抬高了離婚的成本與出軌的代價,也成功地扼制住了許多貴族男女出門沾花惹草。但對於屋大維而言,僅僅只是通過懲罰來約束人們還不夠,他需要動員羅馬人,讓所有人再度把羅馬傳統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奉為主流。為此,屋大維開始著手修改對羅馬家庭影響重大的稅收法與繼承法。為了提高人們的道德準則,屋大維開始用法律的手段來讓家長們生養孩子,並對孩子們負責。這樣不但可以來彌補共和國晚期的人力匱乏,同時也能讓更多的年輕人擔任父母的角色。而身為人父,人母的羅馬人,往往對羅馬的傳統價值觀更有好感,因為他們有家庭的負擔,對身邊的人有不得不履行的責任和義務,既然在法律的約束之下不得不承擔起責任,那麼這些父母自然也希望身邊的人亦能承擔起責任。這是羅馬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庇護制度的基礎。

屋大維十分喜歡孩子,他喜歡看別人享受家庭所帶來的溫馨。公共場合下,他不止一次對有家庭,有子女的羅馬人表達讚賞。併為了鼓舞更多的羅馬人結婚、生子,承擔父母的責任,他會親自為那些生子超過三個的家庭提供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持。而這些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支持,可能是政府給出的經濟補貼,可以是屋大維私下資助,也有許多是稅收上的福利。

屋大維本人十分厭惡私生子與未婚先孕。在羅馬,私生子享受不到任何來自父輩家庭的優待,也無法成為父輩家族的被庇護人,其存在本身一旦傳出去也將大大損害家族名譽。屋大維相信,通過支持這些合法的婚姻家庭,獎勵多生孩子的父母,可以進一步減少羅馬社會中私生子的現象。

不僅如此,屋大維還支持家族財產由家族的合法子女來繼承,抵制私生子與情婦奪取家族遺產。為此,屋大維於公元后5年頒佈了羅馬史上第一則遺產稅法案(Lex Iulia de vicesima hereditatum)。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傳統之中,繼承人將由死者的遺囑決定,可以是直系親屬,也可以是領養的子女,但無論是這兩者的哪一種,都沒有任何遺產稅的規定。屋大維的遺產稅法明確指出如果繼承遺產的並非直系親屬,那麼共和國政府將從所有所得遺產財富中徵收二十分之一的遺產稅,也就是百分之五。這個比例看似不高,但是卻能很大程度上扼制人們將遺產留給非合法子女或非直系親屬。畢竟遺產稅的主要目標群體是富有的騎士,貴族與議員。他們往往有著大量的田地及資產,換作任何人,也不願將這些財產拱手送人。

通過給成家立業的夫婦提供福利,鼓勵人們生育,並且扼制私生子以及家族外人的繼承權,屋大維的措辭成功地讓那些社會風氣開放的貴族們收斂了下來。但僅僅只讓愛惜羽毛,視財如命的貴族收斂還不足以達到屋大維構想中的效果,於是屋大維在整治了貴族們的生活與家庭之後,開始試圖改變羅馬社會中的輿論導向,並開始針對那些缺乏道德底線(以羅馬傳統為標準),對情愛,出軌等主題毫不避諱的詩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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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和他的家人。展現出了屋大維心目中理想的羅馬家庭的樣貌,所有家庭成員穿著樸素。雕刻在羅馬城Ara Pacis上方

奧維德的流放

屋大維在任期間,羅馬共和國的詩歌以及文學作品風氣兩極化嚴重。要麼就是遵循傳統的古典史詩作品,或者抒情文藝的詩歌,如著名史詩詩人維吉爾的《依尼特》,或文藝詩人賀拉斯的《諷刺詩集》,《世紀之歌》等。而另一種,則是風氣開放,內容雅俗共賞,但又常常在過分表達性愛,暴力等話題的新時代詩人。這類詩人比較有代表的便是卡圖盧斯和奧維德。二者雖然並不是統一風格,也不屬同一詩派,但二人的詩歌與文章皆是文壇風氣開放的最好代表。

奧維德與卡圖盧斯最大的區別便是,卡圖盧斯在屋大維當權之前便已經去世,然而奧維德在屋大維當權時,正值壯年。奧維德憑藉自己優秀的文筆以及風流寫意的人生態度,在羅馬有著大量的簇擁,其中貴族,平民皆有。奧維德也隨著年齡的增長,筆下的詩歌與文章也愈發大膽。公元后2年,奧維德完成了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Ars Amatoria》,中文稱《愛的藝術》/《愛經》。這本書意在教導男女情愛如何長久,看似無害的意圖,但內容的尺度卻極大。書內奧維德提供了男性如何色誘已婚女性的指南,如何談吐,如何幽會,如何偷情,應有盡有。同時奧維德也為女性提供了指南,教導她們應該用怎樣的手法才能鎖住男人的心。看似浪漫,但在保守的羅馬人眼中,儼然是一本偷情指南。隨著這本書的名氣越來越大,奧維德終於成為保守貴族們的眾矢之的,也成功了吸引了屋大維的注意力。

《Ars Amatoria》一書出版之時,屋大維並沒有對奧維德採取什麼措施。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屋大維對於違背傳統道德之人的容忍度也越來越低。同時隨著新的婚姻法,稅收法以及繼承法的落實與紮根,整個羅馬社會風氣也開始向傳統傾斜。這讓屋大維倍感欣慰的同時,也越來越不能允許奧維德詩歌的存在。而先後流放了自己的至親更是給了屋大維沉重的打擊,同時也讓屋大維堅定了要守護羅馬傳統的信念。公元前1年,屋大維流放了自己唯一的女兒茱莉亞,公元后6年,屋大維流放了自己的孫子珀斯圖烏斯。而流放這兩人的原因,皆是因為他們不遵從羅馬的傳統,做出了道德敗壞,給家族蒙羞的事情。

面對至親尚且能秉公無私的屋大維,終於在公元后8年,將奧維德終身流放至位於黑海的托米斯島。雖然史料並未記載屋大維對其他詩人是否有過流放,但即便奧維德是屋大維唯一流放的詩人,也足以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奧維德無疑在當時是代表著社會風氣開放的旗幟,亦是嚮往開放的年輕人最喜愛的詩人之一。他的流放,象徵著一代文學的結束,亦象徵著屋大維的傳統時代的開始。

羅馬皇帝︱走向保守,且走向權力,屋大維的羅馬價值觀

奧維德的雕塑,製作於1887年。今日存放在Constanta,羅馬尼亞

遵循傳統的帝國

屋大維的一系列舉措,就結果而言,成功地引導了羅馬世界的主流風氣,人們開始漸漸地重新拾回了羅馬先祖們傳統的價值觀。人們的家庭觀,是非觀,以及責任感也隨著屋大維的這些政策產生了不小的變化。屋大維在人們的眼中,是羅馬傳統價值觀的救世主。無論他的政治,社會,還是宗教改革,都為羅馬人帶來了極大的自信心。而這些自信心也進一步轉化為崇敬屋大維的動力。屋大維所擁護的價值觀,都將被羅馬人民們所擁戴。

從屋大維之後,他開創的名為共和國的羅馬帝國終於迎來了長期的和平。隨著新家庭越來越多,羅馬在共和國時期被戰火消耗殆盡的人力資源也終於開始慢慢恢復。因為忌憚刑罰,出軌、離婚等行為在貴族之間的頻率也開始下降。在屋大維心中,貴族理應為平民樹立榜樣,若是連受人尊敬的羅馬貴族們都在情感上肆意妄為,那麼平民又何須約束自己?

屋大維死後,他被元老院投票奉為神明,與他生前敬仰信奉的朱庇特,戴安娜,維納斯等諸神們一起,接受羅馬人的崇拜。屋大維帶來的不僅僅是傳統的價值觀與宗教,他也重塑了羅馬人的自信心。

羅馬皇帝︱走向保守,且走向權力,屋大維的羅馬價值觀

Gemma Augustea,刻畫著屋大維死後與羅馬的傳統諸神們一起平起平坐。現存放於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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