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從現在起未雨綢繆，改變發展理念，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步伐，儘快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順利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上世紀80年代，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的過程。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了經濟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問題。這表現為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工資收入差距的擴大、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家庭財產分配差距的擴大等。在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不同時期、不同程度的兩極分化的現象。
一些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長期持續的惡化，無疑衝擊了其經濟發展的進程和社會的穩定，甚至導致一些國家頻繁出現社會動亂。歷史的經驗表明，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社會分裂。這種分裂先是表現在個人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差別，然後是不同人群人力資本上的差異，然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後是價值觀的差異和矛盾。
這種差異和矛盾會有不同的外化形式，或者以種族差異表現出來，或者以性別差異表現出來，或者以區域差異表現出來。隨著財富分配不平等帶來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和激化，社會將進入到一種易發社會衝突的狀態，最終會演變為一種持續衝突的狀態。近年來，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出現了社會衝突和動亂，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經濟不平等的原因
有關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變化的統計數據看上去是一目瞭然，但是，對其背後原因加以解釋卻並非易事。經濟不平等的變化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是在社會和經濟變化下的一種結果，又是各種制度和政策相互作用下的一個產物。正如皮凱蒂等人在分析法國上世紀初以來收入和財富分配變動時指出的，不平等經歷了很多演變，這些演變是歷史事件和政治決策的混合結果。
面對工資、收入、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嚴重化趨勢，一些學者也在試圖發現其中的原因並加以解釋，雖然這是一項困難的、難以達成共識的工作。我們可以從大量的研究文獻中概括出幾點共識。
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資本全球化，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變革是導致發達國家財富分配兩極化的主要原因。它們不僅改變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對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分配產生了影響，也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產生了重大影響。
全球化，資本流動與財富分配
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進程表明，經濟全球化主要還是商品貿易和資本的全球化，特別是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資本流動的一般趨勢往往是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從資本相對過剩的國家流向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從資本收益率低的國家流向資本收益率高的國家。
而且，在勞動力不能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資本的國際間流動會帶來國際間勞動力就業的變化，資本流出國會失去就業機會，而資本流入國會增加就業機會。特別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情況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於資本來說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也就吸引著更多外來資本進入。
這樣一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了更高的增長率，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了大發展，就業率大幅度上升。在貿易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國家將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到發達國家，而且由於其具有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會不斷增加出口，自然替代了發達國家本國生產的產品，導致了發達國家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困難和工資水平的下降，從而進一步導致了工資差距、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的擴大。
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往往都是資本輸出國，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國，它們的資本會從資本全球化過程獲得豐厚的收益，而它們的低技能工人卻在貿易全球化中受到傷害，他們的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工資水平停滯不升，甚至有所下降。
因此可以說，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結構和資源分佈情況下，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對於資本是一種好事，但是對其國內的低技能勞動力並非是好事。這也是為什麼從2010 年開始西方國家出現越來越多的遊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
上述觀點的一個證據是全球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圖9 是學術界熱議的“全球不平等增長大象曲線”（Elephant Curve of Global Inequality and Growth) 。全球化帶來了收入增長效應，而這種效應對於不同國家有所不同。
在全球人口收入分佈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佈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他們在全球化過程中是收益者，享受到了更高速度的收入增長；而中等收入人群則主要是發達國家中的低收入人群，他們受到失業和工作不穩定的影響，其收入增長是相對緩慢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發達國家中的高收入群體，全球中的鉅富人群，他們則是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其收入增長速度高出全球平均水平幾倍（Alvaredo 等人， 2017）。
高科技與財富分配
引起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個誘因是高科技的加速進步。從長期看，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然而，從短期看，科技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對工資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從現實來看，一些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發達國家有著更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資本實力作為支撐，科技進步更容易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也會影響到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
從20 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研究文獻（B o u n d a n d J o h n s o n 1992; Katz and Murphy 1992; Levy and Murnane 1992）把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明顯的工資差距上升現象歸因於技術進步，尤其是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消除了部分工作崗位，或者提高了這些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從而不成比例地增加了生產過程中對資本和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Acemoglu 1998）。
同時，高科技帶來的一些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改變。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新技術進步和資本的共同作用。更準確說，新技術進步帶來了潛在的市場機會，而資本卻是將這種潛在機會變為實際利益的驅動器。
在資本的支持下，新興高科技企業為了吸引高技術人才、積累人力資本，會不斷提高其工資水平和增加激勵手段。於是就出現了高科技企業高端技術人員收入報酬不斷上升的現象。
另一方面，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自然會影響到傳統行業。當產業結構發生急速變化時，就業結構由於受到勞動力自身稟賦的牽扯不能作出及時的調整，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傳統產業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水平。
新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帶來的另一個衝擊是機器替代勞動。以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並創造出了更多的財富，但伴隨的代價就是不斷增加的失業和（財富）不平等。一些研究發現最易於被新技術機器替代的職業是那種在流水線上的工人、辦公室的文牘職員以及從事重複性、常規性勞動的員工（Autor, Levy and Murnane, 2003）, 而這些人員大多是中等收入群體。
他們失去工作以後，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業的穩定性和工資收入水平也會大不如以前, 成為低工資收入人群。隨著科技的進步，企業會減少對常規型勞動的投入，而增加對非常規型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中，高收入人群（如經理人）和低收入人群（如服務員）的就業比例上升，中等收入人群（如工廠工人）的就業比例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極化”的現象（Goos and Manning）。
基於上述研究，學者們幾乎達成一致觀點，認為正是技術進步，特別是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和任務偏向型技術進步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上對高技能人群的相對需求，從而加劇了工資收入不平等。
公共政策與收入差距
一些發達國家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原因是其國內公共政策導向發生了轉變。這些國家在上世紀60-70 年代形成的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到了80 年代受到詬病。為了提高效率，提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它們對其稅收和福利制度進行了整改，以適應全球市場的競爭。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的支出幾乎成為所有高福利國家的不二選擇。
另外，政府的公共政策變化也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在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 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進行了很好闡述。他認為美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有市場的力量，更主要的是由政府政策導致的。
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使得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越來越有利於富人，越來越不利於窮人。這些變化包括對金融部門的放松管制，不斷弱化公司治理制度，為富人提供尋租和獲取壟斷利潤的政策和規則，以及取消或削弱針對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補貼，等等。不言而喻，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階層，而受到傷害的是中低收入階層。
一些國家的實證分析證據表明，勞動力市場的政策法規（如最低工資、工會組織和社會保障）往往會改善收入分配狀況（Calderón and Chong 2009; OECD 2011）。然而，為了提高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發達國家進行了勞動力市場制度改革，採取了更加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這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工資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此相關的一項制度改變是工會組織的衰弱。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工會人數（勞動者中工會成員佔比）的下降會削弱勞動者的相對議價能力，從而加劇工資不平等（Frederiksen and Poulsen 2010;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
發達國家在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的同時，也在進行稅收改革，而這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現為對高收入人群的減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收入差距。如德弗羅等人（Devereux et al，2002）發現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歐洲各國政府都減少了它們對利潤和資本的稅收，並逐漸降低稅率。
艾格等（Egger et al，2019）考察了1980 年至2007 年間全球最大的65 個經濟體的年度勞動所得稅數據，他們發現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化使得高收入者的相對稅收負擔下降了，尤其是對於OECD 國家而言。
除了勞動所得稅外，企業的稅制改革也會導致了收入差距擴大。那拉雷德等人利用美國各州的數據發現，企業稅率的降低會加劇三年內的收入不平等（Nallareddy et al，2018）。
高度經濟不平等的不良後果
從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抗議財富分配不平等的遊行示威接連不斷。如2011 年始於美國，而後在全球蔓延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發出了反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不滿政府補貼大企業的呼聲，呼籲政府增加對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又比如，今年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黑人死亡事件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議運動，它不僅僅是一場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運動，也是底層民眾對長期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一種抗爭。當一個社會存在過大的財富分配差距，存在著制度層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其他社會矛盾就會更加凸顯出來，就更容易引發社會衝突，小衝突積累起來就會演化為大沖突。
隨著發達國家經濟不平等問題愈發突出，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愈來愈多。特別是在經濟不平等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方面湧現了一批值得關注的研究文獻。我們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重要的研究文獻加以梳理和概括：經濟增長與效率、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並從中強調降低經濟不平等的重要性。
對經濟增長與效率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表明，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會導致更多的尋租行為。在高度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富人的話語權和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他們會利用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對政府部門和官員進行遊說，說服政府引入一些更加有利於其經濟利益的政策和干預措施，或者說服政府放松管制，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和額外利益。
更為可怕的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尋租行為會帶來一種惡性循環，即“尋租- 設租- 尋租......”。尋租者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通過賄賂來左右政府官員的行為，而政府官員為了與尋租者分享租金，會人為地設定一些給尋租者帶來尋租機會的規章制度。這也是通常所說的“政商勾結”損害公眾利益的問題。不言而喻，尋租行為不僅會帶來社會不公平問題，也會導致經濟效率降低。
還應該看到，一個社會的高度經濟不平等導致家庭金融債務的增加，從而帶來通貨膨脹和加劇社會不穩定性，這也會對經濟造成長期的損害。比如，庫姆霍夫（Kumhof）和蘭西埃（Rancière）等人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金融債務的增加。
盧諾吉（Lucchino）等人認為收入和財產分配不平等可能會通過增加債務和過度消費而引發金融危機。為什麼收入不平等會引發過度消費和債務增加呢？威爾金森（Wilkinson）和皮克特（Pickett）認為收入不平等會帶來人們社會地位的競爭，不同收入階層的人會花更多的錢來獲得自己在同齡人中的地位，低收入人群為了維持高消費可能會被迫借錢，這會造成他們更高的債務水平。
高度的經濟不平等還會降低勞動生產力。相關的研究表明，降低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對生產力的負面影響，要比提高高收入工人的工資對生產力的正面影響大得多。這意味著，工資不平等的加劇會降低生產率。
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研究發現，員工的工作效率受到他們認為自己的薪酬是否公平的影響。因此，不公平的高管薪酬制度在擴大收入差距的同時，也會降低普通員工的工作效率。此外，斯蒂格利茨還發現，如果工人的工資低到只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開支，他們的工作效率就會進一步降低。這是因為這些工人投入了部分精力來處理物資匱乏的問題，而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於工作中。
從長期來看，收入不平等會縮短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持續時間。伯格（Berg）和奧斯特里（Ostry）利用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發現，如果將拉大美洲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一半，可以使其經濟增長的持續時間延長一倍以上。
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
按照人力資本理論的解釋，人力資本主要有三種構成部分：教育投資獲得的認知能力、健康狀態、勞動力通過流動獲得的能力。這裡我們主要討論經濟不平等對個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的影響。
研究收入不平等對受教育程度影響的論文可以分為宏觀領域和微觀領域兩大類，這兩類文獻都試圖提供實證或理論支持這樣一個觀點：即不平等的社會可能會損害教育投資。在宏觀領域中，佩羅蒂（Perotti）發現社會越平等，人們對教育的投資就越高。
米歇爾（Michelle）和布萊恩（Brian）研究了美國1908 年至1995 年的數據，他們發現美國大學入學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這一結果支持了低收入家庭的後代由於貧困而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觀點。在微觀領域中，卡梅隆（Cameron）和赫克曼（Heckman）發現，比起資助小孩上大學，家庭收入在培養孩子能力、使小孩獲得上學機會等方面發揮了更重要的影響。布蘭德（Blandern，2004）利用英國的數據證實了家庭收入與後代的受教育程度存在顯著的正向因果關係。
與受教育程度不同，現有的文獻一致認為隨著經濟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社會總體的健康水平會顯著下降。關於不平等程度與健康水平的這種關係，存在三種解釋機制。第一種機制是絕對收入假說，這種假說認為一個人的健康狀況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是遞減的。
這意味著，把一美元分配給窮人比把一美元分配給富人得到的健康收益更高。因此，把收入從富人向窮人再分配可以提高整體的健康狀況。第二個機制是相對收入假說，該假說認為一個人在國家內的相對收入會影響他的健康狀況。因為較低的相對收入會增加生活壓力，長期生活在強壓之下會給人們的身心健康帶來傷害。最後一個機制與社會環境的作用有關，收入的不平等會導致暴力的增加、死亡率的上升，同時也會加大人們的生存壓力，最終導致健康水平的下降。
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社會資本這個術語起源於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的著作，它指的是一種可以促進社會成員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良好文化。社會異質性不利於社會資本的積累，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通常，社會異質性指的就是經濟不平等，有時也指種族、民族的不平等。有幾種機制可以解釋經濟不平等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首先，個體不喜歡異質性，人們更喜歡與屬於同一階層的人接觸。在異質性的社會，個體的接觸比同質社會少，因此合作和信任的水平也比較低。其次，當資源分配不均時，窮人在社會中會感受到富人的壓迫，這就導致了收入分配底層的人對富人產生不信任感，從而阻礙了社會資本的形成。最後，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可能還會影響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從而降低社會資本水平。
大部分跨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當收入不平等程度較高時，社會資本水平往往較低。例如，奈克（Knack）等人利用29 個國家的數據，證實了國家層面的收入不平等與公民合作、公民信任水平呈現顯著的負相關。
利（Leigh）的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與種族異質性對社會信任水平都有負面影響，並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要大於種族異質性的影響。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來自於阿雷西納（Alesina）等人，他們利用美國1974-1994 年的數據證明了社區異質性對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在控制了個人和社區特徵以後，他們發現生活在種族更加多樣化和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區，會降低個人的社會資本。
對中國的啟示
最後，對於中國來說，一些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引以為鑑。在過去40 多年中，中國也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雖然最近幾年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有所緩解，但是收入差距仍處在一種高位水平。而且，最近20 年中國居民財產積累速度驚人，財產分配差距急劇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相對貧困問題變得愈發突出。
我們在過去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除了強力的維穩手段外，更重要是高速經濟增長，使得許多中低收入人群也經濟發展的成果。當未來經濟趨於中低速增長時，加上外部衝擊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體能否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就是一個問號，在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持續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得不到有效解決下，是否仍能保持社會穩定也是一個問號。
為了消除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領域，重點是解決市場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問題，而在再分配領域，重點是強化稅收的收入分配的調節機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性，加大對低收入人群和相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的力度。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只要政府有決心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不同國家收入差距的變化原因有所不同，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之外，更多的是國內經濟和社會體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響。在幾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有的國家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如中國和印度，也有國家在近10 多年出現了收入差距的縮小過程如巴西。
在上世紀80 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曾超過0.6，然而從本世紀初開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在2000-2011 年期間基尼係數的年均變化率為-1.3%。一些研究文獻表明，巴西取得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發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發展大幅度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上技術人員的供給，從而縮小了高技能員工與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政府對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又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總之，我們應該從現在起未雨綢繆，改變發展理念，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步伐，儘快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順利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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