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出外打工,在家養傷的大伯悶悶不樂,一個電話讓他笑逐顏開!

鄰居張大伯今年60歲了,自夏天從梯子上摔傷肋骨,一直沒有再出去幹活。原本由老伴負責在家做飯,接送孫子上下學的活,因為家裡收入減少,老伴說:“通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既然你能活動,乾脆我出去幹活賺錢,你在家一邊養病,一邊給孩子們做做飯,接送孩子上下學吧。”無奈的張大伯,聽老伴這麼說,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好答應老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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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去了距離漯河有25公里的西平縣縣城。在這裡,自己孃家侄女開了一個大超市。銷售、收銀、批發、採購,理貨,每天忙的不亦樂乎。超市已經有了5個人,還缺少人手。看到遠道而來的大姑,這個活潑開朗的小侄女說:“盼星星盼月亮,四姑,我終於把你給盼來了。”在孃家兄弟姐妹中,張大伯的老伴排行老四。小侄女不會虧待她四姑,每個月給四姑開3600元工資,吃住全包。按照張大伯的話說:“3600元不少了,總比兩個大人在家全家花銷那麼大,一分不掙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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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小孫子跟著他媽媽去嵖岈山遊玩。張大伯不用照看孩子,閒來無事的他,騎著電動車去莊稼地轉轉 。秋收已經結束,種冬小麥的地已經平整好了,就等著天氣漸漸變冷,把麥子種上 出苗、照壠,就不用管它了。這時,他的手機響了。接通電話,聽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聲音。原來是工地工頭打來的電話。隨著年紀越來越大,張大伯的耳朵不好使了。他打開了手機的免提,只聽工頭問:“老張啊,你去年幹多少天活,我回頭給你算算賬,把錢給你。”張大伯一聽這話,頓時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了。他客氣地說:“你這一段不忙啦?我去年在龍城跟著你幹了94天,也就是12800元”。包工頭又問:“老張,你在五里廟幹了幾天啊?”張大伯說:“五里廟我就幹了56天。”工頭說:“中,我知道了,回頭給你算算錢,你過來拿吧。”張大伯說:“中,啥時候閒了,咱一塊坐坐(請客吃飯喝酒)唄。好長時間木坐了。”電話那頭傳過來:“想坐坐還不容易,等我把你的工錢結清了啊!”張大伯憨厚的笑笑說,“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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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伯掛斷電話後,我問:“大伯,你去年乾的活,現在還沒有給工錢啊。”大伯說:“是啊。”我說:“拖欠農民工工資,那你還跟著他幹啥?”張大伯說:“看你說的,現在擱哪裡幹活,不拖欠工錢啊。不管拖多久,只要最後能給你就中。再說了,你大伯都是六十的人了。人家能讓你跟著幹活,掙倆錢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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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問道:“你就不怕他拖欠不給,再跑了?”張大伯說:“不會跑的,雖然不是一個村的,都在一片住哩,彼此知道對方什麼人。再說了,又不是我一個人跟著他乾的,方圓十里八村的,跟著他幹活的有很多。”我又問:“那麼他跟你們籤合同?”大伯笑話說:“你看看,讀書讀傻了吧。在咱們農村,跟著建築隊的包工頭幹活,你見過他給誰簽過合同啊!咱這兒,就不興這個(籤合同)。”我又問:“你們之間完全靠人品和信任?”張大伯說:“那又怎樣,你不信任他,就不要跟他幹活。”我一聽有點著急地說:“可是你們去年乾的活,現在工錢還沒有給你們啊!”張大伯輕描淡寫地說:“誰還沒有個難處。他肯定是遇到難處了,才等到今年算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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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擔心和著急的,在張大伯這裡,好像並不叫事。張大伯表現得非常平靜,就像沒事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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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會在進步,法治逐步健全的時代,人們開始學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可是在農村,在像張大伯一樣的民工中,他們在當地幹活或者出外幹活,完全靠對包工頭的人品和信任,跟著他打工賺錢的。你要跟他講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他跟你急。我只能說,他們跟著的那些包工頭,不是正規的建築施工隊伍。在用工用人方面,沒有按照有關部門的法律法規實施。可是正如張大伯所說:“在農村有一大部分五六十歲的人,有的甚至身體有殘障的人,他們需要打工賺錢養活一家人。如果按照有關部門的規定,相信很多人就沒有工可打,沒有錢可掙。”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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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這些包工頭,有的源於親戚介紹親戚,有的就是以前的老夥計,還有的幾個人坐在一起起吃個飯喝一頓酒,就認識了,於是就跟著來幹活了。或許,這些包工頭源於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同情他們年紀大了,找個活不容易,就讓他們一個個來了。不掙多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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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據我瞭解,雖然這些包工頭由於各種原因拖欠這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的工錢,但最終還是一分不少的,按照當初說好的標準,給他們結清工錢。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即使被拖欠了工錢,他們也不會找上門來鬧。假如說,某一個跟著他的民工,過年確實沒錢。包工頭也會想辦法,以提前支取部分工錢的形式,給他一些過年錢,讓他一家人先把年過好。張大伯等這些民工和包工頭,好像達成了某種信任和默契。他們就是在這份信任和默契中,或就近或去一些稍微遠的地方幹活掙錢。直到幹不動的那一天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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