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昱文远
禅让制的本来面貌可能和大多数人所想的都不一样，也没有大多数人所想的那么美好。
五帝禅让或许便是春秋争霸的原始雏形，且看笔者细细道来。
“禹传子，家天下”意味着远古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由禅让制变为了世袭制。
禅让制听起来是多么的美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让中国上古时期的政治显得多么成熟。
但仔细一想禅让制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因为心甘情愿的禅让和人性的自私是相违背的。
人类社会不断在演变，但人类的自私的本性却一成不变，谁会无私地将地位和政治权利拱手送人呢。
所以世袭制应当并没有像后世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中国人有尚古的传统，就把上古社会想象的十分美好。
在后世的传说和记载中，五帝本就是一家子，所以禅让制就显得没那么单纯了。
五帝是否一家子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笔者在此也不想深究这个问题。
笔者的目的是重新分析一下禅让制的真实性极其本来原貌。
上古社会的历史往往是不太可靠的，因为既没有当时文字的记载，也没有考古的证据。
所有的上古史都是后人根据传说写成的，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想象。
所谓三皇五帝其实是后人根据远古传说中的领袖缔造的名号，而且还是在三王五霸的基础上缔造的。
中国人向来注重形式，有了三王，就得有五霸，有了五霸就得弄一个七雄。
三皇五帝的历史虽说在三王五霸之前，但其名号的初生却是在三王五霸之后。
古人以尊崇的名号来展现其臆想的上古社会的美好，君王贤能，社会稳定。
可以肯定的是上古社会并没有古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安定，君王的贤能倒还有一定可能。
如果五帝本是一家人，其禅让的实行还有一定合理性。
但倘若五帝并非一家人，那么禅让制的存在就应当令人质疑了。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权力的转移不可能这样风平浪静与美好，而且还是在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无论五帝是否是一家人，禅让制都有另一副真实面貌。
荀子言：“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韩非子曰：“舜逼尧，禹逼舜”。
古人已经对禅让制产生了质疑，但缺乏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其真伪，就只能作推断和猜测。
禅让制传说的不可靠性从五帝的寿命和出身就可以看出。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46岁即位，在位98年，活了140多岁。
《本纪》又记载，舜家里穷了好几代，被尧看见了他高尚的品质而立为了接班人。
这种记载根本就不可靠，因为上古时期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根本就无法和现代相比，血缘和出身又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活一百多岁都是难事，更何况上古时期的五帝，活一百多岁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后世西周时的宗法制，血缘是其唯一的纽带。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而在更久远的上古父系氏族时期，社会地位就更加依靠血缘了。
在封建制度崩塌，贵族社会消亡以后，平民才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那个上古时代，普通贫民根本就不可能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统治者。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上古社会也要根据传说，还要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致使记载不可靠也是情有可原。
现在来试着还原一下禅让制的历史真面貌。
根据王和的著作《中国早期国家史话》的推想，五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贤能的个人，还是一个个先后兴起的强大的部落。
尧舜禹等人其实是部落的人格化象征，是部落兴起的领袖。
随着不同部落的兴起，政治霸权开始转移，就如同春秋时期霸主轮流坐的局面一样。
在上古时代，不大可能出现大范围统一的国家，政治形势应当是部落联盟。
最强的部落成为政治中心，号令所有部落。
当一个部落衰落以后，新崛起的部落就替代了其地位，成为新的联盟共主。
一个部落强盛一百多年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就让五帝的寿命悠长合理了。
五帝所代表的是其部落，部落强盛的时间映射到作为象征的五帝身上就成为了五帝的寿命。
部落兴盛一百多年绝对比上古时期的人活一百多岁更加靠谱。
其次出身低微的问题也说得通了。
低微的出身并非是本人，而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部落本来非常弱小，后来崛起了。
由此，在五帝的寿命和出身问题上都找到了合理的说法。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象所谓的禅让，其实是部落霸权的和平交接。
政治霸权的交接或许并不一定是和平的，但在传说中得到了美化，于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形态就显得十分美好。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将一个群体的形象映射到一个人身上是很常见的事情。
上古时期的人们在部落和部落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找到了一种和平的权力交接的方式。
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政治智慧，也就是所谓的禅让制。
中国的政治是比较早熟的，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基本消灭了封建制度，而欧洲的封建一直持续到了文艺复兴。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完全建立了成熟的封建制度，而在此之前一定有相关的政治铺垫。
上古时期的五帝政治霸权的交替有可能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雏形。
五帝时期的部族霸权轮换或许就是东周时的霸主交替的原始形态。
“禹传子、家天下”的出现就是中国政治又一次的成熟。
到西周时，封建制度就确立了，天子世袭，而封建各国就是上古时各部族的新形态。
当天子霸权崩塌的时候，诸侯就开始争霸交替，这就是上古时期部族霸权的轮换的新形态。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崩塌始终都有着上古时期部落联盟的影子，最终全部被历史淘汰。
在秦汉统一天下以后，封建制度基本消亡，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
天上人间文史鉴
“禹传子，家天下”。
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
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
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
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
有。
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
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
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
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
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
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
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
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
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
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两种皆可以说通。
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
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
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
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
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
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
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需要对历史和先祖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说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儒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儒学，一方面“累积”地“书写”了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
曾在头条写过一篇《五帝之变迁》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出来看看。
一老沈一
按五帝的说法，黄帝传颛顼是传子，但颛顼传帝喾是传侄儿，尧舜之间过去有禅让说，清华简说是政变争夺，可以说禹之前确实没有形成传子的家天下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