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各國針對中國在新冠疫情擴散蔓延上的追責和索賠愈演愈烈。這些索賠能否成立，中國是否會為此承擔鉅額的賠償責任？在正和君看來，所有的追責和索賠，都是政治意義大於法律意義，最終很難在法律上成案，但有可能給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造成衝擊，並在疫後時代形成有利於美西、不利於中國的國際新秩序。中國不應被這些紛紛擾擾的追責和索賠嚇住，但應著眼後疫情時代，提前佈局、未雨綢繆，維護好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各國針對中國的追責和索賠，可能的方向有三個：一是以中國在疫情應對中存在失誤並導致疫情蔓延為由，由民間或地方政府向法院發起針對中國政府的民事訴訟，要求中國政府賠償。這種追索，可稱之為民事索賠模式。二是以中國政府研發生物武器洩露，導致疫情擴散蔓延為由，向中國政府發起刑事訴訟並附帶民事索賠。這種追索，可以稱之為刑事追責模式。三是以聯合獨立調查的名義，由一國或多國發起，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就新冠疫情的發生和擴散，針對中國甚至WHO開展獨立調查和索賠。這種追索，可以稱為獨立調查模式或行政調查模式。
（一）民事索賠模式
目前，針對中國進行民事索賠訴訟的，主要集中在美國，克萊曼律師、伯曼法律集團、加州物業經理聯盟和某會計師事務所等發起了至少7件針對中國政府和有關機構的訴訟。最新的訴訟是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官宣佈以州政府的名義向法院起訴中國政府，密西西比州隨後宣佈跟進。此外，印度、意大利、埃及等國也有個人或民間組織發起聯署或者訴訟。這些訴訟，多數指控中國政府沒有履行法定責任從而導致疫情大暴發。
正和君認為，這些訴訟，在法律上是很難成功的。
首先，從主體資格來講，這些訴訟很難邁過主權豁免這道坎。所謂的主權豁免，就是主權國家的行為和財產不被他國司法管轄。通俗的說，就是你美國的法院無權審判中國政府的行為，也無權扣押和強制執行中國政府的財產，這是一個通行的國際法準則，通常也被各國的國內法肯定。根據美國法律，除了具有足夠聯繫的商業活動，以及涉及領土侵權這兩種特殊情況，外國政府在美國法院不應該被起訴。中國政府如何處理新冠疫情，顯然不屬於上述兩種特殊情況。因此，美國法院基於主權豁免的原則，很難對這些民事訴訟進行立案和審理。
當然，為了解決主權豁免的問題，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等多名議員最近提出法案，試圖通過立法剝奪外國政府的主權豁免，來允許新冠肺炎受害者直接起訴中國。在當前中美關係大環境和美國國內民眾對華不信任加劇的情況下，霍利的法案在國會闖關並非不可能，但特朗普很可能會動用否決權把這個法案廢掉。因為這個法案一旦成為法律，將使互相給予主權豁免的國際法體系崩塌，這意味著任何公民都可以在本國法院起訴他國政府。比如，中國公民可以在中國法院起訴美國政府防控艾滋病不力並索賠。相信特朗普再任性，也不敢簽署這個法案。
退一步講，即使特朗普簽署了這個法案，相信中國也能夠立即修改國內法，並發動民間訴訟，來反制美國。中國在體制上有這方面的優勢。
其次，從案件實體來講，損害賠償很難認定。根據美國法律，確定侵權責任賠償，需要證明傷害一方的侵權行為與受害一方的損失存在確定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起訴人要證明是因為中國政府的防控失誤，直接導致他們遭到損害，並且要提出這種損害的具體數額和證據。這是很難用證據證明的。因為造成起訴人損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美國政府在抗疫過程中可能也有過失，起訴人在自我防範時可能也有過錯等。換句話說，當事人很難用證據證明自己遭到的損失，是由於中國的抗疫失誤導致的。
第三，從執行上講，即使法院作出中國政府應當賠償的判決，中國也不可能承認和接受這樣的判決，判決結果也不可能得到執行。有人可能會擔心，中國買了那麼多美國的國債，美國法院完全可以從中國的國債中直接扣押抵償。雖然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但實際上美國政府無論如何不敢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這將使支撐美國國債的信用體系瞬間崩潰。安全性和收益性是各國購買美國國債的重要動因。如果美國強制用中國持有的國債抵償，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國家敢買美國的國債，依靠高負債運行的美國經濟（國債佔GDP的71.2%）及美國金融體系，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擊。此外，強制抵償必然遭到中國的報復，中國法院強制執行美國的國家財產將是分分鐘的事。如此，忌不導致世界大亂？
（二）刑事追責模式
美國律師拉里·克萊曼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材料，指控新冠病毒是中國“故意開發的致命生物武器”，中國政府和軍隊“未能防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人員傳染這一生物武器，將該病毒帶進周邊社區並擴散到美國”，並以危害人類罪請求國際刑事法院對此展開調查。
目前看，追究中國的刑事責任也很難成立。
首先，從程序上看，很難啟動刑事追訴機制。國際刑事法院是依據《羅馬規約》成立的國際組織，負責對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四類國際罪行進行調查和審判。根據《羅馬規約》，國際刑事法院調查程序的啟動方式有三種，即檢察官自行調查、安理會移交和締約國提交。中國、美國、俄羅斯都不是《羅馬規約》的締約國，因此國際刑事法院無法對中國行使司法管轄權，其檢察官也無法針對中國展開國際刑事調查；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定權，安理會也無法將中國移交國際刑事法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法啟動國際刑事法院的追訴程序。
其次，從實體上看，國際刑事法院只能針對犯有反人類罪、戰爭罪和種族屠殺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目前西方國家所提出的所謂中國政府抗疫失職的指控，都不在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範圍內。除非有證據證明中國政府蓄意製造並且釋放了新冠病毒，且危害到各國民眾，否則罪名難以成立。而目前，並沒有任何國家、組織或者個人聲稱掌握有這樣的證據。
（三）獨立調查模式
啟動這個模式的主要力量，分別來自美國國會、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
美國發起的調查。特朗普除宣佈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經費外，還和國會分別於4月中旬發起針對世衛組織的調查，聲稱要追究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協助中國隱瞞信息方面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國會議員要求世衛組織提供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12日所有與新冠病毒疫情有關的記錄和文件，包括電郵、短信、硬碟、書面資料、中國所提供的相關分析研究和數據等，並要求譚德塞出席國會聽證會。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宣佈組織調查小組，對包括新冠病毒起源、美國政府的回應以及世衛組織的角色等問題進行全面調查。
美國針對世衛組織的調查是玩真的，而不是虛張聲勢，其目標表面上是針對譚德塞，實質是針對中國。美國最終一定會完成調查並公佈一份調查報告。
澳洲發起的調查。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最近兩天發起一項旨在推動世衛組織改革和針對中國隱瞞疫情的獨立國際調查。莫里森尋求建立一個國際聯盟，賦予世衛組織或另一機構類似武器檢查員的權力，使其不需要被調查國允許或者邀請，就可以直接前往調查。莫里森最近兩天已將該提案提交給了美英法德等國的元首或首腦。
澳洲發起的調查，面臨兩種結果：一是胎死腹中。澳洲的倡議可能會得到西方主要國家的支持，但很難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背書，而且必然遭到中國及與中國友好的國家的強烈抵制。最終，澳洲無法在國際框架內，至少無法在世衛組織框架內實施其倡議，因而不得不放棄。二是在得不到世界普遍支持的情況下，由美澳牽頭，聯合英法德日意加等西方主要國家，或者以G7框架為基礎，以7+1(G7+澳大利亞)的形式組織聯合調查組，整合各國的軍事、醫學、情報力量進行全面調查，並最終公佈一份“權威”的調查報告。
無論美國發起的調查，還是澳州發起的調查，其目的無外乎三個：一是調查病毒的來源，到底是純粹的從動物傳給人類，還是人工合成，或者是武漢病毒所從動物身上提取病毒用於研究，並“意外”傳給民眾。二是中國在疫情暴發之初及整個疫情處理過程，是否隱瞞事實，是否履行向世衛組織和各國通報信息的義務，是否存在失職行為。三是親中國的世衛組織及總幹事譚德塞是否幫助中國掩蓋疫情、是否輕信中國的解釋、是否存在履職過失。
而他們調查的終極目標無非兩個：一個是明確中國在疫情的國際擴散上負有責任，並對中國進行制裁；另一個是追究世衛組織及譚德塞的責任並改組和改革世衛組織。
美國和澳洲的目的雖然不一定能夠全部達到，但部分達到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對疫後國際格局和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
在風起雲湧的追責、調查、索賠行動中，民事索賠模式和刑事追責模式都存在諸多的法律障礙，其成功率幾乎為零。雖然不能說這些起訴是鬧劇，但這些起訴不可能成案，中國也不會因此遭遇新的“庚子賠款”，最終可能不了了之。這兩種模式雖然不會給中國的經濟利益造成直接損害，但將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
而獨立調查最終一定成型，並且會拿出一份認定中國對疫情國際擴散負有直接和重要責任的調查報告。即使最終拿不到病毒是人工合成的證據，也拿不到病毒是由武漢病毒所意外洩露的證據，西方國家也會認定中國對疫情在全球擴散蔓延負有責任。
根據世衛組織的《國際衛生條例》，各成員國應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後24小時內，以現有最有效的通訊方式，通過國家歸口單位向世衛組織通報在本國領土內發生、並根據決策文件有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所有事件，以及為應對這些事件所採取的任何衛生措施；通報後，締約國應該繼續及時向世衛組織報告它得到的關於所通報事件的確切和充分詳細的公共衛生信息。西方國家最終很可能援引上述規定，認定中國未在第一時間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並且隱瞞真相。同時，還可能以八名吹哨者遭訓誡、衛健委通知銷燬病毒標本、長時間否認人傳人等問題，指控中國政府壓制言論、信息不透明、隱瞞真相等，並以此認定中國對疫情的國際擴散負有直接責任。
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在沿著這個方向展開調查了，而且他們想掌握這方面的證據應該不是什麼難事。當然，如果西方拿到病毒系人工合成或者病毒所意外洩露，那麼性質又發生變化了，後果可能要更為嚴重。但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
西方國家一旦認定中國對疫情國際擴散負有責任，便不會輕易放過。他們一定聯合起來，打著追責的旗號，以制裁的名義，從多邊和雙邊的角度，在較長時間內狠狠打壓中國。這將對疫後國際格局和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極為深刻的影響。
1.黑化中國的國際形象。通過起訴、調查、追責、索賠等運作，形成一種聲浪和壓力。一方面，把中國描述成為一個不負責任的、不透明的、搞威權的、沒有任何自由的、唯利是圖的流氓國家形象，從而進一步調動西方國家和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反感。另一方面，對中國政府形成政治壓力，如果中國不回應，便突顯中國不可靠、不值得信任，其他國家和民眾與其打交道就會產生疑慮。事實上，他們現在所採取的行動，已經給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實際損害。
2.削弱、消除中國在主要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壓縮中國的國際空間。親中的世衛組織必然首當其衝。西方國家將以幫助中國掩蓋疫情、輕信中國“謊言”、遲延宣佈公共衛生事件等為由，以切斷對世衛的援助為手段，逼迫譚德塞辭職，清除譚德塞在世衛的親信，對世衛組織領導層進行全面改組，對世衛的功能、機制進行全面改革，把世衛打造成他們理想中的世衛，徹底消除中國對世衛的影響力。此外，西方國家還將想方設法消除中國在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人權理事會、知識產權組織、糧農組織、開發署等聯合國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中日益增長的的影響力。
3.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制裁。疫情之前，美國施壓中國，只能靠一己之力，很難把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因此很難產生實際效果。疫情給美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旦中國的疫情責任被坐實，美國就可以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聯合西方的小夥伴們，對中國採取一對行動。包括制裁他們認為負有責任的中國官員，比如簽證限制、凍結或限制相關人士在美資產的交易等；中止往中國的航空飛行；對中國進行貿易和關稅制裁，限制中國企業在西方國家的收購和某些經營行為，甚至藉機把中國掃出WTO，從經濟上把中國與世界隔離開來。
4.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對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督，同時在第二階段談判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總之，美西追責的目的，不是直接從中國拿到多少賠償，而是在疫後建立起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由美西主導的，排除或者減少中國參與的疫後國際新秩序。
（五）小結
眼花繚亂的起訴和追責，政治意義大於法律意義。調查訴訟、經濟索賠僅僅是手段和表象而已，其背後的根本目的是構築政治上、外交上的巨大壓力，並以這種壓力為基礎，對中國進行打壓和制裁。
對於各種訴訟，不必放在心上，更沒有必要上升到二次庚子賠款的高度來嚇唬自己。
集中優勢兵力查清病毒源頭，並公佈具體的證據，用事實證明病毒來自野生動物，而非人工合成，亦非意外洩露，是當務之急。
放下身段，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積極向國際社會呈現中國抗疫的事實和細節。以謙虛誠懇的態度換取理解，用證據和真相證明清白，比進行空洞的否認和傲嬌的辯解更為重要。
緩和與美國的矛盾，想方設法改善與西方其他國家的關係，瓦解西方的合圍之勢，是能夠做到的。澳大利亞總理遊說法國時，馬克龍表態“現在不是追責的時候”。這說明西方也不是鐵板一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收起鬥爭的姿態，收回火上澆油的話語，看來是必要的。此時此刻，重拾韜光養晦的策略，體現永不當頭的誠意，顯然是有益的。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針對西方在疫後時代可能採取的手段，提前規劃，一一制定應對的策略和反制的措施，也是一件急迫的事情。面對壓制，即使不能打敗對方，也要讓其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唯有如此，才能增加談判的籌碼，阻止不理智的制裁。
疫情結束之日，或許並非我們歡欣鼓舞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