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朱新開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在抗擊新冠疫情中，不分男女與老幼均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進來，其中一些群體或機構成為公眾焦點，比如醫護人員、解放軍、民警輔警等，還有衛鍵委、紅會、監委，以及建設應急醫院的農民工，執行隔離措施的基層幹部、志願者等，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奮戰與協調配合，尤其在工作中及時糾錯調整，最終取得舉世矚目的戰績。
然而，某些西方勢力卻無視中國對全球抗疫做出的貢獻，通過各種方式與角度大肆甩鍋與攻訐，進而讓外交官、新聞發言人及醫學專家成為公眾焦點。
與此同時，在國內抗疫工作的收尾階段，媒體報道的一些新聞引發公眾關注，比如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某地醫護人員的抗疫補助分配問題等，近日則是“陝西咸陽40餘名抗疫醫護突然被裁”，據相關報道，當地衛鍵委已經“組建工作專班”介入，其中自然會涉及勞動仲裁部門。
其實呢，出現問題並不可怕，客觀世界也不可能不會出現問題，而真正的唯物主義者絕不怕出現問題，何況那些攻訐中國的西方國家目前面對的問題更多，呵呵。進一步而言，如何解決問題才是關鍵，這必然就會說到我們的制度優勢，尤其是支撐制度優勢的核心組織機構及其運行機制，包括人大、政協、工會、婦聯、共青團等。
上述組織機構的職權職責已是眾所周知，本文僅基於抗疫及以後有可能出現類似問題，予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式的請教、探討與建議。
一、人大、政協的作用不容忽視
在國內媒體上，經常會出現“五大班子”之稱，人大、政協便是其中之二，主要職能之一是代表人民行使監督權。
只說人大代表的權利，主要包括審議權、表決權、提名權、選舉權、提議案權、質詢權、提出罷免案權、提議權、提出建議批評意見權、發言表決免究權、人身特別保護權等。
從中提出“質詢權”、“提議案權”及“提議權”，並進一步言之。
1、質詢權，是指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本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提出質詢並要求必須予以答覆的權利。
2、提議案權，是指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議事原案的權利。
3、提議權，是指提議臨時召開人大會議、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權利。
基於上述權利尤其權力，人大可以依法對抗疫中出現的問題，成立具有針對性的“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
眾所周知，目前攻訐中國抗疫工作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些心懷叵測並極力甩鍋的西方政客，其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在政府機構任職的政客，二是具有議員身份的政客，以後者最為肆無忌憚，只因他們就是要通過誇張的言辭引發公眾關注，所以必然會不斷製造事端，甚至不惜撲風捉影搬弄是非，進而讓我們的外交官、新聞發言人乃至醫學專家疲於應對，包括解釋、反詰與抗議。
關鍵問題在於，那些西方政客就是要把事情攪渾，進而刺激並引導國際輿論的風向，其背後的政治尤其經濟目的昭然若揭，因此極有可能會延展更長時間與更廣領域，這就需要在息事寧人的解釋、針鋒相對的反詰、措辭嚴厲的抗議基礎之上，予以妥善且體系化的應對。
由此，人大的相關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何況依法有權及有責任對相關問題進行徹查並作出結論，進而對無謂的口舌之爭予以釐清了斷，包括國際上的無妄猜忌與跟風責難，以及國內的無端流言與坊間對懟。
不僅如此，人大在相關善後與總結中，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包括直接介入地方政府、監委、衛鍵委、勞動仲裁機構等，對追究相關責任人、維護勞動者權益等具體事宜予以監督，尤其對相關機制予以調研、總結與健全，以防止乃至杜絕類似事情的發生。
當然，人大的職責與作用並非僅限於此，包括下文要講的組織機構，彼此形成的聯動機制已為歷史檢驗，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能分別有所側重地予以表述，實際則絕不能割裂來看。
二、工會、婦聯、共青團不應缺位
本文開篇記述了一些群體或機構，並引用了一些新聞報道，包括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某地醫護人員的抗疫補助分配問題，以及“陝西咸陽40餘名抗疫醫護突然被裁”等。
另據媒體報道，上述咸陽某醫院是因為要對基礎建設進行全面改造加固，在抗疫之前就已決定停開住院業務，自然要對人員進行分流或解聘，相信有關部門會妥善解決。不過呢，某些具有共性的潛在因素應該引起重視。
比如，上述農民工顯然是承建單位的合同制工人，咸陽40餘名抗疫醫護也是合同制員工，即均為體制外。事實上，即便是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也會有合同工，其與在編員工的差別已是眾所周知。
誠然，合同工的月工資有時不比在編員工少，部分福利也會一視同仁，但關鍵差別在於工作的穩定性，尤其在必須要裁員時，雖然也會以能力或貢獻大小為標準，但在編人員往往不在其內。也就是說，即便真正是基於客觀需要裁員，仍會隱含著差別對待，哪怕某一行業的社會地位很高，仍會由此生成弱勢群體。
尤其是，每當與醫療改革有關的新聞事件曝出，輿論往往會指向“XX系”，也就是會有實力雄厚的資本身影若隱若現。不可否認且事實證明，當資本與某些變質的實權人物結盟後，被侵害利益的並非僅是患者（消費者）而已，還包括從業者中的弱勢群體。
誠然，每當出現問題必然會有相關部門予以解決，包括法律部門介入對責任人予以嚴懲。不過，這往往是在出現問題乃至大問題之後，因此，工會、婦聯、共青團的提前介入就顯得尤為關鍵與重要。
尤其是，種種跡象表明某些心懷叵測的組織或小團體，正在介入或浸入拉攏弱勢群體，比如水面之下的某邪教組織，水面之上的某律師事務所。毋庸置疑，對於弱勢群體這塊陣地絕不能放棄，包括並不僅限於送米送面的人性關懷，以及全方位的公民權益援助等。
進一步而言，工會、婦聯、共青團的相關工作，不應侷限於搞搞聯歡會、運動會，或對家暴受害婦女提供幫助，或對困難家庭進行經濟捐贈等，更不能蛻變為資本的暗助者或旁觀者。
總之，在弱勢群體這塊陣地，以及延展至更廣闊的領域上，工會、婦聯、共青團不應缺位。
三、結論與建議
1、在此次抗疫的過程中，我們的制度優勢毋庸置疑地凸顯出來，尤其是各部門或團體之間的協同配合，雖然在初期不可避免出現一些問題，但相較於所謂的發達國家，應急調整的速度以及整體發揮出的功效堪稱世界第一。
2、在此次抗疫過程中，尤其是收尾階段，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內部問題，同時外部勢力則在極力甩鍋與攻訐，這就需要我們繼續發揮制度優勢，尤其人大、政協、工會、婦聯、共青團的優良傳統，進而予以全方位的工作佈局，包括深達社會基層尤其弱勢群體，並且形成常態化。
筆者曾經赴中華全國總工會採訪，包括起草《工會法》的主要參與者，還曾與省級婦聯合作宣傳兩年，並深入偏遠山區採訪相關工作，而與人大、政協、共青團也有過工作接觸，算是比較瞭解他們的辛苦與努力，以及在新形勢下的工作難點，其中有法律方面的，也有機制方面的，因此，這就需要予以系統化的調整，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總之，我們的制度優勢必須也必然會繼續充分發揮出來。
【朱新開，察網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