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稳外资”，在多场合强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的同时，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首个增强外商投资审查的法规，加大对外资风险的评估。
当地时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时再次强调：“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特别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更令人关注的是，9月末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推动外商投资重大项目落地事项。不久之后，宝马、苹果、埃克森美孚等欧美公司的董事长或CEO都表达了将在中国持续投资的意愿。联合国贸发组织官员梁国勇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外资流入总量上看，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是关键增长点，如何保持并进一步促进这方面的外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汽车、电子、化工等，这些大行业能容纳大项目。”梁国勇说。
与此同时，美国则在不断收紧外资审查。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一部分的《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作为一份关于外资收购美国公司新规定的法案，FIRRMA称美国政府将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并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多的权力。
10月10日，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了执行FIRRMA法案的临时法规（InterimRegulationsforFIRRMAPilotProgram，下称“临时法规”）。该临时法规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法规，将于2018年11月10日生效，并将会在大约15个月之后被永久性措施取代。在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美国政策专家、前官员及跨境投资界人士看来，由于该临时法规比预想中更为严厉地“上紧发条”，所以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可以想象，跨境到美国对特定行业（或业务）的投资将会越来越麻烦。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资深贸易专家胡弗博（Gary Hufbauer）在今年1月末参加了关于FIRRMA的听证会。他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国应该吸引外资流入，同时加强对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及其它国家的投资。
中国加大力度“稳外资”
中国政府正多管齐下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外资，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10月9日，上海自贸区推出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该负面清单梳理了159项特别管理措施，涉及13个门类31个行业大类。根据规定，对列入负面清单的跨境服务贸易行为，由各部门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管理；在负面清单以外的贸易行为，则按照境外服务以服务提供者与境内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涉及金融行业的有31项，其中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等四方面。
10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调研走访。他强调，要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推进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京发展提供更好更优质服务。
汽车、电子消费和能源等领域的跨国公司大佬也纷纷开始表态。10月8日，苹果公司CEO库克到访上海，寻求在沪扩大合作，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了库克。在此期间，库克承诺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10月11日，宝马集团和华晨汽车集团联合宣布，前者对华晨宝马的投资将增加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39亿元），用于未来几年沈阳生产基地的改扩建项目。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CEO伍德伦也于近期到访中国，他称，埃克森美孚公司此次同中方商谈的100亿美元的独资石化项目将落户广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会议提出的“稳外贸、稳外资”要求，对下半年经济走势将产生显著作用。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
关于美国领导人称中国试图影响美国商界领袖的指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本月的例行发布会上对在场记者表示：“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始终是欢迎的，我相信他们自有评判。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领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但因为忌惮美国政府的打压，现在不敢发声。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不是采取了什么威胁的方式。”
此前，他曾表示，个别国家出台了法律法规或举措，加严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中国投资者的一些对外投资项目因此受到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关切。中方将密切跟踪态势的发展，评估相关国家举措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加严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的做法，容易引起全球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担忧，特别是对安全审查被滥用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2018~2019年增速维持在3.7%，比4月份发布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IMF在报告中强调，近期全球经济更为显著的下行风险与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分裂有关。IMF提出警告，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的影响正显现在宏观经济层面，而企业随之受到损害的实例不断增多；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面临压力，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美国限制投资法案将影响全球投资者信心
与中国相反的是，美国正在酝酿限制外国投资的法案。其最新出台的临时法规涵盖了8月FIRRMA中并未涉及的部分，这也使相当多的市场人士感到意外。第一财经记者发现，临时法规中涵盖的外国人包括所有的外国人，并不特指某个国家。
胡弗博并不惊讶，由于已经预期到政府将会公布比较严厉的法规。但是很多观察者曾经预期出台更为中性的法规，所以比较惊讶。尤其是在工业覆盖领域（所有“关键工业”），要求告知的宽泛程度，以及甚至很小利益范围也被覆盖到了。“我预计所有（国别的）投资者都会受到影响，作为预防措施，所有包含技术因素的并购都需要申请审查。”他说。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访问教授孙远钊就显得相当惊讶，他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相比于8月份的最初版本，该临时法规作为细则，授权CFIUS开始在FIRRMA法案下对原先不受审查的非控股性的外商投资（non-controllinginvestments）进行审查，同时在原先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对于适用的交易(pilotprogramcoveredtransactions)要求强制申报。受监管的交易范围扩大到涉及27个行业的关键技术（criticaltechnologies）的非控股性投资或合资交易。关键技术包括多种受出口管制的技术和新兴、奠基性技术（emergingandfoundationaltechnologies）。该临时法规将于2018年11月10日生效，不适用2018年11月10日之前完成的交易。
“该临时法规仅涉及关键技术，但还未涉及关键基础设施（criticalinfrastructure）或与美国公民个人信息有关的美国商业。”他说，“对赴美投资的外资来说，确实是有负面影响的。”
一位拥有25年美国市场投资并购领域相关经验的资深律师并不惊讶。他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美国经济状况目前不错，这个临时法规肯定会对美国吸引外资带来负面影响。“执行上会更严格一些，比如以前可过可不过的可能就过了，现在并不是这样了。”他说。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给第一财经记者发来的第三季度全球并购报告称，日本似乎正从邻居的麻烦中获益,整个第三季度的跨境交易金额高达1299亿美元-为十年来最高数额，比2017年全年金额(487亿美元)多了二点五倍多。但日本公司自身也未能免于海外投资限制规定，因为CFIUS的改革覆盖了所有对美国目标性关键和敏感企业的外国投资，同样欧洲日益收紧的外国投资制度也并非只针对中国。
而贝恩咨询在给第一财经记者报告发来的报告则显示，以GDP占比衡量，中国的海外并购支出仅为日本的一半。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并购美国企业的计划可能要搁置一段时间。比如:各行业的企业逐渐发现，有必要获取技术能力来满足日趋增长的数字化颠覆技术需求。很多企业转向美国之外的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寻求适合的技术能力收购目标，以此作为短期的应对方案。但是，企业在制定兼并购战略时需要保持长远目光。就长期来看，中国企业需要坚持到底，针对不同场景来做出必要调整，在可能出现贸易摩擦的时间段内制定不同的应急方案。
最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保森（AdamS.Posen）从2018年美国的投资数据得出“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正自食其果”的结论：无论是外国还是美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净投资增幅基本下降至0以下。长此以往，美国收入增长、工作机会都将受负面影响，并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
他分析称，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跌落至513亿美元。而在2016年同期，该数字为1465亿美元，2017年则为897亿美元。
“目前美国国会正通过削减企业税、实行免税代码来刺激美国增长。然而目前看来，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美国的外商投资。鉴于美国发起的投资审查，外商投资的减少似乎不足为奇。但美国本土企业的投资也在减少。这说明它们很有可能也在经历类似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