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戰勝了抑鬱症》作者格雷姆·考恩說：
從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是獲得康復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義早就丟了，
讓抑鬱帶著你把它找回吧。
抑鬱症的背後
是一個人所有的愛恨情仇
一、我想自救，不對嗎？
抑鬱的信號，幾乎人人都會經歷。一開始可能只是身體上的，比如，食慾降低，睡多久都感覺睡不醒，周身有種沉重感，彎腰駝背的窩著，是自己最喜歡的姿勢，怎麼辦呢？有人奉行“睡一覺什麼都好了”，有人奉行“溼氣重拔個罐”，有人奉行“運動解千愁”。
當你想做點什麼來改善這種沉悶低迷的狀態，無論有沒有心理上抑鬱的信號，實際上我們的心理層面都在幹一件事：與所謂“不好”的狀態做鬥爭，這種心態有時候會起反作用，反而讓我們在抑鬱情緒中越陷越深。
也許有人會說，我想通過積極來自救，來振奮，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前提是對自己問題和人的自愈過程的尊重。
抑鬱和躁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我們感到抑鬱，幾乎同時會升騰起一種願望：那就做點什麼來解決它。
有時候，動起來的願望如此強烈，促成了強迫式的行為。
表面上看，我們特別積極，實際上內心非常脆弱，對“不好”的狀態愈發敏感。一旦不好的狀態嶄露頭角，很容易有功虧一簣的感受。那麼，這樣的“振奮”，無法被理解為好的。
抑鬱是有動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導致抑鬱出現的原因，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筆。在無數次嘗試解決問題後失敗，抑鬱才會出現。這些嘗試可能是無意識的。
比如，我想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努力多年，卻還是得不到想要的社會地位，對社會標準的被動認可和無奈導致了抑鬱；
比如，我很想成為團隊中的意見領袖，但領導能力和表達能力是有欠缺的，再爭取發言，別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鬱了；
又比如，我其實很想讓父母看見真正的我，可是我憤怒的時候父母責怪我，我傾訴的時候父母卻總是在給建議，所以我抑鬱了。
所以，真正要鬥爭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狀態，而是去看看這個不好的狀態背後，是什麼動力在促成它顯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會和自己的防禦機制相遇，發現對生命裡的創傷性體驗，自己使用了忽視、壓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禦，好讓自己能繼續生活下去。
看見了，自愈就發生了。
二、香菸、酒精、藥物和性愛的誘惑：我是誰？
可是，讓我們逃離問題的方式太多了，抽菸喝酒非常直接，藥物是部分人的選擇，性愛更是用激烈和投入，把我們短暫的帶離抑鬱的體驗。再不濟，刷刷朋友圈和公眾號吧，一兩個小時很快過去，然後，就先睡了吧。
伴隨著抑鬱情緒的發展，持續兩到三週以上，我們與之鬥爭的動力也減弱了，開始產生無力感，這時候，心理上的體驗會更明顯。
情緒鬱鬱寡歡，很難高興起來。過去感興趣的事，現在興趣寥寥，無心繼續。
也就是說，在一開始，與抑鬱情緒作鬥爭或許還管用的方法，到現在根本連去做的心都沒有。
我們或許還是能哈哈大笑，但內心深處失去了生活的活力。
最核心的體驗，實際上，是一種體驗不到自我存在的狀態。從嬰兒時期開始，通過關係中不斷得到的反饋，我們逐漸形成了這個稱為“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失去了去愛，去工作，去社交的動力，失去了與這些關係的連接，失去了這些關係中的反饋。
那麼，我是誰？
在如此迷茫的時期，我並不反對抽菸喝酒或者性愛，但無論選擇哪種方式，至少讓自己保持兩個覺察。
第一，這是我的選擇，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實際上，每個人都很難做到完全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這是一種意識，同時也是一種解放，讓我們免於鑽進完美主義的牛角尖。因為哪怕有更好的方法，但我目前只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如此選擇。既然選擇了，那麼就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第二，當我做這些事時，我很明確自己在做什麼。
三、“世上本沒有抑鬱症”
從輕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給自己挖個坑跳進去？
在網絡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標準的抑鬱量表，給自己做個自評，然後對號入座到某個程度的抑鬱中。
輕度：心境低落，興趣和愉快感喪失，容易疲勞，多思多慮，自卑消極，無緣無故出現多種軀體不適。
中度：腦功能阻滯和精神運動性阻滯，患者感到自己大腦思維功能、行動功能和社會功能下降，不敢見人，人際交往發生障礙。
重度：情緒極為抑鬱，已無法感知喜怒哀樂，思維動作嚴重遲緩，語速慢，語音低，語量少，應答遲鈍，嚴重者可呈木僵狀態。一天之內，經常不言不語，不動不吃。
且不論自測是否可靠，其實拿到這樣一個描述，大部分人還是無措的。
確定自己是什麼程度的抑鬱，是為了接下來制定更好的治療計劃，無論是服藥治療，還是藥物和心理諮詢配合的治療，都需要醫生和治療師的專業指導。所以，自我診斷的坑，跳了也意義不大，更會有把自己的情況固化到抑鬱症裡的風險。
曾奇峰老師寫過一篇文章《世上本沒有抑鬱症》，文章中他說：
抑鬱症這個診斷對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兩方面的影響。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確定性……壞的方面是，一頂疾病的帽子從此戴在頭上……
在被診斷為抑鬱症之後，所有跟這個診斷相反的自我呈現，都需要無意甚至某種程度的有意壓抑，從而導致抑鬱狀態的遷延難愈。這就是所謂醫源性疾病了。
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抑鬱症這個名稱，而是其後面的人，以及這個人全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與愛恨情仇。跟這些相比，“抑鬱症”三個字太窄了，也太淺了。
我需要接受藥物治療嗎？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哪個管用？藥物治療會不會有副作用？心理治療又要多長時間才能治好？
四、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抑鬱症最讓人恐懼的是自殺風險，以及當一個人出現自殺念頭時，哪怕是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麼辦。但並不是所有的抑鬱程度，自殺風險都同樣高。
從輕度到重度，自殺風險呈倒U型，中度抑鬱的自殺風險最高。
張進在《渡過》中講到，抑鬱症患者自殺，往往會發生在從輕度向中度惡化，以及從重度向中度好轉的階段。重度患者往往大腦一片空白、體力不支，不具備自殺能力；然而，藥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腦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動力），可是情緒的好轉要落後一週（自殺意念還在），而自殺往往在這一階段發生。
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療，情況有所好轉後，卻選擇了自殺，讓人錯愕。
但抑鬱的體驗來襲時，我們經常表現得像一個頑固的孩子，別人說什麼都聽不進去，建議聽起來就像最沒有興趣、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如果有人來勸說，“你一定要堅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不要抑鬱了，開心點”，那心門可能嘭的一聲關閉，再也不對那個人打開。
如果連抑鬱都很難與人交流，那麼自殺的念頭呢？
自殺的念頭出現時，最好的方式是開放地討論它。自殺的念頭通常會讓人覺得很恐懼，我們的文化也有迴避談論死的傾向，對死亡的恐懼不僅是本能，也是社會文化給我們的深刻信念。
其實，只要有怕，真正去實施自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而念頭的本質是，如果你不被它控制，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升起又消逝，如浪潮起伏的過程。所以，深信這個念頭的真實性，會讓我們越陷越深，被自殺的念頭控制；
而相反的，用同樣強烈的壓抑讓念頭消失或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念頭雖然暫時潛伏下來，卻會不斷閃現。我們還是沒有掌握與之相處的方法。
再者，如果能和對死亡持開放心態的人談論自殺，那就更有效了。在我們談及自殺的細節時，那股執行自殺的力量，也漸漸被髮洩。自殺變成了一個可包容的念頭，而不是控制我們的念頭。
不過，生活裡遇到這樣的人幾率並不高，特別是親近的人，他們的擔憂很可能大過對你的包容，容易否認你的自殺念頭。這時候，其實我們特別需要一位心理諮詢師。
還是很認同曾奇峰老師的那句話：
不要盯住“抑鬱症”三個字，與之相比，我們的生命豐富多了。
喬任梁在自殺的前幾天，曾經跟任泉說，我要吃一把藥才能睡著，我是不是抑鬱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既忍受著抑鬱情緒的折磨，又承受尋找答案的焦慮。
我總是想，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鬱症，生活會有很大的變化嗎？答案是，並不會。
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生活，才出現了抑鬱的狀態，那麼，心理健康的生活原則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去愛，去工作，去社交。
《我戰勝了抑鬱症》的作者格雷姆·考恩說，“從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是獲得康復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義早就丟了，讓抑鬱帶著你把它找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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