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死后，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1936年，鲁迅逝世，周作人将此噩耗告知鲁太夫人，太夫人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而周作人说出的却是：“我苦哉，我苦哉。”
这一句话是颇有内涵的，鲁迅在的时候，母亲自由鲁迅支撑，当鲁迅死掉，周作人说苦哉苦哉，太夫人曾气愤地对俞藻说：“难道他说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我们知道，当日本人来的时候，周作人以“家累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留平。寡嫂者，鲁迅先生原配朱安之谓也。
鲁迅母亲鲁瑞（前排中）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为周作人，左为周建人，中为鲁迅（周树人），前排右为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左为周建人妻羽太芳子。
其实自鲁迅逝世至1937年底，周作人“老母寡嫂”的生活费用均由许广平承担。从1938年1月开始，周作人才开始承担老母的生活费用，每月五十元，后来币制变动，物价飞涨，而这周作人给五十却一直未涨。“珍珠港事件”后汇款中断，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津贴因而终止。这期间，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之困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朱安夫人曾动起卖掉鲁迅在北平的藏书来补贴生活。其时，周作人大宴宾客，出入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事堪记，1943年5月，鲁老太太逝世，周作人“大办母亲之丧，共用去一万四千余元”
周作人给人们的印记，一向是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有点像陶潜，而鲁迅把他常比做猫头鹰，这大抵是准确的，喜欢在夜里工作，在夜里发出恶声，这有点如嵇康。两人呢虽是兄弟，却一峻拔一消散。这兄弟两个真是对称的可以。人们说有善必有恶，有抗争也必然有附逆，有决死，也就有苟活，有穿燕尾服的，也有穿粗布衫的。
周作人自谓“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早年与鲁迅并肩的周作人不见了，开始颓唐，窗外的时事不再引动他的心魄，喝茶饮酒玩骨董，在他五十岁的打油诗里，我们好像看到的是一大彻大悟的化外高人。
二
1937年7月，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以前每遇时局动荡，一遇风吹草动，羽太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还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把她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北平八道湾周宅来了。鲁迅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了一句：“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忠奸黑白在周作人这里好像是无所谓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抛掷，只是为了文字的风雅，自己生活的优雅，一切民族伦理都可以是脑后的东西，
鲁迅一个“昏”字是很好的周作人人生的注脚。周作人的昏，表现在不论是非，早在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 ，在南宋和金朝的战争问题上否定岳飞主战为忠，同时也否定秦桧主和为奸，公然为秦桧的投敌卖国翻案。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他又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不是他的大罪”。甚至还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他在《苦茶随笔》中还对文天祥的殉国进行了嘲讽：
“文天祥等人惟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
忠奸黑白在周作人这里好像是无所谓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抛掷，只是为了文字的风雅，自己生活的优雅，一切民族伦理都可以是脑后的东西，艺术好像与政治无关，真的吗？记得林贤治在写斯蒂芬-茨威格与里查德－斯特劳斯说：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
三
周作人抗战一开始，就显得好像战争与他无关，他不像北平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急急南下避难，而是定力超人，一如既往地坐在苦雨斋，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两三人共饮，把”七七事变“当成人间尘梦。
卢沟桥事变战火初起时，朋友们苦劝周作人随众教授南下，他以家中老小众多，登程不便为由，滞于北平。当社会的逼迫实在不能再置之不理时，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话说得硬气，好像隐士成了在北海牧羊的羊倌了，恐怕那吃雪喝草根的苦，知堂先生是消受不了的，但他却偏以“苦”自命。先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该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斋”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
1938年4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2月9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1938年2月，周作人赴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1939年元旦上午9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反而毫发无伤。
周作人一直以为这是日本人的所为，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元旦的刺客”，这本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看不惯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但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形象。
周作人走到此处，是他的心理轨迹的正常运转，人格的委顿、道德的弱化一步步把他载到了如此的境地，屈从于求生，是他尴尬的开始，他本来还羞羞答答的面纱就彻底扯去，半条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拥抱下水了，就此开始出任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
四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并在报纸发表声明： 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划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押赴法庭受审
五
1966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谶语：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但是长寿非可幸求，希望心脏麻痹又与求仙之难无异，大多数人的运命还只是轮到病故，揆诸吾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三一八”惨案，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曾给遇难的学生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如果说周作人的附逆是生命已经交给了魔鬼一次，算死了一次，那后来的生命也不是在仙界的逍遥吧，写到此处，我觉得我太饶舌了，也学习一下知堂抄书的笔法，抄他的《死之默想》的开头，四世纪时希腊厌世诗人巴拉达思作有一首小诗道，
(Polla laleis, anthrope-Palladas)
“你太饶舌了，人呵，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叶文龙摘自 耿立 著《赳赳民国》（金城出版社）之《前世出家今在家 》一文，摘选时有删节，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