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铭文 不但证明了武王伐纣是在甲子日，而且告诉了我们伐纣在辛未年！
如果说《回天》胡造“岁鼎”；信口雌黄地硬将十二次中的“大火”，考证为天蝎座α星；将“天驷”考证为天蝎座π星；将“析木之津”证为“银河”；将年岁之岁，理解为“岁星”；将丙子“人无食”变“月有食”；伪作“丙子望月”是错误的话，
那么他将利簋铭文中的岁和鼎，任意组合为天文学中新名词“岁鼎”，并能以此考证出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4：55分，更属荒谬之极。而且是误导了夏商周三代工程。
“只有第六组：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或4日及附近日子）武王出师，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克商，---此日‘岁鼎’时间为4：55，紧扣利簋铭文‘甲子朝岁鼎’的记载，成为唯一可取的日期。”《回天》
武王伐纣年代之谜尚未解决，又何以能精确到时分呢？又有何必要！这样的精确度，也只有在火箭升空、卫星上天才用得着。再说，古今中外哪一次大小战争是以时分为记的？戎开牧野在早上，纣死商亡在晚夕，这已经是夠精确了！
当今惟一能证明武王伐纣年日的物证；周代青铜器利簋，其上铭文言：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其大意是：（武王征商）的战斗，是开始于（甲子日的早上）朝。在这一年（岁）战胜了（昏）庸无道的纣王，得到了（克）商（有商）的政权（鼎），早先多年报仇血恨的（夙）愿终于得成。这年为（辛末）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
岁为何意，岁为年份，《大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只因韦昭错注，妄增一“星”字而，而成“武王伐纣，岁(星)在鹑火”，误将时辰当星辰，还诱使后人紧追木星而不放！
稍微懂得古文语法的人，就应一看就明白，铭文中的“辛未”应是年干支，而非日干支！
不信请看国学大师王国唯先辈是怎样说的：
“古人文法多倒装，故先日次月又次年。此种书法乃为殷周记事之体。”
史曰：文王受命，以及武王伐纣，岁皆在鹑火之次，而文王受命于己未，而经我用十二次野法推算之后，武王伐纣又为辛未年，也就是公元前1010年！
《利簋》铭文断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易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樽彝。
注释：1.武王，西伯发，天子曰征，诸侯曰伐。此为武王崩后之追纪，故用征，用武王名之。2.商，殷商政权，3.
鼎为何物？鼎乃古时帝王政权的象征。以鼎象国，以碗示家，国富民不穷，民富君不贫。鼎作权像，始起伏羲，伏羲陶鼎。一言九鼎，言而有信！
鼎为权征，天子九鼎；夏失九鼎，鼎迁于商，商失九鼎，权为周有，周失九鼎，周为初亡！
鼎有多种，克鼎、谏鼎，颂鼎；武王克鼎，宣王谏鼎；谏鼎申戒，克鼎纪功，宣王功烈，“颂鼎”宣王！
历史根本不会存在短命“岁鼎”，因为这样的鼎交上去是要杀头的！
铭文中的“岁”乃为年岁的岁，至今仍在用。尧舜用载，夏人用岁，商人用祀，周人用王年，此处“岁”并不是指岁星，五行星中的木星！并非周人用年不用岁！岁在鹑火，便是用岁！
《利簋》铭文主题为武王伐纣,而非一般铸鼎。对于如此具有重要意义改朝换代的战争,只记其日,而无其年，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
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立，10月1日重要，1049年更重要，故铭文中“辛未”为年干支应无疑！
铭文之“岁”既为年份，则必加注明是何年份，因此通过对“辛未”的推算，便能知伐纣年；
中国共产党纪念日七月一日重要，新中国成立之日10月1日节庆日重要，然1921年，1949年，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更重要，故而常有十年一小庆，六十年一大庆！
同样周之“利簋”，不可能只有甲子日，而无辛未年！重大事件，重大纪念日，有日无年，不合情理！
还有人认为“利”为人名，此簋是克商后周王给利青铜作为奖利，持此论者，可知克商以后,天下未宁，百废待兴,有许多重大政务需要早日落实 ,怎么会在克商七天便赐金铸鼎,是否心太急，不合事理！
古代中国讲求整体. 事分主次,此处当以年为主。铭文若只记“日”,而不言“年”,悖于常理;
古代历史都是以年为基本单位的,而此簋有二处“日”而无一处“年”,有违常识！
更何况刻写铭文惜字如金,有必要用二“日”,而弃一“年”于不顾吗？
《回天》一书将铭文中“岁”与“鼎”任意组合为天文上新名词“岁鼎”，如若古时真有“岁鼎”之辞，此辞何吉？“短命政权”何人敢受？谁敢送之于王？送之于王必定脑袋搬家，人头落地身首异处。《回天》创新，不该如此！
《通鉴前编. 卷六》“王季（历）因困而死，文王苦之，难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文王受命于己未”，受命八年崩，四年后有甲子之事，受命十二年后即是辛未，便是公元前1010年，己未、辛末皆是在“岁在鹑火”之次。
武王伐纣时的利簋铭文，也是甲子日为重，是为大甲，故置于前，辛未年轻，置其后。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古人常用天干地支的日干支来进行卜卦，推其吉凶。故古文中有：某某日吉或凶之辞。
人们常谓节日，而从没有听说有“节年”的，实在是节日对人们太重要了，现在小朋友对春节望眼欲穿，因为大人有红包发，我小时也爱过年，因为有新衣穿！
周人也爱节日，时终难忘武王克商是在甲子日，尤如我们难忘十月一日是国庆节，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
《帝王世纪
成汤因为其生日天干为乙，所以又称为帝乙。查看《商代帝王纪年表》，見商代所有帝王名号，无一例外的都有日之天干，这也是商朝文化的一大特点。说明商周时期，人们对生日和时的干支的重视，胜于年和月的干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子之日，母之受难之时，所以人们难忘生日！
当今还有一种谬论认为：“用干支纪年是从汉代开始”，非也！
“天皇作干支，伏羲作甲历”，干支用处大，既可用于日，当然也可用于年月，甚至时！“六十干支”至少在商已通用，所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了“六十十支表”，商代甲骨文中的甲是“十”字，但非唯一，我还见过这样“㐃”甲字干支表！
生辰八字，古名四柱，也非今日有古时无，春秋时孔子之生辰八字自古传至今！
“成汤伐桀，岁在壬戍”用的就是年干支。文王受命，岁在鹑火，《南齐书》将“岁在鹑火”，换算成了“文王受命，岁在己未”；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也可换成：“岁在辛未”！
在周穆王时的青铜器铭文中，有了“辰在丁卯”，也就是“岁在丁卯”，此中之“辰”，而是指星辰，而是指时辰，非是指水星，也非指木星，而而指时间，指年岁！
商周时代是最迷信五行学说，八卦易理时代。人人信神，事事占卜；不管大政小事，都要选好黄道吉日。这点既可以从大量殷商甲骨文中看出，也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武王伐纣，鱼辛强谏，认为卜卦不利。武王不听，方能大捷，成王业于一统。因为当时特别重视黄道吉日，因此他们重视日干支程度胜过年月干支。这也是商周文化的一大特点。
当有人指出《回天》所言武王伐纣年代结论，与铭文相矛盾时。江晓原教授辯解道：“考古学通常坚信，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绝对可靠，传世史籍中对天象记载则是可以怀疑的；而天文学家却很自然地认为，古籍中的天象记载只要经得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验算就可以信赖，而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完全有可能当时就写错了。”《青年报》2000年11月19日。
“写错了”说得好轻松，自己无知，还怪罪于古人，顺便还不忘给考古学家们一记耳光，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实属无理之极。
《利簋》铭文，其权威精确性远远胜过“碳十四” 法，树轮修正法，铀系法、鉀氢法，如果对如此明确的西周文物古信息都不相信，那么还有什么信息证据可以值得信赖呢？
《利簋》是武王在阑启奖给伐纣有功之臣的奖品。周鼎著象，利簋享禄。施右将军有此利簋，便可长享其禄，怎可有假？如此重要的纪念品怎容出错？难道不怕杀头坐牢，或贬为庶民？
如果说“利簋铭文”可指证“工程”为错判的话，那么董作宾前辈的《殷历谱》中纣王51个甲骨文纪年，十年甲骨文日记，更是对“工程”打脸，因为现今“工程”定“纣王在位三十年”，既不于古文献相符，更不与《殷历谱》中纣王51个甲骨文纪年相合，因此它必然是一失败的工程！
《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尚书. 大传》曰：“夏以十三月为正…，簋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
由此可知今古时殷、簋同音，今人误读！不应读鬼或毁音。周人将其作克商纪念品分发奖赏有功之臣，其义非凡，深矣！
今人对于利簋之命名，似也有误，按理此物应归类为：克鼎，是纪念克商之纪念品！
《大传》曰：“禹镂九鼎，汤刻簋盘，纪功申戒，贻则后人！”
“夏商周三代工程”，本是一件对中华历史传承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伟大历史工程，可是在这些不求甚解的一些大老爷们的误导下而大失其真，实在令人痛惜与遗憾！
也害得老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骗人”！
更可悲的是他们又将他们的错误结论，自欺欺人地塞进百集视频《中国通史》中，怎么办？毁了重来？还是让它继续骗人！
也许还会有人以“学术”作辨解，即便是学术，也不能造假！他们或是以“阶段性成果”打掩护，老严要问，当把错误的成果结论编入《中国通史》，塞进中学历史教科书，又不断出现各种历史著作时，这还仅是学术讨论吗？
自“工程”立项开始至今都二十年了，还是“阶段性”成果？人生苦短，我们还需要几个二十年？工程简本虽出，然工程“繁本”我们还要望到何年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