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广网4月12日发表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许川的评论文章指出，随着年底选举的临近，台湾岛内各种“统独牌”、“阴谋论”又开始层出不穷。众所周知，民进党惯用的选举伎俩依旧是抱守“台独”迷思，将选举包装成是“统独”或“主权”的对决，通过虚构和夸张等手段，使其追随者及其大众产生对“他类”的抗拒乃至仇恨，从而谋求政治利益。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仅要剖析“台独”的仇恨及其暴力的发端及其不散原因，还要批判隐匿在大众背后操弄这种意识形态的“藏镜人”，即所谓的“台独”理论师，以及受其掣肘的“独派”政治精英。
追溯“台独”的起源，“二二八事件”扮演着关键角色，形形色色的“台独”势力都将其视为取之不竭的政治资源，因为它对台湾民众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然而，这里的逻辑误区是，台湾民众本来反对的是专制独裁统治，按理说只是抗拒代行政府权力的个体的行为，可“台独”势力却将这种对个体或小部分人的正当抗拒上升到对群体的非理性排斥，以个体取代整体，进而以个体的言行丑化整体的客观面向。当这种个体对个体的仇恨，由政治场域蔓延至社会领域时，类群概念就渐次浮现，即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蓝绿阵营或派别，“我们”与“他们”的区隔也就俨然成形。
德国著名评论家艾姆克认为“仇恨是集体性的，它需要意识形态。仇恨需要预先制定模子，这样它可以在其中注满。那些用以辱骂的词语，那些固定联想及臆想的不同画面，以及思维定式，都需要事先设定。”将个体作为群体的替身，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对个体加诸集体性的身份或标签，会使得其他个体随之受到无形地伤害，甚或遭受他人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对群体本身的损伤，致使以后出现的其他类似物象都会与之联想在一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惯性或定式思维。
由上可知，“台独”势力所仇恨的原初对象是对其施加独裁统治的人，而非这个个体背后的群体，更非与这个群体有所关联的他者。但是，为什么“台独”的仇恨及其暴力会在台湾岛内甚至在两岸之间阴魂不散？
其一，仇恨的原因与仇恨的对象并不必然要求一致。仇恨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它是人为建构和培育的产物。意识形态中的仇恨，它既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还原，而只需要追随者牢记和流传。正是如此，极端“台独”势力才会将贬责和谩骂“他们”视为常情，是合法的行为。在这种已然形塑完成的集体观念里，只要是属于仇恨对象中的个体，他们都会在不问是非的情况下，对之作出言语和行为上的攻讦。例如：一些“台独”民众对外省人乃至大陆人无端发泄内心政治世界的不满的事例屡屡发生。但是，在这些仇恨和被仇恨者之间，他们其实并没有直接的深仇大恨。也就是说，行为和动机是错位的，何以至此的解释，就是：对“他群”的印记一旦生成，便会将各种不好的、不满的、不利的标签张贴在所憎恨的“他群”身上，从而强化对“他群”及其个体的仇恨，即使这个个体理应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更何况，它需要不停地寻找适宜对象，才能保持对“另类”的仇恨无限延伸。
其二，仇恨建立在一种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之上。“仇恨者的内心一定是确信无疑的。不然，他们不会那样说话，那样伤人，那样残杀。不然，他们不会那样贬损、羞辱、攻击他人。他们的内心一定很确信，不存在任何疑问。”为了建构这种“深信不疑”，“台独”势力必须对“他类”的各种正向的与积极的人和事一概视而不见，做到视而不见就不会心生对自己及其意识形态的质疑，因为质疑自己等同于要解构“台独”论述。所以，我们看到，“台独”势力都很狂躁和偏执，从不倾听他人的解释，一味崇拜自己，并把自己封锁在黑暗的牢笼中。对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全然抹黑，甚至还闭门自守无视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反而通过各种人际网络和社交媒体，控制和操纵着“台独”追随者对大陆的偏狭和错误的认知。对意识形态的深信不疑，对客观事实的视而不见，无疑都会加重仇恨的程度，也会加大化解仇恨的难度。
其三，代际相传的社会行为势必会让仇恨遗存下去。必须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爱、希望和担忧都是值得歌颂的。对于上述一些错误的类属必须予以揭穿。“台独”迷思及其活动是基于对某种错误的爱（即“独立”）的追求，对某种错误的希望（即“自决”）的执信，以及对某种错误的担忧（即对统一的担忧）的想象。究其根由，对仇恨的坚持，其实就是对“他类”的拒绝，而且这种“拒绝”需要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才会显得强劲有力，也才能使之合理。为了让“台独”迷思及其活动不会停顿，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教育自己的同类，让其自幼认知到是“另类使自身群体感到威胁与压力，这些另类因而也被想象成所谓危险的势力。”仇恨便变成了与生俱来的标识。自然地，那种对“他类”的呵斥、非难和伤害就变得如此地习以为常和情有可原。
其四，社会大众的不干预塑造了仇恨得以增殖的环境。仇恨之所以能够存续和繁衍，除了自身的近亲灌输之外，社会大众也在有形无形地鼓励着这种仇恨甚或暴力。“所有不对仇恨进行干预的人——他们本人没有仇恨，却对他人的仇恨给予宽容和理解——他们会让仇恨成为可能，并使其得到发展。”在台湾，中间选民就属于这类群体，他们对“台独”势力的仇恨及其暴力保持沉默，虽然他们或许并不希望社会被切割成仇恨与被仇恨的两派，但是他们的沉默，会被“台独”势力当成是对其变相的纵容和放任。因为“台独”势力没有听到盖过自己的反对声音，也没有看到大过自己的反对力量，他们就会增强对仇恨的坚持。就像他们一次次发动学运，一次次进行族群欺凌，社会大众都是那么的无动于衷。机构性的偏袒也是暗中支持“台独”的仇恨的动力。譬如对“太阳花学运”的组织者撤销诉讼，对破坏历史文物的极端“台独”者不绳之以法，都会让“台独”势力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理所当然。
不难看出，“台独”的仇恨及其暴力实际上既是没有具体原由的，也是没有具化对象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们找不到与仇恨对象的共时性理由，故而只能借助于所谓的“记忆”和“想象”，并把对立者做窄化和模糊处理。窄化的目的是将对群体的偏见投射到具体个人身上，模糊的意图是不容置疑这种仇恨的群体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罪大恶极。因此，要破解“台独”的仇恨及其暴力，不是要将其当成“客观”事物进行接受，这样正中了“台独”势力的下怀，而是要对“台独”仇恨进行精细的解剖，指出其中的虚假和空洞，同时社会大众也必须参与进来，对这种霸道政治话语的压制进行反抗和干预，唯此才能重塑有利于两岸统一的社会环境。（本文作者系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