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當代中國學術、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基於五千年中國文明史和中國共產黨自身奮鬥歷程的總結,又是中華文化愈來愈成熟的明確標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的血脈,也必然成為“文化自信”理論的重要源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群體中也不乏對“文化自信”進行探討之人。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對於民族文化的理論探討就屬於此例。我們不否認,王船山對於文化自信的認識是有侷限性的。其侷限性表現在低層次的危機,低層次的兼收幷蓄,未能完全突破華夏文化優越感的束縛,但對於當代中華文化的復興仍有其啟示意義。
啟示之一: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的解決首先就要樹立自強自信的精神。1644年明亡,1650年王夫之從王嶺外效忠於南明桂王,1652年王夫之離開南明返衡陽奔母喪,隨後在湘南各地流亡。1655年在湖南常寧完成了他的政治著作《黃書》。他在書中說:“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類而無憂矣。”(王夫之《黃書·宰制》)在此,王船山指出中國有足夠的財富,有足夠的軍力,有足夠的智力,中國足夠強大,完全可以維護自己的民族、保衛自己的國家。這就是自信。這種自信就是源於對自己文化的信仰。他在《黃書·後序》中說:“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我們是繼承黃帝以來的事業,我們有著非常強大的文化傳統,完全可以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在民族鬥爭處於低潮、民族前途灰暗不明之時,許多人失去了鬥爭的信心,王船山的這種自信、自強的思想,無疑是黑夜中的一盞明燈。
啟示之三:要想文化自強自信就必須兼收幷蓄。王船山雖然批判佛道老莊申韓,但並不是一味地排斥除儒家之外的思想流派,而是大量吸收各種思想養分。於佛教,對於其世界觀是不遺餘力地予以批判,但卻吸收佛教的方法論。對於老子、莊子,王船山也進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撰寫了《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其目的是:“蓋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復也。”(《老子衍·自序》)王船山還吸收了西洋文化。他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若邵康節、蔡西山則立一理以窮物,非格物也。按近傳泰西物理、化學,正是此理。”(王夫之《搔首問》)將泰西的物理、化學當作即物窮理的重要學問,這就初步將理學與西學進行比較,肯定了西學在即物窮理方面的作用。因此,王船山研經史、析佛道、並融理學和心學甚至西洋之學自成一文化大格局,為後代文化創新做了很好的示範。
王船山關於文化自信的認識肯定是達不到當代文化自信理論的水平,但是,王船山對於文化自信的探索畢竟為後來的愛國救亡人士所肯定,其重要內容被吸收。船山思想影響了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錢穆、熊十力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促使他們為中華文化復興而努力奮鬥,也成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自信理論形成的重要淵源之一。
(作者:朱迪光,系衡陽師範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