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为官者的楷模？
对于安徽无为县的百姓来说，吕惠生就是最好的为官者楷模。
或许，也是天下所有为官者的楷模。
廉洁、爱民是他的代名词，顽强、不怕死是他的精神。
今日，就让我们走近吕惠生，看一看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采！
吕惠生
报国无门，投身革命
吕惠生本不是为官之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农业，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家境贫困的他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原本他打算要在农业方面大施拳脚，可那个时候，国家每天都有打不完的仗，况且还有外敌侵略，民不聊生，找到工作都是奢望。
吕惠生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农业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可他爱国之心强烈，不愿碌碌无为。
那年正是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吕惠生仔细聆听孙中山革命理论，在此理论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回到家乡无为县后，新旧两派势力正斗得厉害，他和进步人士胡竺冰成立了县党部，北伐经过无为时，他和胡竺冰联系群众，与旧势力做斗争。
胡竺冰
后来，他被推为无为中学的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和财务科长贪污罪行被揭露后他还带领师生上街请愿，要求对贪污者严惩，革命情绪高涨。
慢慢的，他的仇人越来越多，各种反动势力对他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散布谣言，肆意污蔑，煽动群众抵制吕惠生，迫不得已，吕惠生只得去外地流亡，辗转安徽各地任教。
一身正气，“洗心”贪腐
1935年，34岁的吕惠生旧病复发，再次回到了家乡，这次他被聘为县政府建设科长。
建设科长这个职位那是绝对的肥缺，人人向往，不管是在民国还是哪个时期，没人不想从中大捞一笔。
可到了吕惠生这儿，所有的“捞一笔”都变成了“不关我事”，不管这个职位有多少油水，吕惠生权当看不见，他当官是为了为国为民。
当时，经县府公议，要在无为县城东门外的公地上建一座仓库，而这块公地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地豪绅宋、杨两家非法霸占，并且建有私人住宅。
宋、杨两人得知此事后，提溜着200银元，悄悄地找到了吕惠生，妄图以重金买通吕惠生，以取消县府决定。
他们原以为吕惠生不会跟钱过不去，毕竟200块银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可他们错了。
吕惠生得知此事后，不为所动，当即找到宋、杨两人，当面指责说：“贪污是丧心病狂的人所干的，贿赂则是社会上的一种恶习，是陷人于不义的行为。我虽然是寒士，绝不愿不顾群众的利益，得你们的黑礼，请你们收回去！”
吕惠生手记
宋、杨两人怕担贿赂之名，对送钱一事矢口否认，不肯收回大洋。
吕惠生看着这200块银元更加气愤了，他决定就用这笔行贿的钱来做一件震慑贪腐的事。
不久之后，在无城内西南隅的芝山南麓绣溪公园双溪间的长堤上，一座木结构的六角双层“洗心亭”建成。
宋、杨二人得知“洗心亭”是用他俩二百块大洋建成的，气急败坏却又不好发作，就到处散布，“洗心亭”暗指县政府腐败。
吕惠生由此遭到很多腐败官员嫉恨，以致“洗心亭”匾额迟迟没有挂出。吕惠生心中愤懑之情难以自抑，遂作诗一首：
孳孳货利已根深，
哪得人人肯洗心。
只有铲除私有制，
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做的这件事对于现在的为官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要知道，他所在的职位想受贿简直太容易了，但他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操守，没有做一个办公室里的“收银员”。
据说无为县的‘洗心亭’被拆了，这是滁州的洗心亭
由国转共，倾心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非，民不堪命。1936年，早已对国民党绝望的吕惠生愤然退出国民党。
“七·七"事变后，吕惠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民众动员委员会。
1937年11月，共产党员张恺帆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无为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吕惠生闻讯登门拜访，两人谈得十分融洽。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
张恺帆
1938年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来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曾专门拜访吕惠生，与之共商抗日大计，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时期，武器与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新四军制造摩擦事件时，他常以地方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谈判，坚决维护进步和团结，反对倒退和分裂。
在国民党第一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被列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黑名单。
1940年2月上旬，当无为县当局准备逮捕他时，他得知消息后，带着妻子和4个儿女连夜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从此，吕惠生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张云逸
冒死修堤，惠及万民
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草鞋下乡，深入农村宣传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他的家乡无为县，只要听说是“吕三爷"(吕惠生在弟兄中排行第三，这是当地俗称)来了，人们无不奔走相告，扶老携幼而来。
他通俗生动、亲切实在的宣讲使父老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他真诚地关心着农民群众的疾苦，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吕惠生很重视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以身说法地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
他的积极工作，使抗日民主政府团结了一大批统战对象，充分发挥了皖中参议会的作用，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长江大堤退建工程，就是在吕惠生领导下兴建的。
吕惠生画像
黄丝滩江堤位于无为东乡的长江北岸，素有“一线单堤，七邑生命”之称。
由于历代统治者只知剥削，不关心百姓死活，所以黄丝滩江堤从未认真整修过，多次决口给人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民国初年和1931年，黄丝滩大堤先后两次出现险情，无为、含山、巢县、庐江、舒城和合肥等县洼地尽成泽国，人民惨遭浪劫。
为了根除这一水患，受皖中根据地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
修建过程中，他亲临现场，把好每一关，保证质量，和民工们一起铲土、挑土、打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始终亲力亲为。
吕惠生挑土画像
为了修建黄丝滩江堤，吕惠生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时不时的就有日伪军前来捣乱，搞破坏，后来，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新四军也加入了进来，甚至动用了武装。
从1944年2月动工，只经过三个月新堤便建成了——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4.4万方，最终修成长达15华里、高1丈9尺、顶宽2丈4尺、底宽12丈的新江防大堤。
《解放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黄丝滩工程，不仅在皖中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
这项大工程，保证了2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300多万亩良田免遭水灾。
吕惠生的功劳是巨大的，为了表彰吕惠生为兴建大堤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皖中区党和人民将新堤命名为“惠生堤”，给吕惠生以极为崇高的荣誉。
因为吕惠生的努力，抗战期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当时新四军部队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七师小弟弟，
吃穿无忧虑，
钱多粮又足，
兵民抗战乐悠悠！
看到吕惠生为黄丝滩江堤所做的贡献，不知道那些擅长搞“豆腐渣”工程的官员们会作何感想。
英勇就义，“决不做洪承畴”
抗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就蠢蠢欲动了，大举进犯解放区的意图已初见端倪。为了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决定撤出皖江等8个解放区。
1945年9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
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带着家属和警卫员等10余人，从无为河沟姚王庙渡口坐船由水路驶往江苏六合。
船行至和县西梁山江面，被汪伪无为县长胡振纲拦截。中共地下党和北撤中的新四军第七师得悉吕惠生被捕后，竭力设法营救，但均未成功。
在关押过程中，胡振纲几次三番对吕惠生进行诱降，结果遭到严辞拒绝。吕对充当说客的同乡说：“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虽陷于不幸，但决不做洪承畴！”
为使吕惠生变节，敌人采取多种手段利诱，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软的不行，敌人又严刑拷打，但吕惠生始终毫无惧色、宁死不屈。连续几天，敌人心劳力拙，无计可施了，就停止了审讯。
吕惠生清楚，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狱中写下一首《狱中诗》：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吕惠生落入国民党手中画像
这首诗，掷地有声！
这是吕惠生发自肺腑的呐喊，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竟连死都不怕，这是他身为共产党人的气魄，身为中国人的风骨！
愿天下为官者，都如吕惠生一般，为国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