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倫》撰稿人戴夫 · 莫里斯( Dave Morris)
羅伯特•席勒的職業生涯是建立在他對別人所講故事的洞察之上的，而現在他正在講述自己的故事。
“2000年至2002年市場調整的經歷，是一件改變我人生的事情”，席勒說，“我依稀感覺調整就要來了，最終市場確認了這一點，這給了我信心。”
席勒，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家，人們口中的“末日博士”(Dr Doom)（此前這個綽號被用在更加悲觀的魯裡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身上），雖然說話輕聲細語，但是他的預測曾經兩次震撼全球金融市場: 第一次是他聲稱網絡泡沫即將破裂(dot-com bust) ，2000年至2004年間納斯達克(Nasdaq)應聲下跌了78%的時候; 第二次則是他預測美國房地產市場崩盤將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席勒成功預測的這兩次危機都讓全球各地的資產負債表被抹去了數十億美元。
你可能期待他會更加神氣活現一點，但是當席勒坐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個酒店大堂裡，遙望著陷入英國脫歐爭吵的議會時，他沒有一絲那種像推銷員和股評人一樣在財經新聞裡吵吵嚷嚷著要引起人們注意的勁頭，更不用說就在幾百碼之外的政客們，他們兜售著如何讓這個國家擺脫困境方案的作派。
這位73歲的老人可能會希望自己也有這樣的口才。這會有助於他宣傳自己的觀點：我們正處於一場經濟革命之中，這場革命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們如何決定何時消費、何時投資ーー或者不投資。
被寄予厚望的新著
席勒在倫敦開了幾次會(他說他原本計劃會見英國財政大臣賽義德·賈維德（Sajid Javid），但是他偷笑著指出“事情已經發生了”)，但他來這裡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新書《敘事經濟學: 故事如何傳播並推動重大經濟事件》。
這並不罕見，自從他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一書使他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幾個月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以來，他已經撰寫或合著了另外9本書。
然而，希勒聲稱，這本書跟前幾本書不同。 他說，這本書是“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展的一系列思想的頂點。 如果我們要對那些經常令我們感到驚訝的重大經濟事件有實質性瞭解，我們就必須有一些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些事件的敘事要素”。
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研究敘事而不是研究就業創造或企業投資的想法是一種異端邪說。 正如喬治 · 阿克洛夫和羅伯特 · 希勒在2015年出版的《釣愚：操縱和欺騙的經濟學》（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 ）一書中描述的那樣，敘述本身就是騙子和騙子用來騙人的工具。 他是否忘記了經濟學不成文的座右銘: 我們相信上帝，其他人只會帶來數據？
當然並非如此。 席勒開創了通過與人交談來建立數據集的藝術。自1989年以來，他一直從調查問卷中收集股市信心指數，這是他在2000年所說的“泡沫”的一個關鍵部分。
席勒所描述的這場革命的根源在於研究人員所能獲得的海量數據的巨大加速。 他說，上一次這麼大規模的數據革命發生在大蕭條之後，當時遵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們開始關注諸如國內生產總值和關鍵的失業數據之類的指標，在那之前，這些數據只能反映有沒有工作的人。 這些數字沒有區分自願失業者(退休者、家庭主婦)和非自願失業者。
今天，“我們迎來了一場規模要大得多的新數據革命，”他援引谷歌 Ngrams 等工具表示。這些工具可以讓研究人員立即搜索整個圖書館的書籍、期刊，甚至可以搜索19世紀以來流行的“抑鬱症”(depression)或“裁員”(lay-off)等特定詞彙。 在Ngrams出現之前，這樣的研究是不切實際的，甚至完全是不可能的。
大數據的爆炸式增長，使得倫敦金融城的分析師、研究人員和定量對沖基金能夠接近實時地查看零售商的客流量數據，或者在社交媒體上提到某個品牌。 席勒說，Ngrams 只是一個數據工具的例子，它代表了經濟研究人員新知識的擴散。“在人與人的交流方面，我們還可以用我們所擁有的無論多少兆兆字節的數據，來做很多很多事情”。
傳染性故事
《敘事經濟學》這本書深入洞察了是什麼讓故事像病毒一樣到處傳播。 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拉弗曲線，它來自阿瑟 · 拉弗1974年的稅收理論，拉弗提出當所得稅提高到一定程度將會導致高收入者的反抗，政府收入反而減少。
席勒用Ngrams展示出這個故事是如何在1978年時突然流行的，當時《華爾街日報》一位主筆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拉弗如何在一家高檔餐廳的餐巾紙上畫下了這條曲線，以此向兩位正在崛起的政客迪克 · 切尼和唐納德 · 拉姆斯菲爾德闡明自己的觀點。
這一理論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對稅收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無疾而終，因為實踐證明，它幾乎沒有什麼事實根據。但問題依然存在: 為什麼當初它會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還有，為什麼只有在1978年《華爾街日報》作者重述這個故事之後它才傳播開來？
席勒說，一個原因可能是餐巾紙的傳說，這張餐巾紙給了拉弗的稅收理論一個強大和不同尋常的視覺吸引力 (這張所謂的餐巾紙現在被存放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儘管拉弗後來聲稱根本就沒有過這回事)。
席勒列舉的其他可能讓一個故事走紅的因素還包括名氣。比如一個名人在1929年決定賣掉自己股票時那個臭名昭著的傳說，據說一個擦鞋童在擦鞋時都在給他買股票的建議，這讓他意識到那時的股票交易狂熱已經達到頂峰。
這個故事最著名的名人主角要數約瑟夫 · 肯尼迪(美國總統約翰 ·F· 肯尼迪的父親) ，此外還有 J.P. 摩根(股票代碼: JPM) ，約翰 ·D·洛克菲勒和許多其他有名的富人。
每當人們擔心股市崩盤時，這樣的故事就會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 如果研究人員能夠監控這些說法，他們就有可能為政策制定者應對危機，甚至是預防危機的努力提供信息。
那麼，是什麼讓一些經濟學家感到不舒服，即便是一個像席勒這樣傑出和受人尊敬的學者，建議應該把敘事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時？
席勒在2017年向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發表主席演講時表示，他注意到其他學科“比經濟學家更經常和一致地談論敘事”。
席勒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領帶，微微一笑，開始描述經濟學領域中存在的一種“精神構造” : “經濟學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就是當你發現那些代表稀缺性的價格能夠作為優化程序的參數，讓這個世界實現最好可能性的時候。”
或者用大白話來說，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夢想是，有了完美而完整的數據，他們可以計算出工廠需要多少銅或鋼來滿足對產品的需求; 或者，當智能手環追蹤器能夠提供成千上萬用戶的數據時，他們就可以使用炫目的公式來確定這將如何增加對醫生就診的需求，最終打造一個完美回應人類的需求和慾望的完美經濟體，。
通過數據來給世界分門別類的渴望可能是盲目的，席勒解釋說，“對於這類發現的自豪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對無價值的敘事的研究，更不用提還要作為一種職業。”
但事情還有其他可能。席勒說，新的數據處理工具的財富將讓經濟學家看到，類似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崩潰的恐懼這樣的敘事是如何在經濟中展現出來的，而不是用講故事的魔法來掩蓋數據的缺失，就像一個推銷員吹噓一隻股票在過去兩週上漲了20% ，同時很方便地省略了它過去六年下跌了250% 的情形。
“不僅僅是我，它正在改變整個行業”，席勒表示，“數據來源引導著研究。這是一個尊重證據的問題，只在可能的情況下設計實驗，永遠面對明顯的矛盾，不要回避實質問題”。
革命尚未量化
敘事經濟學早就已經產生了，席勒說，即使不是在他決心高舉的旗幟之下。 他引用了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上世紀90年代為研究價格粘性而採訪高管的工作，希勒在耶魯大學的同事杜魯門•布利(Truman Bewley) ，以及他自己1984年關於“股價與社會動態”的工作。 然而，直到現在席勒才站出來，公開將敘事的研究作為自己學術實踐的核心。
其他經濟學家也對席勒近期的工作表示了認同。 對這本書封面的讚揚來自一些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如劍橋大學的戴安娜·科伊爾（Diane Coyle）和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他們說這本書“開闢了新天地”。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經濟學教授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通過電子郵件表示: “我認為席勒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建立合理的預期模型，它們就必須包含‘敘事性'”。 “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講故事的動物: 這是我們推理的方式，也是我們記憶的方式。”
席勒的工作是否會幫助政策制定者擁有更好的工具，以擾亂他們認為有害的敘事，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類似於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成立的“輕推部門”(Nudge Unit)等，利用行為經濟學的洞見來塑造政策。 作為一場運動，敘事經濟學仍處於起步階段。
“我們已經實現突破嗎？ 當然沒有，”德隆表示，“席勒有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進展？ 我認為還沒有，但他肯定找對了地方”。
當然，許多左翼人士希望能看到，某位前真人秀明星是唯一能夠拯救美國的人的說法被顛覆。 遺憾的是，敘事經濟學尚未被應用於唐納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
席勒在談到這位美國總統時表示: “他的想法有時很聰明，但有時卻瘋狂”。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接受壞消息的，我認為他否認了這一點，他聲稱這是一個謊言。 如果現在股市崩盤，我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他能做什麼呢？ 他會責怪美聯儲，這是肯定的。”
席勒將希望寄託在政治鍾回擺到左翼上，而不是股市大幅下挫。 “我在等待特朗普的支持者開始叛逃的那一天。“我想，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我認為，歷史表明，當人們曾經尊敬的人物看起來走向失敗時，人們確實會背叛”。
“就像墨索里尼一樣，他的下場可不好。”(記性不好的讀者請注意: 貝尼託·墨索里尼 · 馬里奧是二戰期間的意大利總理，他最後被一個意大利共產黨游擊隊員處決，屍體被遊街示眾，並遭到毆打、槍擊和羞辱。)
人們不禁要問，在投資者甚至其他學者對席勒的理論提出質疑之後，是什麼讓他還在不斷髮表激進言論，席勒暗示經濟學家需要學會解讀故事，有時還要會講故事，這無疑會招來同行們的嘲諷。“我們很難與人們都認為是智慧的事情為敵”，席勒承認說，指出比特幣具有明顯的泡沫特徵(席勒就是這麼做的)只會讓他收到充滿仇恨的郵件。
然而，在73歲的時候，席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從他的發現中得出結論。“我在這本書中所做的事情就是收集更多證據，”他說，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從他人那裡學到了更多東西，並且克服了進一步概括這些想法的恐懼”。
我問他，當他的朋友和親戚向他吹噓，比如他們剛剛從比特幣交易中賺了10000美元時，他會不會覺得這些說法更加難以質疑？
席勒回答說，“沒錯，好吧，但是我跟我親戚的區別是，我讀歷史。”
本文最初發表在《財經新聞》上。
《巴倫》(barronschina) 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英文版見2019年9月17日報道“Robert Shiller’s Latest Prediction? A Data Revolution.”。
（本文內容僅供參考，投資建議不代表《巴倫》傾向；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