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進化論》出現疑問的聲音不絕於耳，大部分都是通過現象推理，沒有過多實證，最著名的反對觀點比如：
“既然人是古猿進化而來，那麼介於古猿和人類之前的化石為何一直未被發現？”
“人類不止和猴子基因類似，甚至和某些植物水果也是十分類似！”
“進化並沒有讓人類更加適應地球環境，反而褪去毛髮，變得無法適應冷暖交替的四季變化。”
等等各種觀點，今天我翻出了國外一些知名考古學者的相關理論和證據供各位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學習參考：
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的《考古學禁區》(Forbien Archeolgy)一書，列舉將近500個與進化論相悖的事例，那是或許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千萬甚至幾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蹟。
地球週期性災變的直接證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亞的凍土中，發現了冰凍的成千上萬的哺乳動物的遺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樹幹絞在一起。檢測它們胃裡的食物，發現了還沒來得及消化的毛茛草。這些事實告訴我們，那裡曾是溫和地帶的草原，極短時間內發生了毀滅性的災難。哈普古德(CharlesH. Hapgood)認為：極短的時間內，大陸板塊發生了幾千英里的移動，把西伯利亞帶到了今天的位置。當然，還可能是其它大災變的原因。
哈普古德教授發現了費納烏斯(Oronteus Finaeus)在 1532年根據史料繪製的世界地圖，它顯示了冰層以下的南極洲，當把它與現代測到的南極洲冰層以下的面貌疊在一起的時候，驚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還發現了 1513年皮瑞·雷斯（Piri Reis) 綜合史料繪製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圖及南極洲地圖，精確到半個經度，這比人類能夠在海上確定位置早 250年。顯然，這是上一期人類文明的遺蹟。而且，那個文明時期，南極洲沒有冰雪覆蓋，只是人類忘記了過去！
新西蘭遺傳學家但頓(Michael Denton) 在《出現危機的理論：進化論》一書中坦白地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進化論不僅誤導了整個生物學，而且誤導了心理學、倫理學和哲學等許多領域，誤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它給人類文明造成的潛在的禍害，是觸目驚心的：它讓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惡視為欺騙，敗壞精神寄託和道德制約；它告訴人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自己；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畸變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它讓人相信人是動物的後裔，讓人相信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物慾橫流和倫理的敗壞從科學上解除了約束，這種宣傳已經充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種種這類敗壞的因素滲透進現代常人社會的一切，潛在地推動了人類道德的滑坡。
人們一心進化自己，一面放縱地發展著自己，一面在緊張的競爭和顧慮中生存，越來越自私，當自私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們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會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暫的享受和榮耀，換取著無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變、利慾膨脹、兩極分化、怪病叢生、無休止的競爭、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汙染 … 失去了道德的約束，人們失控地發展私慾，造成了無可挽回的一切。
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被進化論掩蓋了的真實的歷史。
一、進化論者的武器：知識過濾與雙重標準
進化論的發展過程十分有趣，不同於一般的科學理論模式：假說－－證實－－結論。相反，在進化論的問題上，是先下結論：“進化論是對的”，而後才想辦法證實。這種做法違背了科學精神，隨之而來的是兩個重要問題：一方面缺乏重要的中間環節證據；另一方面卻是相反證據層出不窮，怎麼辦？
持續時間一長，就形成了這樣的做法：使用雙重標準對待兩類證據：努力扶持支持進化論的證據，同時打擊、誹謗、排斥和壓制另類證據；在面臨兩種可能性的時候，有意忽略相反的可能性；在推導結論時，主觀上先確立一個模式，努力往進化模式上靠等等。 從歷史上看，曾經有相當數量的職業科學家接受了反對進化論的證據。但是，一個更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群體，使用更加嚴格的標準來衡量反對的證據，這就導致了這類證據最終被否定，而支持的證據則得以保留。這種在接受和否定證據時採用不同標準的做法形成了一個知識過濾器，它障礙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難於看清人類起源以及古代遺蹟的真實面目。讓我們來看看這種機制是怎樣運行的。
1．莫爾的發現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萬年－250萬年的歷史了。還有一部分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地層以下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萬年－5500萬年之間。
莫爾的發現贏得了一些著名原石器評論家的支持，如Henri Breuil，他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石器工具權威之一。另一個支持者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奧斯本（Henry F. Osborn）。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後宣佈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卻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種方法，通過觀察刃片角度來判斷工具是自然產物還是人造工具。根據這一方法，他把莫爾的原石器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然而，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與莫爾的原石器差不多，卻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研究石器的權威，如卡特（George F. Carter）,帕特森（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布賴恩（A. L. Bryan）等都對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提出了質疑。
2. 南加州的古代石器
20世紀50年代，路易絲•利基在南加利福尼亞的Calico發現了20萬年前的石器。然而，根據標準的觀點，人類僅僅是在約1.2萬年前才進駐這一新大陸的亞北極區域的。對此，主流科學家們紛紛發表“預言式”的聲明：在Calico發現的東西是自然產物，或者這些東西根本沒有20萬年的歷史。但是卻有充分的證據證明，Calico的發現的確是史前古器物。
原始人類物種景觀。藝術品的原始人類物種共存約19至160萬年前在非洲東部
3．Castenedolo的骨骼
19世紀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從三、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在出喪時埋進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但是，他仔細檢查了這些重疊的地層後，發現這些地層之間層次分明，沒有被動過，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然後，進化論的支持者們又使用C14實驗鑑定Castenedolo骨骼，給它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不超過一千年。但實際上，C14實驗用於鑑定博物館的長期收藏品是很不可靠的。因為這些骨骼長期暴露在空氣中汙染，使得C14實驗的骨骼鑑定結果異常的年輕。而且，提醒大家注意，在這裡，儘管地層的證據更有決斷權，地質學家Ragazzoni有關這一發現的原始地層報告卻沒有被提及。
對於這些，意大利科學家G. Sergi在1884年寫道：“由於某種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什麼，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在拼命壓制另類證據的同時，他們也在尋找支持的證據。但是，很顯然，對待這類證據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以至於假造的皮爾當人、勉強湊起來的爪哇猿人、結構上與猩猩更為相似的南方古猿，都被當成了人類的祖先，而有幸編進了進化論的家譜。
露西和南方古猿。南方古猿阿法種藝術品的露西骨架和一個解決方案
1921年，R. A. S. Macalister說：“一定有什麼地方錯了（指Castenedolo的發現）。如果它們真的屬於被發現的地層，那麼這也只是意味著一段驚人的長時間的進化停頓。不過，看上去更像是觀察結果有毛病。”他又進一步補充說：“接受Castenedolo骨骼的上新世年齡會帶來如此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決定接受還是否定它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們幾乎不需要猶豫。”
好像說：科學界存在著一種知識過濾機制，它採用雙重標準，把一切不受歡迎的證據都濾出去。這種過濾已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了，似乎今天還在繼續著。
二、重新審視進化論的著名證據
雖然有強大的社會力量維護進化論的權威地位，但是，進化論也確實需要證據，來回報這些支持，尤其是進化模式中缺失的那些重大的中間環節。一時間，全世界都在期盼這類考古學發現，但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證據，有的很顯勉強，如果用他們對待另類證據的嚴格態度，實際上也是不能要的；更尷尬的是，有的證據竟然是假冒的超級騙局。這裡，我們選取了幾個代表性的例子供大家參考。
1.轟動世界，而後被撤回的“爪哇猿人”
杜博斯（Eugene Dubois）在19世紀末發現了爪哇直立人，這是進化論研究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這之前，還沒有有關人類進化的明確畫面。那時候，許多進化論者，還在尋找人類在上新世或更早時期存在的證據。隨著爪哇人（現已被歸類為直立人）的被發現，期待已久的缺失的進化線索在更新世中期的地層中出現了。爪哇人最終大獲全勝，得到了進化論者的普遍認同，這之後，那些表明人類出現在更古老地層的證據就漸漸被打成了異端。 但是，這一重大發現的真實度又如何呢？現代研究者重新分析了爪哇猿人的化石原件，這件由杜博斯報道的著名化石包括一塊顱骨和一截腿骨。有意思的是，儘管這兩塊骨骼的發現地點相距45英尺，並且發現地點還堆積了大量其它種類的骨骼，杜博斯卻堅持認為，這兩塊骨頭屬於同一個人。 但是，1973年，德（M. H. Day） 和莫里森（ T. I. Molleson）對杜博斯發現進行了研究，他們宣佈：杜博斯發現的爪哇人的腿骨不同於其他直立人的腿骨，實際上卻和現代人類的腿骨差不多。因此他們認為，這截腿骨和那塊爪哇猿人的顱骨很可能沒有關係。
後來，杜博斯撤回了自己的發現。
2.臭名昭著的皮爾當（Piltdown）欺騙事件
皮爾當猿人被當作人類進化中著名的中間類型，在大英博物館展出了40年。後來發現它竟然是一件眾多專家的“作品”：
20世紀初，一位業餘收藏家道森（Charles Dawson），在皮爾當發現了幾塊人類的顱骨。隨後，大英博物館的Arthur Smith Woodward爵士以及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等科學家，同Dawson一起參與了挖掘工作，又發現了一塊像猿的頜骨以及幾塊較古老的哺乳類化石。Dawson和Woodward認為把發現的人類頭骨和像猿的頜骨拼在一起，正好能夠組成一個來自於更新世早期或上新世晚期的人類祖先，隨後他們對科學界宣佈了這一發現。
40年後，維納（J. S. Weiner）、奧克雷（K. P. Oakley）連同其他一些英國科學家揭露了皮爾當人其實是個超級騙局，因為這個騙局是由一些具有專業科學技術的人一手炮製的。讓我們來看看這個驚人的名單：大英博物館的Arthur Smith Woodward爵士、皇家外科醫學會Hunterian博物館的Arthur Keith爵士、劍橋大學地質學院的William Sollas以及著名解剖學家Eliot Smith，當然還有 Dawson 和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維納後來寫道：“在這一切背後，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強大而急迫的動力……一定有一種瘋狂的願望，希望能夠填補那些對進化論來講“十分必要” 的缺失環節，以便證明進化論的正確……而皮爾當對於某些狂熱的生物學家來說確實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
皮爾當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除了包含一般的知識過濾過程，還涉及明顯的在古人類學方面故意欺騙的事實。
3.更像猩猩的南方古猿
讓我們再看看南方古猿的情況：大部分人類學家認為南方古猿是人類的祖先，它具有象猿的頭、一個象人的身體，並且能像人一樣直立和行走。但是，形態人類學家C. E. Oxnard，在1975年《自然》雜誌的一篇文章中說，他發現這些更新紀靈長動物在結構上與猩猩相似，他還說：“似乎任何一種更新紀靈長動物……都不象是和人有什麼種源關係。
Oxnard的觀點並不新鮮。在20世紀早期，當第一批更新紀靈長動物被發現時，許多人類學家，如Arthur Keith爵士等，就曾拒絕接受它們是人類祖先的說法。但他們後來被壓住了。Oxnard在《人類的規則》一書中寫道：“當時一片混亂，爭論這些生物是猿還是人，但最終，認為它們是人類的觀點佔了上風。這一結果不僅意味著相反結論的失敗，而且這些結論賴以存在的那部分證據也隨之被埋葬了”。
三、強勢下的迫害與壓制
進化論的支持者們，為了維護進化論這片“聖地”的權威，一方面用知識過濾的方法，排斥各種另類證據，不給這類證據面世的機會，另一方面，運用他們在社會上形成的強大勢利，排擠、迫害另類證據的發現者，下面的實例即是這類做法的典型例證。
1.對李的學術迫害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李（Thomas E. Lee），在位於休倫湖（Huron）北部，Manitoulin 島Sheguiandah地區的冰河時代沉積物中，發現了先進的石器。韋恩（Wayne）大學的地質學家John Sanford認為：Sheguiandah地區發現的工具中，最古老的至少有6.5萬年的歷史，甚至很可能有12.5萬年了。但是，對那些堅持傳統的北美史前史的人來說，這樣的年代是不可接受的。
隨後，“這個遺址的發現者李被掃地出門，（離開了他現在？的國家公職，）之後長期找不到工作。他的出版物被禁止，所有的證據被幾個著名作家隨意亂用……成噸的史前器物被扔進了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儲物間。國家博物館館長，因為拒絕解僱發現者李而受到株連，也被開除了，從此背井離鄉。官方權威們還試圖壓制其它六個未及掩蓋的Sheguiandah樣品，並把發現地點（Sheguiandah地區）開放為旅遊區……同時，這一地區甚至對外宣稱：這裡的名流對此事一無所知，而且重寫了所有涉及此事的書。對他們來講，這件事不得不被封殺，而且，他們也確實做到了。”
2．麥克恩蒂堅持事實的遭遇
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家在墨西哥的霍亞勒克（Hueyatlaco）地區發現了先進的石器。地質學家麥克恩蒂（Virginia Steen-McIntyre）和美國地質勘查隊的其他成員，發現了一個據有25萬年曆史的地層，其中含有許多石器。這一發現不僅是對新大陸人類學傳統觀點的挑戰，而且也大大危及了整個人類起源的標準畫面。因為，一般觀點都認為，能夠製造這樣工具的人類，直到大約10萬年前才在非洲出現。 當麥克恩蒂想發表她在霍亞勒克的研究結果時，遇到了困難。她寫信給Quaternary Research的副主編Estella Leopold：“我很清楚，霍亞勒克事件只是一部分，問題其實要大的多。它涉及到一種做法，通過壓制那些“無法解釋的”、危及主流思維模式的證據來操縱科學思想。霍亞勒克事件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我不是人類學家，我根本不會意識到1973年我們的數據被拒絕的全部含義，而且，我也不會認識到進化論對人類思想的滲透是如此深刻。我們在霍亞勒克的研究成果被大多數考古學家所拒絕，是因為它與時下的觀點相背離。”
後來，麥克恩蒂在自己的領域一直無法找到工作，只好去種花了。 也許，著名評論家Holmes對惠特尼教授1880年的『加州發現』的一番評述，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學術壓制的原因。
1880年，加利福尼亞州的地質學家惠特尼（J. D. Whitney）發表了一份長長的報告，描繪了在加州金礦中發現的工具。這些工具包括數個矛頭、石缽和石杵，是在礦井下很深的、厚厚的、未被觸及的火山岩下面發現的。地質學家確認這些岩層是在距今900萬年－5500萬年之間形成的。史密森學會的Holmes，是19世紀評論『加州發現』的最為著名的評論家之一，他寫道：“也許，如果惠特尼教授能象今天的人一樣完全瞭解人類進化歷史的話，他可能會猶豫是否公佈他的結論（這一結論表明在遠古時代的北美洲就已經有人類存在了）,儘管他面對的發現是如此的輝煌。”換言之，如果發現的事實不符合當今普遍認同的觀點，既使它們再令人激動，也必須丟棄。
四、不當選用的科學方法
進化論的科學性，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證實，這樣才有說服力。但是，由於進化論的支持者們急於證實自己的理論，在使用科學方法時，只求結果符合預期設想，而往往忽略了這些科學方法使用時的界定範圍，這實際上是不科學的。更有甚者，為了達到目的，有意選用能推出預想結果的方法，這種做法就更不科學了。
1、用C14進行斷代
19世紀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些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出喪時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因此，他仔細檢查了這些層層疊在一起的地層。他發現，這些層之間層次分明，未被動過，也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現代科學家們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學方法，對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異常的骨骼進行斷代實驗，結果給它們都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但是，這些實驗是不可靠的。對於已在博物館裡擺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實驗的測定結果尤其不可靠。因為在博物館裡，骨骼暴露在空氣汙染物中，往往會造成C14實驗的骨骼鑑定結果異常年輕。所以，鑑定時首先需要用嚴格的純化技術除去這些汙染。而1969年，科學家在給Castenedolo骨骼進行C14鑑定時，並沒有使用這種技術，最終的鑑定結論是：年齡不超過一千年。
儘管對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斷代結果是令人懷疑的，它仍然被當作了 相關的證據。實際上，在這個例子中，地層學證據顯然更具決斷權，但是，地質學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層觀察報告並未被提及。
在理論界，反對上新世存在人類的現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884年，在談到Castenedolo發現和其他類似古代遺物時，意大利科學家G. Sergi寫道：“由於某種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什麼，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2、鉀－氬法斷代
讓我們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寫的有關發現爪哇直立人的情況。幾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層發現的，人們不知道它們的真實年齡。然而，科學家們採用鉀－氬方法，認為它們屬於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這種鉀－氬方法通常被用於測定火山岩的年齡，而不是用來測定骨骼年齡。由於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層獲得的，並不是在火山岩層的下面，所以，用這種方法來推斷爪哇人化石的年齡是不合適的。
3、主觀的形態學方法：根據擬定的進化順序來確定年代
在中國，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還發現了許多類人類。據中國的研究者說，這其中包括更新紀靈長動物、不同階段的直立人、類尼安德特人、早期現代人以及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智人。我們注意到：為了確定這些類人類遺蹟的年代，科學家們習慣性的使用了形態學方法（所謂形態學是生物學一個分支，以有機體的形式和結構為研究對象，而不考慮其功能）。 舉例說明一下：在中國南方的Tongzi，現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類動物化石同時被發現的。這些動物群暗示著一箇中上期更新世的脈絡，但是考古學證據顯示，這些現代人化石屬於早更新世。這時，研究者就運用形態學的邏輯，確定這些人類化石屬於早更新世。但是，實際上中期更新世的結論更為合適。因為，對Tongzi動物群遺址的檢查顯示：那些哺乳動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結束時滅絕的。
這種用形態學確定年代的方法，實質上打亂了類人類的化石記錄。實際上，科學家們是在根據一個有利的進化體系來安排類人類的化石記錄的，儘管附加的動物群化石證據無法體現這種安排。仔細看看中國類人類真實的年代排列，就會發現，各個時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種早期現代人（包括類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人實際上是共存於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動的時期。
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形態學方法在這裡的運用是不合適的，實際上體現出很強的主觀傾向。
4.建立在錯誤統計結果上的結論
1983年，吳汝康和林聖龍（音譯）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直立人佔據周口店山洞的23萬年中，其大腦尺寸在逐步的隨著演化而增長。但實際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對頭蓋骨測量的錯誤的統計結果上的。
5.蠻橫的巴尼斯理論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兼）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萬年－250萬年的歷史了。一還有部分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下面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萬年－5500萬年之間。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後宣佈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種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過觀察刃片的角度，來辨別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還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爾的）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從那時起，科學家們就開始運用巴尼斯的理論，來否定其它一些關於人造石制工具的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與那些被拋棄的歐洲原石器一樣，卻得到了科學界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關於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遭到許多石制工具權威的質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確，一個相當主觀的方法被當作科學方法來否定另類證據，恐怕有病急亂投醫之嫌。
有些事情需要辯證的思考，不假思索的反對可能就是無知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