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未必真實的節目和魔幻現實



2005年底,李泓荔被湖南衛視派去英國進修。一天,在倫敦尤斯頓的旅館裡,她打開第四頻道,看到了《Wife Swap》(換妻)。

《Wife Swap 》是一檔互換類真人秀節目。節目組挑選兩個階層迥異的家庭,讓女主人去對方家裡做兩週主婦。李泓荔打開電視時,看到了一個清潔工和一個模特互換人生。她腦袋上的電燈泡"叮"地亮了。

在2003年,李泓荔想做一檔節目,讓農村姑娘和白領麗人互換,以嘗試"階層的互動和流動"。她驚訝地發現,《Wife Swap》製片人斯蒂芬· 蘭伯特早就實現了她的創意,"階層互換"也已成了西方國家常見的模式。

回國後,李泓荔立即著手準備。2006年9月,節目開播。李泓荔給取了個頗為文學化的名字:"變形計",與卡夫卡的不朽短篇《變形記》一字之差。《變形記》講的是主人公格雷戈爾變成甲蟲的故事。《變形計》的口號則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影像版"。

在第一期節目《網變》中,李泓荔選了一個沉迷網絡的城市少年與農村孩子互換。甫一播出,好評如潮,中宣部、公安部專門打來電話表揚,湖南廣電為節目頒發了2006年一號宣傳嘉獎令。

一般的真人秀,看點在於特定情境下的戲劇性,但《變形計》野心更大。它不僅要講述,還要介入。當《網變》的城市主人公魏程在農村流下悔恨的淚水決心改過自新時,電視機前無數的觀眾熱淚盈眶。

節目的第三任製片人謝滌葵在文章《變形計——一份來自遠山深處的力量》裡充滿自信地寫道:"各種追名逐利的思潮讓社會亟須重建道德良知,獨生子女嬌生慣養、五穀不分、好逸惡勞、精神萎靡讓家長們頭痛不已,《變形計》是我們在偏遠山區挖到的一劑良藥,專門治療讓很多家長失去信心的城市獨生子女病。"

目前,《變形計》已經制作了12季,共48期。這意味著已經有48組孩子經過變形。這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孩子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回訪了其中3個孩子。我們發現,節目未必真實,現實更加魔幻。

施寧傑是那種典型的《變形計》城市主人公——輟學、抽菸、泡夜店,問媽媽要起錢來各種耍賴,不給就威脅去賣腎。他被稱為"《變形計》史上最難以改變的主人公"。

施寧傑家境富裕、單親,自稱"一生坎坷"。他從幼兒園就開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時間裡,爸媽總在吵架,最終離婚。他的爸爸脾氣暴躁,有一次生起氣來抄起一把刀說要砍死他。父子倆只有在夜總會才能相處融洽。

15歲時,他第一次去夜總會,是爸爸帶他去的,"主要是因為我幫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個女人比較舒服這些。我爸爸只有這方面跟我不會吵架。"

2011年,他由於各種違反紀律校規,被杭州的學校開除,到南昌和媽媽生活。媽媽經營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沒時間陪他兩三次。

他在報名時想法很簡單,"上這個就變明星了吧?"早在2008年,12歲的施寧傑就跟媽媽闡明瞭自己的價值觀:讀書沒有用,他要當明星;他用4個詞語來概括自己對明星的理解:"輕鬆、娛樂、賺錢、被崇拜"。

王紅林也是典型的《變形計》農村主人公——父母離婚,她和年邁的奶奶、癱瘓的大伯相依為命。

她被節目組發現是因為大伯王多權。1996年,20歲的王多權為了掙錢結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礦難,半身癱瘓,未婚妻嫁給了弟弟。2012年,癱瘓半生的王多權被媒體報道,進入《變形計》節目組視野。

這是《變形計》裡最常見的故事類型——城市少年桀驁不馴,農村孩子堅強不屈。

他們來自中國階層結構中的兩個極端。施寧傑的媽媽名下有一棟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資產,而王紅林家一年的總收入還不到一萬塊錢。在社科院為我國劃分的十個階層和五個社會等級裡,施寧傑屬於最上層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王紅林屬於最底層的"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

"階層"的概念在《變形計》裡至關重要。李泓荔在《製片人手記》裡寫道,她2003年萌發《變形計》的創意,始於對中國近年來社會階層分化的驚奇感受——

"這是真真切切就在我們身邊的一個秘密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增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萬別讓人群在細分中得到歸屬,我們也許不敢公開承認,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秘密的社會。"

這個秘密社會原本是豐富多彩的。李泓荔在第一季進行了多樣化嘗試,比如讓高三的女兒和母親互換,把廳官弄到農村去救災,安排倆美國人進入行走學校……

但這些嘗試的收視率不好,節目在第二季後基本固定成了城市與農村孩子的互換。

施寧傑和王紅林第一次見面準備的見面禮,展示秘密社會的存在:施寧傑的禮物是鮮花和玩具熊,王紅林則帶了一大箱核桃,體現了完全不同的馬斯洛需求層次。

在人物出場介紹裡,施寧傑的鏡頭伴隨著飆車、泡吧、通宵打遊戲、睡懶覺,為了要錢闖進會議室翻媽媽的提包,帶朋友在酒樓胡吃海喝,對著所有能反光的鏡面撥弄髮型耍帥,做瘦臉操。

總導演蔣良對施寧傑的社會化程度印象深刻。他曾見到施寧傑和媽媽手下的員工開黃色玩笑,"施寧傑說得越黃,那些員工就越來勁兒"。他認為這是雙方的"階層"使然,"如果你的媽媽是我們的老總,那麼你說什麼都讓著你;如果是普通家的小孩,那些員工早就大嘴巴子打過去了。"

王紅林面對的生活卻很沉重:3歲時,爸媽離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長期臥床的大伯數度想過自殺;節目開拍前,爺爺去世讓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王紅林年過六旬的奶奶成了家裡唯一的勞動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繡十字繡、納鞋底補貼家用。

所以,當王紅林出場時,她的鏡頭是洗衣、做飯、掃地,思念並怨恨母親。和施寧傑相比,9歲的王紅林身上看不到慾望和愛好。

蔣良將王紅林的懂事與禮貌稱作"清教徒式的自我要求",他此前在《晚間新聞》做了10年的記者,經常在社會底層的小孩身上看到這種特質。當初選人時,他看了幾張王紅林和王多權的照片,就知道這一家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我覺得有的乞丐都比他們好。"

讓社會階層兩端的孩子互換,這也是《變形計》的基本形式,這種反差將為節目帶來衝突和張力。

但把養尊處優的孩子送到另一個極端家庭去是否有積極作用,坊間一直存有爭議;而《變形計》隱含的邏輯是:農村是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存在,有淨化心靈的作用;貧窮和艱苦能夠孕育堅強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來到農村經過一段時間的互換之後,靈魂會得到拯救。

李哲解釋,農村有許多城市不具備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這會讓城市孩子有所感悟。

蔣良不信服這套邏輯。他不認為把施寧傑送去王紅林家有什麼意義,"這個家庭陷在絕望裡面,他們自己都拯救不了,怎麼去拯救一個城市小孩?"

他認為"苦難孕育美德"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指著照片上王紅林的臉說:"這種貧窮、被苦難壓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態是扭曲的;這一家人這麼悲苦,這種家庭的苦悶和怨氣,肯定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小孩。"


在節目的畫外音裡,八仙鎮被描述為"山純水美"。

但為了體現反差,變形的地點偏遠和落後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袁凌是當地人,他這樣描述王紅林家的偏遠——"從西安出發,穿過亞洲第二長的秦嶺隧道,從安康上游的漢江水庫入口,順嵐河上行兩百來公里,一直往深處走,到達八仙鎮。如果你以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錯了,到家還得往裡再走一段。"

施寧傑一路上嚇得不輕。"那盤山公路!往山上繞,車這邊繞過去的時候,車輪半個都在外面,幾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沒了,沒護欄的,一繞我就屁眼兒一陣收縮!"

但從來沒有去過農村的他還是挺興奮的,一路上對農村進行各種吐槽,經過一片集市時,他嘻嘻哈哈,"看,索馬里首都";經過一片住宅區時,他又笑眯眯地說,"農村 CBD"。

在八仙鎮下車已是傍晚。他提著行李穿過泥濘小路,走到王紅林奶奶位於獅坪村九組的家時,天已經全黑了。

那是一棟建於20世紀80年代的土坯房,連廚房一共8間屋子。王家為了迎接貴客,早就把最好那間房收拾妥當。這種待遇可是王紅林不能享受的。王紅林的奶奶還殺了只雞給接風。

施寧傑藉口"吃多了會胖"急急放下了筷子,開始參觀這個新家。他跑去豬圈看豬,在院子的地上寫字,在燈下對著飛蛾揮舞掃帚。

很快他就遊覽完畢,回到床邊。習慣了錦衣華服的他捏捏剛鋪好的被窩,有點兒潮。他跟編導說,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後的半個月時間裡,施寧傑就只有一個念頭,"回家"。罷拍成了他和節目組隨時會爆發的矛盾。

為了讓懶散的施寧傑配合拍攝,節目組不得不鬥智鬥勇:為了不讓他逃跑,騙他山裡有冤魂;為了防止他耍賴,聲稱蔣良是特種兵退伍,發起脾氣來不得了;為了讓他參加學校的運動會,進行利誘,跑出名次獎兩包煙,跑第一名獎三包。

在節目組的要求下,施寧傑完成了一些任務,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殘廢的村鄰。這些人悲慘的命運也許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唏噓不已,但施寧傑興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個人家裡好像都有說不完的苦。你去那裡看不到希望,就是這種感覺"。

直到節目拍完,施寧傑都沒習慣農村生活,更談不上融入。幹農活時,他怕弄髒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葉上;砍柴時,他笨拙地從小坡上滾下來;去學校時,他打著耳釘、戴著項鍊和戒指,穿著豹紋哈倫褲,鞋上還套著塑料袋。他像個遊客一樣待在這裡,當地人也稀奇地看著他。

施寧傑跟我說,他在八仙鎮度過了極其無聊的15天。他還記得自己打發時間的辦法:把髮膠瓶子裡裝滿水,對著飛蟲射擊,"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這麼對著它噴,噴到它掉下來,我就說打下來一架戰鬥機。每天就玩這個,從早玩到晚。"

《變形計》節目設定裡的那種"遠山深處的力量",在施寧傑身上絲毫沒有產生作用。在他眼裡,八仙鎮沒有一絲田園牧歌的味道,盡是凋敝和破敗,毫無生命力。"方圓至少要半公里才會有另外一戶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頭兒,像我這麼大歲數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寧傑在八仙鎮生活的另一面並沒在節目中體現出來——他仍然賴床,繼續抽菸,只是由於手頭拮据,不得不接受兩塊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並不是王家幾乎頓頓都吃的土豆,而是編導給他送來的麵包和盒飯。

施寧傑雖然和王紅林互換了舞臺,但他仍然緊攥著之前的劇本,這份劇本是隨他的階層與生俱來的。王紅林在家要餵豬、做飯、做家務,這些施寧傑一樣都做不來,他也沒有興趣去學;他和大伯、奶奶,以及這個鎮上的任何一個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作為王紅林的臨時監護人,王多權本該在節目裡擔負起對施寧傑的教育職責,但事實上,他只能躺在床上聽著施寧傑和節目組聊成人話題,比如他父親帶他去夜總會的經歷。如果是另一個農村小孩在說這些,王多權肯定會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寧傑已經超出了他的教育範疇,他還是當家裡來了一位客人好了。

我問施寧傑,那麼,你在八仙鎮最大的感悟是什麼?

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還不錯。"

當然,在屏幕上,施寧傑的變形生活要飽滿得多。

根據《變形計》的規律,城市孩子到農村後一般發生如下事情:受到熱情招待(主人常常會殺一隻雞);幹農活;因不堪生活艱苦逃跑;在學校與老師或同學打鬥(不便打鬥辱罵亦可);闖下大禍;為彌補打工掙錢;最後落淚醒悟,表示變形成功。

由於要體現先抑後揚的"變形曲線",城裡小孩的闖禍部分往往是節目最刺激的時刻,這一段施寧傑完成得尤為精彩。

從節目畫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來的情緒爆發。施寧傑先是在屋裡轉來轉去,看上去在憋著氣,突然,他一腳踢飛了小凳,踹爛了桌子,最後找來一個錘子,"乒乒乓乓",把家裡的桌椅挨個兒砸了個稀巴爛。

"這都是節目組逼的。"施寧傑說,有一天節目組要求他給王多權洗頭。王紅林在家時,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隨便說了句,我不想洗。他們就很多人跟我講,'你不洗,這輩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圍當中等死吧'。我去吃東西,'不準吃,因為你沒給他洗頭',我打電話,'沒信號',總之就是很賤的那種。不停地挑釁,無限地刺激。'對,怎麼樣,我們人多,你怎麼樣,你生氣呀,你生氣,你生氣也沒有用',這樣來挑逗我。"

王多權證實了施寧傑的表述。他當時躺在床上看著這一切發生。施寧傑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煩躁不安的他爆發了。

李哲承認,這是《變形計》常用的手法,"《變形計》本身是比較平淡的一個記錄,如何讓它變得波瀾起伏,其實導演在幕後做了很多工作。"

謝滌葵則將經驗歸納為八個字,"設計任務,真實記錄。"事實上,這幾乎是所有真人秀節目通用的手法。

這場打戲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砸完之後,一個新任務自然擺在了施寧傑面前:他得去打工掙錢,把傢俱賠上。節目下半部分的標題是:"施寧傑煤礦打工幫奶奶置傢俱"。

打工是《變形計》的一個傳統內容。在第一季第一集《網變》中,農村爸爸將積攢的20元錢交給主人公魏程,滿足他看黃河的玩樂之心,魏程眼睛紅了,顫抖著雙手接過,哽咽著說,"謝謝,阿爸!"高父則淡然一笑:"謝啥呢,兒子!"看到此處,無數觀眾潸然淚下。之後,魏程為了還上這20元錢,在工地打工,筋疲力盡後領到20元工資。

從此,打工還錢成了節目的必備環節。在節目組的安排下,施寧傑走上街頭尋找打工機會。他在一條街上邂逅了一個煤礦老闆,當天就下了礦井,並靠挖煤掙到了50塊錢,加上當掉手機的錢,施寧傑給王多權一家買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僅感人,並且充滿了救贖感——當初王多權就是因為下礦井才殘廢的。

可這一切並不是施寧傑主動的選擇——"他們把我帶到那條街,說今天就在這條街找吧。我一個一個問過去,一開始慘遭拒絕,我就回去說不要我;節目組說你再往那邊走點兒,我就再問一個,還是不要我;'再往那邊走點兒',我就一直走到一個洗車廠。在那兒洗車的煤礦老闆開始跟我搭話了。我正奇怪,接著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這份工作顯然並不適合四體不勤的施寧傑。他下到礦井後,鏟了四五下就沒了力氣,煤車雖然還見著底兒,但節目的素材已經足夠,於是蔣良親自上場,幫施寧傑把剩下的煤鏟了進去。

變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後的施寧傑彷彿一夜長大,在節目裡再也見不到以前飛揚跋扈的樣子。

和節目組待了半個月後,施寧傑總結了一個經驗:"節目組要你壞的時候,他就會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時候,你就看到導演們煥然一新了,'我覺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舉動','你要做一個好人',這樣不停灌輸。"

蔣良說:"並不是他本人有什麼樣的變化,只不過前面只表現壞的一面,後面只表現好的一面;其實前面也有好的一面,後面也有壞的一面,電視選擇播出而已。這就是這個節目生命力無法長久的一個重大的原因,本身它就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

節目播出對王家的一個影響是,王多權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

他發了很多帖子,在網上憤怒地聲討節目組:"這一期的節目裡有太多虛假的演繹,各種設計、編排,甚至拍攝過程中很多對孩子過分不合理的要求。為了所謂的正能量你們不覺得這樣很過分嗎?"

所謂造假,是一件關於洗腳的小事。

與施寧傑不同,王紅林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學校的五年級學生。不過,這和施寧傑的世界毫無關係。施寧傑沒有在這所學校讀過,而施媽媽如往常一樣工作繁忙,沒有去學校看望過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飯的王紅林正在午睡,突然被節目組叫醒。原來,為了體現關愛的環境,節目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幫她洗腳。

王紅林當時沒在意,但兩年後她發現,節目播出後網上對她罵聲一片——"嬌氣"、"沒有公主命卻有公主病"。

甚至《變形計》官方出版的書籍也這樣記錄:"來到城市後,王紅林的改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變得嬌氣了!她不僅對年長的孩子頤指氣使,還讓他給自己洗腳。"

更讓王多權難以接受的,是節目組真的把王紅林的母親請到了南昌。

這也是整期節目煽情的頂峰。那是"六一"兒童節前的一個週末,王紅林和同學在公園遊玩時,發現親生媽媽迎面走來,旁邊是攝像機。王紅林出生後沒見過媽媽幾次,一下慌了。母女倆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鬧、拒絕,最後抱在一起互相原諒的親情大戲。王紅林說,在這個過程中,節目組一直在勸她原諒母親,不然就不讓她回去。

王紅林的母女關係,是王家最不願意提及的傷疤。王紅林的媽媽曾是王多權的未婚妻,這個女人對王多權意味著難以言說的痛楚;從王家的家庭格局來看,王紅林是家裡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親的關係對王家極為敏感。

王多權一直拒絕節目組讓王紅林母女見面的提議,但這一幕最後還是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

在節目裡,這一幕又由於王紅林母親成行的一波三折而顯得尤為感人——為了讓王紅林的媽媽去看望女兒,施寧傑去勸過兩次,第一次沒有成功。不僅王紅林的媽媽不同意,王多權也不同意;兩人爭來爭去,王多權還哭了起來。

在播出的節目裡,施寧傑砸桌椅那段被剪輯在他和王多權的爭論之後,畫外音是:"這個在生活中一直順風順水、總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麼老是碰壁。"

如此一來,王紅林媽媽的探望之旅作為主線劇情就顯得更為難得,也有機地把施寧傑和王紅林兩條線綁在了一起。不僅王紅林得以母女團圓,施寧傑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權告訴我,面對"公主病"的吐槽和大眾對"母女親情"的消費,王紅林幾乎崩潰了,整個人陷入了抑鬱情緒。他在網絡上寫道,"湖南衛視的節目已深深地傷害到了孩子,《變形計》欄目組,你們也太欺負人了。"

類似的情況,施寧傑遇到的更多。

節目開始有一個夜店的鏡頭,施寧傑在玩兒的時候,有個人經過不小心灑了水在他身上,兩人因此對峙。事後施寧傑才知道這也是節目組安排的。

後來,施寧傑請節目組去餐廳吃飯,結果結賬時錢不夠,被服務員追討到街上後,自覺沒面子的施寧傑十分生氣,表示要罷拍,並威脅要砸掉攝像機。

施寧傑表示,這個窘境也是節目組一手造成的。"他那天完全是要讓我丟臉。編導先問我,你包裡有多少錢,我好兜著點。我說就七八百。結果他們點了一千五的菜。而且那天是他們叫我去吃飯。我後來借錢付了賬以後,節目組又要把錢給我,我說你這樣沒意思,我又不缺這點兒錢。你故意讓我丟這個臉。你早跟我講,你吃三千我也有。"

節目裡還有一個鏡頭,是施寧傑為了向母親要錢,死纏爛打,無所不用其極。

施寧傑說,這都是節目組唆使的。"當時欄目組跟我講,施寧傑,我覺得你今天應該從你媽這裡要點兒錢,以展現一下你的能力。我說這有什麼好展現的,這不是一個叛逆的事情嗎?他說你不體現出你的叛逆怎麼會有那種感覺呢?你覺得你是個男人,你就要一千塊錢看看。於是我就死命要。當時感覺好像也並沒有什麼,現在想來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覺。"

許多觀眾表示,每次看《變形計》都會哭得稀里嘩啦。這符合李哲的預期,他說,"很多人看《變形計》就是奔著哭來的。"

李哲的理論是,除了新聞資訊類的節目以外,所有能帶給觀眾情緒的節目絕對是好節目。比如《爸爸去哪兒》帶來的是感動的情緒,《快樂大本營》帶來的是快樂的情緒,《變形計》帶來的就是讓人好好哭一場的情緒。

"《變形計》的開始部分和結尾部分一定是非常煽情的,非常催淚的,這是我們節目的標準。我們就是抓住了農村善良、感人的力量。"李哲認為這種情緒釋放的作用很有意義,是節目安身立命之本。

節目的邏輯是,農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僅能感動觀眾,還能感動城市來的那些孩子,幫他們完成變形。

但王多權覺得,這種感動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紅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紅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紅林在節目裡處處表現著堅強與懂事,本該與施寧傑的叛逆形成鮮明對比,現在怎麼還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節目有一個理論:參與者的表現越本色,就越會受到觀眾的喜愛和歡迎,而在所有的"本色"裡,叛逆是最受歡迎的那一種。

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村孩子參加這個節目很不利。因為大眾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村孩子的本色應該是淳樸和善良。但事實上,嬌氣、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農村孩子在城市舒適的環境中解放這些天性,他們就會遭到大眾的指責,似乎他們違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裡孩子儘管個個像古惑仔一樣吊兒郎當,觀眾也覺得理所當然。他們只要偶爾表現出一些閃光點,就會被視作是巨大的改變。

可資證明的是:節目播出後,施寧傑不僅沒有感受到壓力,他在節目中的種種行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出去以後別人會非常信任我。打個比方,我跟女孩吃飯,她聽說是施寧傑,查一下,覺得我家境還行,跟這個男的出去,不要緊,反正不會把我賣了。"

在八仙鎮,他甚至成了一個小明星。王紅林說,經常有鎮上的中學女生向她要施寧傑的聯繫方式。

"她們都覺得施寧傑很帥,"王紅林低著頭,細聲細氣地表達自己的理解,"他要是農村裡面的,她們肯定會罵他。但是他以後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讓自己父母包辦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麼都會有,我們就不一樣,我們是農村的。"

施寧傑和王紅林雖然臨時更換了舞臺,他們與生俱來的身份從未真正改變。《變形計》雖然號稱"新生態紀錄片",但本質上還是真人秀。紀錄片的邏輯是生活邏輯,真人秀的邏輯是戲劇邏輯。為了戲劇邏輯,節目組必須對環境進行干預,給參與者設計任務。

正是一個個任務導致了《變形計》衝突頻發。不過,在面對那盆洗腳水時,王紅林渾然不覺自己正面對著一個考驗。

節目臨近尾聲時,王紅林還收到了同桌趙佳欣的道歉。"她說節目組安排她來為難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類的。"

我問施寧傑,在八仙鎮有沒有被感動過。他說:"節目組有位大哥人很好,節目拍完回到長沙,他說我知道你現在很飢渴,請我去嫖了個娼。我很感動,經常打電話,叫他有空來南昌玩。"

"講句真心話,我覺得去《變形計》的少年都不會改,"施寧傑說,他跟好幾個參加節目的城市主人公都有聯繫,"不是我一個人這麼想。"

廖洪毅是第八季第一期《少年少年》的主人公,他也同意施寧傑的觀點。他因為泡夜店、愛抽菸、花錢大手大腳而被送到山區去變形一個月。與施寧傑不同,他紮紮實實地挑水、生火、做飯、鋤地、丟糞……正兒八經地體驗了全套農村生活,全程哭了4次,節目末尾更是保證以後再也不去夜店了。

但廖洪毅回到家後第一個晚上就去了夜店。他說:"拍完變形之後一個月,心裡還是會覺得農村那兒真的是苦。但是這個點一過,又返回去了,真的又返回去了。你要說我戒掉煙,不抽菸,不去夜店,不玩兒,這是吹牛逼,這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不僅《變形計》裡短短的山村之行無法改變他們,那些更為堅硬的社會規則也頑固地阻止他們改變。

2012年6月,拍完節目後,施寧傑去了北京讀音樂學校,一年後中途退學。為了讓兒子改掉懶散的毛病,媽媽送他去南京軍區當兵。不到一年半,施寧傑提前退伍。

我問施寧傑,變形後3年過去,自己有什麼變化。他說,行為還是非常幼稚,但想法肯定成熟了一點兒。

我問哪個地方成熟了一點兒?

他說,我上《變形計》的時候覺得奧迪 TT 和寶馬不錯,但是到現在我覺得我應該開法拉利和蘭博基尼。這是一個變化。可能這兩個車更適合我一點兒,這是單純的想法。

"但是現在又有改變了,我現在覺得法拉利更好一點兒,雖然蘭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貴一點兒,但我跟我媽講,我說我想買紅色法拉利458,為什麼?法拉,貴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順利。我媽說好,就法拉利,她很信這個東西。"

2015年4月,施寧傑自己寫了個故事大綱,問媽媽要了30萬,從上海請來導演,召集了一些小夥伴,拍起了電影。

電影的名字叫《朋友圈》。施寧傑在戲裡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稱施少爺;廖洪毅則扮演一名官二代,外號廖公子。

電影的主要拍攝地點就在他媽媽那棟酒店裡,看上去這更像一場盛宴。他們在房間裡聯機玩《英雄聯盟》、在酒店的樓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員都抽菸。他們一高興就唱唱歌,跳跳舞。餘下還有時間,就拍電影。

我去的時候正趕上電影殺青。5月25日晚,施寧傑帶著一班小夥伴去 KTV 開慶功宴。這真是我見過的最無憂無慮、不用擔心前途的一班年輕人。喝到微醺時,施寧傑招呼大家玩骰子,"來!左右左右~ 搖動你的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那是一種對命運毫不擔心時的輕鬆嗓音。

施寧傑並不是《變形計》裡唯一想當明星的主人公。有人發現,許多參加《變形計》的城市主人公仍然處於輟學狀態,但大多數人都因為參加節目而有了一條新的出路——當明星。

第九季播出《此間少年》中城市主人公李宏毅,被稱作"《變形計》史上最帥"。開播後,節目獲得8年來最高收視成績,奪取收視冠軍,李宏毅個人的微博粉絲數也從40漲到13萬(現在已突破300萬)。他已經推出了一張單曲,淘寶店的生意也紅紅火火,雖然這些改變和"遠山深處的力量"沒有關係。

幾乎所有城市孩子參加《變形計》後都擁有自己的粉絲。李哲說,"一般都有一百萬。"

"變星"的主人公名單可以列出一長串:楊鍵帆、張祥碩、何權謀、陳佩雯,盛運煌、王晨正、李耐閱等城市孩子簽約了影視公司,還參演了幾部青春系列電影和一些微電影。

李哲說,選擇顏值較高的少年已成為《變形計》的一個趨勢:"很多參加《變形計》的少年抱著想紅的目的,並在參加節目以後利用高漲的影響力牟利,節目也越來越不願意從報名者裡選擇參與者。"

相較之下,農村主人公並不懂得經營自己的名聲。《山呼海喚》的農村主人公阿吉儘管主演了電影《滾拉拉的槍》,還去柏林電影節走了紅毯,但他似乎沒有抓住成名的機會,微博的粉絲不到一千個。2011年,初中畢業的阿吉去深圳打工至今,月薪兩千。面對媒體,阿吉曾說,他不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對於節目拼顏值的趨勢,蔣良感到遺憾。他認為節目更重要的意義是展示現實。

他曾經把施寧傑和女員工打情罵俏的鏡頭剪了10分鐘放進節目,認為這一幕值得社會警醒。結果,在送審時,這10分鐘被剪掉了。蔣良把這個片段留在家裡,作為自己試圖突破的證據。

"這個節目要表現的是現實,但只能給觀眾一個設定好的現實——再怎麼殘酷最後還是有正能量託底的——但現實不是這樣的,那個底託不住。所以問題出現了,現實過於鋒利,節目是這麼淺薄。"

與施寧傑分開幾天後,我見到了王紅林。節目播出後,王紅林得到了"芒果V基金"的援助,一年半來,共獲得五千元資助。這項援助將一直持續到王紅林大學畢業。

我在八仙鎮找到王紅林和大伯在鎮上的租處時,她還沒有放學。那是一個兩間屋的房子,沒有洗手間,廚房搭在陽臺上,樓下是穿流而過的嵐河。屋前是省道,卡車不時開過,對話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王多權笑著喊:"便宜,一年2000 !"

租在這裡是為了方便王紅林讀書。但很難講是王多權在照顧王紅林,還是王紅林在照顧王多權。由於長年臥床,王多權的臀部長了倆碗口大的褥瘡,潰爛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會兒,王紅林放學回家了。和電視裡的她相比,她長高了,皮膚黝黑,胳膊壯實,臉上脫去了一些稚氣。衝我笑了一下後,開始像個陀螺一樣轉了起來,燒水、洗衣服、洗土豆、給大伯上藥。和施寧傑相處一段時間,再去看王紅林的動作,就跟看電影快進一樣。

王紅林笑得不多,並且有著明顯的特點:嘴角上翹,眉頭卻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來,她的生活沒有變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來越一致。

最開始,我以為王紅林碰到了什麼不高興的事兒,後來才明白,在這個家庭,"愁苦"不是一種表情,而是命運烙上去的符號。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臉上輕易找到它,它也漸漸在王紅林的臉上顯現。我總是要提醒自己眼前這個小女孩只有11歲,才能從她那和年齡不稱的愁苦表情中回過神來。

王紅林正要進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而上了電視後,在八仙鎮這個3萬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知道了她的"嬌氣"。聊著聊著,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聲音也小下去,最後只剩下沉默。接著我就看到她的眉頭擰在一起,嘴噘起來。

週末,我跟著她回到她奶奶在山上的老屋,也是施寧傑3年前變形的地方。

那一天天氣很好,可惜房子建在山陰,陽光只能照到院子。"吱呀"推開虛掩的房門,屋子裡飄來一股陰涼的黴味。

簡單招呼我們之後,王紅林開始忙著餵豬、餵狗、餵雞。我在屋子裡轉悠,在她書桌前的牆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跡寫的一串英文單詞——"TFBOYS"。

等她進屋時,我試探性地和她聊起了這個少年組合。在短暫的羞澀掩過後,她的臉上終於出現了11歲小女孩該有的明快,語速漸漸加快,面帶笑容。

我表示我只聽過這個組合一首歌的副歌,並且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她立即說出歌名並馬上唱了起來,"跟著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右手左手慢動作重播。"她唱的時候很歡快。接著,她向我介紹 TFBOYS 的種種事蹟,強調了組合中3位男孩的努力與勤奮。她和班上的同學們排練了《信仰之名》,準備參加學校的活動,但是沒有通過預選。

正當我漸漸放鬆下來時,王紅林像驚醒般停下問,"叔叔,你不會把這些寫進報道里去吧?"

我問她,這有什麼問題嗎?

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態。在短暫的沉默後,她說,"別人會說,你一個農村的,什麼什麼……"她的聲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