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錚丨教育的異化?衡水、廣東和上海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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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由於疫情仍在家中學習的衡水十三中學生看到了這樣一封“深情款款”的信:“疫情在家,也不能放鬆學習!高考只有一次,健康可以重來!我們一定加緊督促學生,衡水十三中絕不辜負各位家長的期望。”

又是一次對於“衡水模式”的熱烈討論。某論壇下有人憤怒留言:“讓校長喝一瓶百草枯吧!看看到底是什麼只有一次,什麼可以重來。”亦有人開始煞有介事地分析為何天子腳下的河北高考卻成為了地獄模式。不少“衡水模式”的擁護者則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反唇相譏。無論贊成或不贊成,“衡水”二字都在中國的當代的教育、高考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全國各大學校爭先效仿的對象,這是無可否認的。

而對其的或臧或否,最終都難免涉及“教育為了什麼”這個最終價值問題。

1、本質·張力

“教育”一詞是英語Education的對譯,其來源是拉丁語Educo“引導、引出”,可見這一行為側重於思維方法的引導,注重學生的自發性和主體性。而教育部對初高中教育則有“立德樹人”的定位,次序優於讓學生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識。可見,

在原本的意義中,教育的本質和“衡水模式”這樣的競爭是無關的,此外更應該尊重學生個體的情感、自發性。至此,反對“衡水”模式的人也許會認為這是對教育本質的背離——學生不過是在為一場考試投入過多的、不必要的精力,只為了把其他人拋在後面。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沒完沒了的軍備競賽,真正又能獲得多少思維能力、學科素養呢?

而贊成它的人則不看重他們真的能從高中的知識中獲得什麼,而是將考試看成世界給他的一次機會。高考也許是他們能遇到的最公平的一次與其他人同臺競技獲得一塊敲門磚的機會,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側重於高考造成的階層流動性。衡水可以——或許也只有衡水可以——讓他們在這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拼殺中搶到一塊好一些的敲門磚。他們等著這塊磚做許多許多的事,代價是會有的,然而和日後的收益相比不值一提。

由此我們發現,這場爭論的核心詞是“競爭”。即使是反對“衡水模式”的人也會承認,學校說出這樣匪夷所思的話根本原因在於高考是一場選拔,是關係到學生前途而總量不足的“機會資本”,當然會引起競爭。對高中教育來說,正是“考個好分數”與“Educo”兩個目標之間的張力引起了種種爭論。“衡水模式”在這個兩難中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甚至不惜犧牲學生的健康乃至個人尊嚴,“Educo”在這種模式下變得毫無價值。這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不過,不如讓我們先看看其他的路,再來討論它的好壞。

2、 “素質”·失語·另有原因?

筆者所在的廣東常常在初高中學生的“比慘”中悄悄“退群”。不僅僅是因為廣東省高考成績、教育水平在全國並不算亮眼,也許更是因為廣東學生確實不覺得自己有多“慘”。廣東省幾乎沒有如河北衡水、湖南長郡雅禮一般力壓群雄的“超級高中”,而是各個城市林立著許多中小規模的學校。他們通常只在本市範圍內招生,全省競爭的情況較少。各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大多執行嚴格的劃區入學制度,而不是其他省份常見的通過考試競爭名校。學科競賽也一直處於不溫不火的狀態,難見“名校”學生扎堆學習奧賽的場景。

首先以筆者所在的珠三角Z市一中為例,市一中為公立普通高中,實力長期全市第一,2018屆約1300名畢業生中重本錄取率近85%,錄取清華、北大兩校十餘人。這並不是一所“貴族學校”——Z市初升高實行指標生制度,市一中70%的學位名額按學生人數分配予各初中,只有30%的名額按考試名次錄取。而Z市也實行12年免費教育政策,所有公立小學、初中、高中一律不收學雜費。

這也不是一所“衡水式”的學校——直至筆者畢業前,高一高二年級仍嚴格實行週末雙休、節假日按法定假日放假。學校也有豐富的社團、學生會活動,每年舉辦“我是冠軍”、“感動一中”兩次大型社團表演晚會,有筆者所在的絃樂團、合唱團、舞蹈社等校方組織或完全由學生組織的活躍社團。筆者曾跟隨絃樂團前往廣東省內其他高中交流,發現這樣的校園氛圍並不鮮見。雖不見得都能舉辦這樣多的學生活動,但競爭壓力不如內陸省份大卻是事實。

如果說珠三角地區的高中已經達到了近乎“素質教育”的程度,並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入學機會的公平,那麼廣東的另一面則是觸目驚心的地域分化。2019年,廣東省高考一本上線率僅為12.9%,居全國倒數第七,是東部沿海省份中最少的,而廣東省共有近70萬人參加高考,競爭不可謂不激烈。而常常被認為壓力較大的河北省這一數據也有19.1%,居全國中等偏上位置。這種詭異的現象或可用廣東各城市的重本率差異解釋:較高的廣深、佛山、珠海等地重本率達30%,接近北京上海水平;而較低的粵東西北地區僅有5%-6%,差異懸殊。

這一數據和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是相吻合的。因此,珠三角地區的“素質教育”可能需要打上一個問號:珠三角的經濟發展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對全省的資源虹吸上的,那麼這“素質教育”也一定程度是建立在非珠地區的失語上的。這也不算是一個很好的結果——可能儘管非珠三角地區競爭激烈,我們也無從知道。這簡直太悲哀了——不僅在於珠三角的學校不願正眼看他們,而且在於他們激烈競爭的結果竟然沒有引起一點波瀾——有經濟的客觀差距,珠三角地區的學校仍然是競爭中的優勝者。

也許有人會猜測:既然非珠地區競爭激烈,那麼他們採用“衡水模式”來和搞“素質教育”的珠三角競爭的可能性相當大——因為許多時候,“衡水模式”的誕生就被歸因為河北省高考錄取總名額相對總人口偏低。但是恰恰相反,“衡水模式”也沒有在非珠三角地區的學校全面鋪開,他們的校園氛圍仍然是與珠三角地區的學校相仿,反而是廣東省幾所新晉的私立高中有了些許衡水的影子。為了獲得一個好名聲,新晉的私立學校往往要在高考先打幾個漂亮仗才能獲得優質的生源,這對他們至關重要。服務於高考的私立學校在廣東並不普遍——廣東原本林立的私立學校大多數服務準備出國留學的學生,並不和高考生構成競爭。因此,我們可能有必要更改一個預設:“衡水模式”的產生並不完全是因為競爭激烈。

3、兩種“內卷”

“衡水模式”以這樣一種刻板的面貌為世人所知:不尊重學生、犧牲健康、壓力大……但拋棄這個以“模式”冠名的詞彙,這是衡水中學生活的全貌嗎?不僅許多畢業於衡水的學生不會贊同,去考察過的老師也不會認為將中學變成一個地獄就是獲得高分的秘籍——這無疑是反人性、反常識的。筆者所在高中也組織過老師前往衡水中學考察,據班主任的轉述,衡水的秘訣在於精確使用時間。他考察的衡水二中擁有一所自己的印刷廠,負責每天印製教師給學生編制的習題,保證不寫無用之題。而學生每天生活中的一分一秒都已經被安排好,無需再想今天需要做哪一項任務——甚至包括休息、吃飯的時間。由此,學生就節省了許多本來會被“浪費”的時間:發呆、閒聊、以及“刷沒有用的題”。

初看之下,這對一部分學生還算合適,至少效率是可以保證的。然而問題也出在效率上:每一所學校都在提升效率,壓縮學生不必要的時間開支,但時間的壓榨是存在極限的。隨著時間的壓縮程度慢慢逼近這個極限,它的邊際效應就不斷減小——如果剛開始每天多投入一小時下個月就能進步二十名,下下個月就只能進步十名,而再下個月就只能原地不動甚至退步了,因為全市、全省也許都開始每天多投入兩小時了。此時,明清小農經濟的場景就在高考中複製了一遍——精耕細作、投入勞力,產出卻無法隨著人口增加而相應增加——高考也發生了“內卷”式的惡性競爭。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上海,這個有充分理由和實力進行“素質教育”的大都市。只不過這裡的競爭時間有所提前:孩子們從五六年級開始上奧數班,甚至有人已經學完了高中的全部課程,而其他的“興趣班”(如果真的有人對它們有興趣的話)也是一樣不能落下,要充分利用週末的時間。這些都是小升初時進行擇校的資本:只有進入了一年學費二三十萬的私立初中,才有進入好高中的可能,如果這一步失敗,則前途渺茫。在這裡,內卷的對象既有時間也有金錢,範圍也從一般的課業擴展到了諸多領域——只要他們是升學時考察的標準。在內卷這一點上,上海並不比衡水更高貴。

4、產業和異化

對高中教育而言,在中國的現實下必然承載了兩方面的功能:人才的培養手段、資源的分配依據。正如開頭所言,這兩個功能本身存在張力:把成績作為更高一級教育資源的分配依據並不是由教育本身生髮出的功能,(如果願意,完全可以根據其他的標準)只能說是一個不算壞也不算很好的方法,它一定程度上可能損害另一個功能的實現,導致低一級教育的異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考試培訓班。

衡水和廣東的對比足以說明,“內卷式”的投入並不是人才培養所必須的(沒有任何人能證明衡水畢業的學生和廣東省高中畢業的學生在大學學術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也否定了這種惡性競爭僅由資源不足導致的說法。而廣東內部、上海與衡水的對比則告訴我們,惡性競爭的強度、發生與否和經濟發展程度沒有必然的聯繫。經濟發育較好、社會出路較多的地方依然可能發生惡性競爭。

筆者傾向認為惡性競爭的發生可能與“教育產業化”有一定的聯繫,即學生的成績是否直接作為學校的業績與其發展直接掛鉤。在這種邏輯下,學生作為學校的“產品”,學校必須將其保質保量地“生產出來”,以學費及聲譽作為資本,擴大規模進行“再生產”。在教育相對產業化的上海(私立初中較多)和一些內陸省份(長沙:長郡、雅禮均成立了教育集團;衡水、毛坦廠的教育產業),產業化學校在崛起的過程中引導眾人效仿,開始了本地的惡性競爭過程,並形成了一大批考試技巧登峰造極的“超級高中”。而廣東地區教育產業化程度並不高:對於非珠地區,優秀教師大量流失往珠三角使其教學質量難以達到產業化的水平,而珠三角地區廣泛推行12年免費教育政策,基本斷絕了教育產業化的可能。

要回答當今中國“教育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我們僅僅能說:應該在培養人才和資源分配兩者中選取適當的平衡點。高高在上談“素質教育”是不現實的,但附加功能對教育的異化同樣值得警惕。在廣東省的高中也逐漸出現產業化趨勢的現在,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特例還能維持多久。但無論如何,異化和內卷都不過是資源分配功能的副產品而不是必然結果。高考作為指揮棒並不意味著全國都應該向衡水看齊,更不意味著衡水模式就是所有高中教育的結局。相反,衡水模式的盛行說明了該地區教育發展中的某個環節出了問題,是應該避免、解決的。如果自願不自願“拼搏付出”的高三學生可以稍微歇一歇,可以分些時間給自己的愛好,哪怕是多睡一會覺,又何樂而不為?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行業研習”,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吳明錚。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