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人好像總是不快樂，學生抱怨作業多，白領抱怨工作累，婦女抱怨家務忙，官員抱怨應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麼，讓中國人一臉愁容？
1. 缺失信仰。
為什麼我們周圍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領救濟，甚至街頭要錢度日卻整天樂樂呵呵？為什麼這麼多華人有些人事事順意，卻仍然鬱鬱寡歡？
說到底是華人的思想意識出了問題。
現在中國人，拋棄了信仰，又沒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駕馭快樂手段，導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選擇了不快樂。
我們每個人的快樂、煩惱和痛苦都不是因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們看問題的觀念和態度。
就像彌爾頓說的：“意識本身可以把地獄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騰成地獄。”
沒有信仰就容易把價值觀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甚至是相互比較上：
仰望別人的成功，感覺自己的卑微；
仰望別人的幸福，慨嘆自己的不幸；
比較別人的得志，憤然自己的失意；
比較別人的快樂，放大自己的苦痛。
2. 愛攀比。
中國人的一生似乎都用來攀比。
孩子從小就被拿來和“別人家孩子”比較，比較成績、能力、拿的獎狀多還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
等畢業出來工作，又被比較工作夠不夠好、薪水優不優厚、福利多不多……
長期置於父母對自己的要求和比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習慣性地養成攀比的習慣：我比不比別人優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別人好......
攀比成習慣，自然不快樂。
別人有了自己沒有，於是要努力去擁有，擁有了如果能快樂固然好，最怕是擁有了之後發現別人又上了新的層次，從而又增煩惱。更別說有些東西是人窮盡一生都沒辦法擁有的。
當人們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別人更幸福時，快樂就要遠離我們了。
3. 對美好的事物不感動。
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
我們可能沒有創造美的能力，但對於大自然創造的美，對於他人創造的美，我們是否去欣賞了呢？
我們似乎總是腳步匆匆，對自然美、藝術美、心靈美、生活美、創造美，我們常常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如果我們能為了欣賞路邊的美麗花朵而停一下匆忙的腳步，因為葉子隨風搖曳飄落的美態而心頭柔軟，看到小孩純真無邪的笑臉而心生喜悅......
那麼，我們能感受到快樂的時刻將會多很多。
4. 不懂得施捨。
宋代張商英說“樂莫樂於好善”，一個懂得付出而不是單單索要的人才會快樂。施捨不是富人的專利。向災區捐贈幾個億是施捨，給陌生人一個微笑也是施捨。
“大嘴美女”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中國區代言人的第三個年頭，過去三年，她先後到過菲律賓、泰國和埃塞俄比亞的難民營。她說：每當我背起揹包，到世界各地，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也感到正能量回到了我身上，做上這份工作，有夢想成真的感覺。”
姚明則說：“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終目的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淨化自己，使自己昇華，到最後，得到幫助的是我自己，讓我感覺到我對這個社會有用。”
5. 單調與規律。
中國人缺少生活的熱情與娛樂，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學生的生活是三點一線，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單調得似乎只有學習和書本。職場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飯和睡覺，寶貴的週末時光僅用來休息也不夠，而難得出去郊遊或娛樂。也許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時間可以遊玩，卻是身體不爭氣，經不起四處出遊、大吃大喝了。
為什麼富士康在短短的時間內會發生多起“跳樓”事件?因為人不是灰色的螞蟻，人生過分的單調和規律會使人失去快樂。
6. 焦慮無處不在。
中國人也無時無刻不出在焦慮之中。
焦慮社會不公、焦慮沒錢沒權、焦慮物價依然飆升、焦慮食品不安全、焦慮子女教育、焦慮環境汙染……
似乎總有焦慮不完的事。但是，只有無憂無慮的人才會快樂。總在憂慮，哪有時間快樂？
7. 壓力太大。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責任總會或多或少地賦予到中國人的身上，形成他們的壓力。中國人面對的壓力非常多，工作的壓力、成家的壓力、撫養子女的壓力、人際交往的壓力等等，而在這些重壓之下，他們忙得幾乎沒有時間去緩解這些壓力，日積月累，這些壓力帶給中國人的不僅僅是不快樂，甚至傷及他們的健康。
8. 不敢堅持做自己。
媽媽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國人被很多人期望著，從而不能堅持做自己。
一個人要成為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夥伴、同事的好搭檔，唯獨不能成為想要的自己，自己總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難真正的快樂。
9. 心靈的封閉。
早在1979年，美國有個學者就寫過一本書《美國人心靈的封閉》，書中說美國人的心靈都關閉起來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美國青年人沒有了遠大的理想，只是熱衷於眼前繁華的物質世界，疲於奔命於瑣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箇中國人是不是也將自己的心靈關閉了呢？
要知道，即使在最窮困、最危險的境地，只要你能打開心靈，也總是可以發現使自己快樂的東西
白巖松：我們焦慮的真正原因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事事“求快”的時代。評論要搶“沙發”，寄信要“特快專遞”，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車選擇高鐵，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是一夜暴富，結婚有的還要現房現車……這似乎就是一個個客觀且真實的現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人們的心頭被一種求快怕慢的焦慮包圍著。
有人問我：“巖松，你是不是也會有焦慮？”其實，焦慮當然會有，尤其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焦慮感更強。現在也會焦慮，但更多的時候會勸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慮，因為我發現焦慮並不起作用，焦慮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卻往往是一個糟糕的結果。
因此，現在依然會焦慮，但慢慢地學會跟自己對話了。比如，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跟別人聊天，腿經常會不由自主地抖動。可能很多人有這個習慣，下意識的。我是這幾年慢慢跟自己對話，現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動了。
其實這是心裡焦慮的一種外在的表現。
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我們現在所感受到的焦慮是進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當中的痛苦。因為我們是在經歷一個很特殊的時代——一個非常低水平的瓶頸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焦慮的背後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這背後更深的背景是我們過去太慢了。
舉個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鄉在內蒙古海拉爾，呼倫貝爾草原，那時候還歸黑龍江管。在我小時候，我能看到的報紙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報紙。因此當很多人問我，白老師你是不是從小就喜歡新聞，我說對我們那兒的人來說沒有“新聞”這個概念，因為我們讀到的報紙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談得上是“新聞”。那時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幾十個小時，而且慢車偏多。沒有電話，要找朋友聚會完全憑運氣。比如你約了幾個朋友在哪兒見面，他要是沒在家，你就得在家門口等著，但是好在那時候人們的生活半徑很小，大多時候都能等得到。
總體來說，我們那時候處在一個低水平的平靜當中，但是改革開放迅速地來了。其實，1978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也在焦慮著傳統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瞭解到一個細節，鄧小平當年去坐新幹線的時候，當時日本人蹲在那兒給他介紹新幹線，鄧小平一直沒有接話，他的思緒已經完全飛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間他說了一句：“我們現在很適合坐這個車。我們太慢了，我們走都不行，我們要跑。”
因此，中國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種低水平的慢開始的。於是有了鄧小平的那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還有啟動中國改革的一個著名的標語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被稱為“深圳速度”。
我曾做過一組節目叫“中國標語批判”，其中第一個就是這個。不是說它有什麼錯，而是它在過去30年是對的，但是這幾年我們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為我們永遠的標語，但是一定要記住，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進步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