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到10年對中美兩國來說，都將是關鍵時期，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的消長，美國對衰落的擔心和中國對崛起的渴望，將成為未來中短期甚至是中長期內塑造世界格局的兩大動力。
因為真正影響今天世界變局的就是兩大因素：一個是美國的可能衰落，一個是中國的可能崛起。之所以要用“可能”二字，是因為中美兩國實際上是處在一個蹺蹺板上，此起彼伏，此起彼落。如果美國能繼續維持霸權，中國的崛起或者說中國的復興將會困難重重。如果美國衰落，中國將會比較順利地登頂。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中國和美國是一對無限期角力的對手，但是現在這種關係和格局已經形成。
這種深刻的憂慮不光美國有，甚至比美國更早的大英帝國，比大英帝國更早的帝國都有。因為所有的帝國對於新興的對手，都是充滿疑慮甚至恐懼的。
大英帝國在20世紀初期之所以最終交出霸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追趕者的擔心。正是由於有這份擔心，所有的老牌帝國都不肯與後來者分享權力，結果為了防患於未然，他們就要對追趕者給予預先性打擊。而所有的追趕者也都不會甘心被老帝國一直壓制下去。
兩種不甘心對頭相撞，最後就導致了戰爭。
先是一次大戰，挑戰者德國打殘了英國，也毀掉了德國自己。20年後，重新崛起的德國又挑起二次大戰，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打完的仗全部打完。二次大戰打出了一個新世紀，所有的新老帝國全都解體，世界被帶進了一個嶄新的格局，即後來的冷戰格局。英國沒有學會分享權力，結果導致權力轉移，轉到美國人手裡。今天美國作為英國遺產最大的繼承者，仍然沒有學會分享權力。
在美國人眼裡，中國是一個追趕者，也是個挑戰者，對美國的霸權是一種威脅。那麼，我們到底是不是威脅呢？我們不承認自己是威脅，而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威脅的動機。但是沒有威脅的動機，並不等於沒有威脅的效果。作為世界工廠，作為“中國製造”平臺，我們對全球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客觀上對美國全球資源配置權力和消費模式已經構成了強烈的衝擊，加深了美國對中國崛起勢必以美國的衰落為代價的擔憂。
在未來的若干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說法，中國的GDP最早到2016年將全面超過美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腳步放緩，這個時間表將可能向後推10年。但這10年，美國既不願意給我們，又沒有把握阻止，這從“空海一體戰”的構想中可以看出。“空海一體戰” 預計，美國與中國發生正面軍事衝突起碼需要10年時間。從2010年“空海一體戰”的正式提出算起到2020年，現在，我們還有5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是我們的戰略機遇期。這個戰略機遇期與前兩次的戰略機遇期將很不相同。
筆者認為，中國30多年的改革發展已經經歷過了兩個戰略機遇期，一個是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到1989年結束，這是中美之間關係最密切的時期，人們習慣稱之為“中美蜜月期”。第二個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這是中美走出“蜜月期”之後經濟互相捆綁的時期，也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2008年之後，美國為擺脫金融危機困境，以鄰為壑，其對外政策一改再改，特別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後，中美關係逐漸冷淡，中國第二個戰略機遇期隨之結束。
現在我們正在一點點塑造第三個戰略機遇期。如烏克蘭危機後，中國抓住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俄羅斯與美國及整個西方關係變得惡化這個機會，獲得了有限的喘息之機。是否可以把這個機會發酵成戰略機遇期，現在看，這種可能性很大。有一些人對於這點持懷疑態度，說我們這麼幹，遲早要上俄羅斯的當，因為俄羅斯不可信。還有人講，俄羅斯是當年佔領中國領土最大的一個帝國，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這是戰略和策略的雙重短視。我們今天跟俄羅斯走近，與中國跟俄羅斯歷史上的糾結、與我們喜不喜歡俄羅斯、俄羅斯可不可以信任都沒什麼關係。我們與俄羅斯的走近是因為今天我們彼此的需要，俄羅斯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俄羅斯。即使今天中國與俄羅斯不可能手拉手，但也必須背靠背。
美國人的生存方式
美國是一個美元霸權國家，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國，如何理解美國的戰略？在筆者看來，理解一個國家戰略最好的門徑是理解一個國家的生存方式。美國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麼，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普世價值觀，美國經濟力量強大、科技創新能力強大、軍事力量強大，還有好萊塢所代表的文化影響力很強大，以為是這些東西構成了美國的生存方式。其實隱藏在這些背後的才是美國真正的生存方式，一種獨特的帝國生存方式——金融生存。
1913年美聯儲正式成立，那時的美元還沒能獲得全球儲幣的地位。1944年7月，在諾曼底登陸後一個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對戰後世界做出符合美國意願的安排，政治安排是聯合國，經濟安排是關貿總協定，金融安排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當時的美國攜二戰勝利雄風，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金融創造力，讓世界臣服於美國。
為什麼美國會有如此豪氣？想想看，那時全世界82%的黃金儲備集中在美國人手裡，整個二戰期間，美國擔當了世界工廠和“戰爭的最後貸款人”雙重角色，生產了上百萬架飛機，數百萬輛汽車，上百萬輛坦克，十萬艘軍艦，光是戰爭結束後一次復員兵力就高達一千萬人。
這樣一種實力，可以說讓全世界的人都望洋興嘆。美國人如願以償地從大英帝國手中接過了全球霸權包括貨幣霸權，這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為了拿到這個夢寐以求的權力，美國人也向世界做出了讓步，這個讓步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承諾，全世界的貨幣鎖定美元，美元鎖定黃金。鎖定的方式是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當時的美國人把2.5萬噸黃金都攥在手裡，這個承諾看上去是像金子般的承諾。
但是20年之後，美國人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拿到真正的貨幣霸權。因為黃金絆住了美國人的腿，黃金成了絆馬索。美元的貨幣發行權受到了黃金的制約，因此美國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多印美元，你要想多印35美元，就要在你的金庫裡多儲備1盎司黃金，可是你手中的黃金畢竟是有限的，既然你要把全世界裝進你所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你就必須承擔起責任，這個責任就是為全世界提供通用貨幣，向全世界輸出美元。
輸出美元意味著黃金的輸出，每35美元的輸出意味著1盎司黃金的流出。不斷輸出美元就需要美國的商貿公司不斷進口各國的產品和資源，這就使美國的資產負債表呈現為逆差。不斷輸出美元，不斷從海外拿回產品和資源，美國的資產負債表就不斷呈現逆差。
呈現逆差就產生了在經濟學上一個很有趣的命題——“特里芬難題”。這是一個叫特里芬的經濟學家發現的問題：由於美國不斷地向外輸出美元，導致了大量逆差產生，逆差得不到糾正的話，就會使全世界對美元產生疑慮：一個處於逆差國家的貨幣，怎麼可能成為強勢貨幣，怎麼可能被信任？問題是如果美國人不向全世界輸出美元，不擔負起結算貨幣的責任，就沒有美元霸權；但是一旦拿到了美元霸權，就要擔負向全世界結算貨幣的責任，同時就必然要承受逆差，而一個不斷產生逆差又不能糾正的國家的貨幣會是強勢並且是可以信任的貨幣嗎？
在“特里芬難題”下，世界上不少國家對美元產生了疑慮。比如說法國總統戴高樂率先對美國發難，他把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找來說：“美國人不是有承諾麼？你手裡有多少美元，就按比例給你兌換成多少黃金，那麼法國現在有多少美元的外匯儲備？”財政部長回答：“我們大概有22～23億美元。”戴高樂說：“把它統統取出來，全部交給美國人，把黃金拿回來。”
結果由於承諾在先，美國人不得不把法國人手裡的美元兌換成了黃金。這就產生了一個示範效應，荷蘭等北歐的一些外匯順差國紛紛表示，要把美元換成黃金。美國人馬上慌了，因為美國人在二戰之後又愚蠢地連打了兩場戰爭：第一場朝鮮戰爭，美國鎩羽而歸，幾乎一無所獲；第二次捲入越南戰爭，這一仗更慘，打掉了8千億美元，損失了上萬架飛機，陣亡了49900名官兵。8千億美元是什麼概念？今天美國GDP是17萬億，8千億不算什麼，但20世紀60年代美國每年的GDP剛剛接近2萬億，8千億美元絕對是天文數字，這8千億的戰爭消耗意味著大量黃金的流失，美國人扛不住了。
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從此，黃金窗口再不能打開，美國人找到了一種更好的獲利方式，在此之前，歷經一戰二戰，美國人迫使英國交出貨幣霸權，都沒有真正摸到“美元帝國”的頂峰，而現在，美國人似乎在不經意間就站到了頂峰上。
美元與黃金脫鉤，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史上第一個金融帝國建立！
美元和黃金脫鉤，等於美元這艘大船把黃金這個大錨摘掉了，一隻沒有錨的巨輪，它會漂向何處？美元背後沒有了黃金還叫美元麼？雖然大家都在懵懂中，美元卻繼續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在全世界使用流通著。
於是，美國政府拿出一筆錢，交給邁克爾·赫德森，讓他研究一下美元和黃金脫鉤究竟會帶來什麼？幾個月之後，邁克爾·赫德森的報告《黃金非貨幣化的影響》出臺：美元與黃金脫鉤，短期來看，對美國有好處，因為這意味著美國人可以隨意印美元了，而且不受黃金的羈絆。但長期來看，這對美國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如果一個國傢俱有了無限印刷貨幣的權力，而完全不考慮它的對應物也就是實物生產的話（貨幣的發行必須對應實物產品，美元當時對應的是黃金，現在與黃金脫鉤了，那它該對應什麼？如果沒有實物對應，那就是濫發貨幣），邁克爾·赫德森的報告本來是對美國政府的提醒和警告，但美國政府官員們拿到這個報告後卻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原來我們單靠印美元就可以過得這麼好！那我們還需要去進行實物生產麼？
事實上，當美國人用美元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向全世界出口之後，也不可能再回到實物生產的狀態了。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人不斷把中低端製造業叫做“垃圾產業”“夕陽產業”，並向全世界轉移的原因。美國人寧可廢掉底特律這個“汽車城”，也要把它的汽車向各國轉產，原因就是當用美元作為出口商品之後，其他產品都不可能給它帶來如此豐厚的回報和利潤，因為沒有什麼產品比美元的印刷成本更低廉。
從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的40年裡，美國GDP飛速增長。從1990年到2008年不過20年時間，美國GDP就已經超過14萬億，比1990年翻了一倍。而現在則已經達到17萬億。這些GDP數字就是美元帶來的。因為美元成本極低。從1美元到100美元，每張紙幣的成本只有5.9美分。美國以如此低廉的成本從全世界獲得利益，它認為只要美國能夠保住美元的霸權，能夠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美元，就可以換回全球的實物財富。事實上，美國人也確實是這麼做的。
美國人在過去20多年裡，究竟用一張張綠紙從中國“拿”走了多少實物財富，或者說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換走了中國多少實物財富，沒有人統計過。
以2009年為例，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約5000億美元，當年美國GDP為15萬億美元。美國的官員和經濟學家宣稱，雖然美國遭遇金融危機，但是離了中國照樣能活得下去。反過來認為是中國人免費搭了美國的順風車。其理由就是，中國對美國的GDP貢獻並不大。
的確，5000億對於15萬億來說確實是個小數字。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基本都是中低端產品，以紡織品、玩具等為主。比如，美國人從中國進口一件襯衣2美元。從中國“拿走”一個芭比娃娃2美元。就是這樣，以無數2美元構成了當年中國對美國出口5000億美元。但這隻意味著美國對中國的GDP“貢獻”了5000億美元，卻不是中國對美國GDP的貢獻。這一年中國對美國的貢獻應該怎樣計算呢？應該計算這5000億對美出口產品在美國的最後銷售價格。美國人以2美元一件進口的襯衣，最後在美國售價為十幾美元到七十幾美元，以2美元進口的芭比娃娃售價25美元。這就意味著中國對美國出口的5000億產品中，都必須乘以5～10倍後才是這批產品為其帶來的最終GDP。
2009年，美國人引以為豪的那些企業，如波音、微軟、蘋果、沃爾瑪以及美國的軍工產業等，為美國一年貢獻不超過5萬億。剩下的GDP，就是靠不斷輸出美元從他國拿到廉價商品（因為定價權在美國手裡，他可以讓你的商品非常廉價，甚至讓你的商品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到美國）。拿到這些商品之後再加價出售，最後就構成了美國那一年的GDP。
美國人說，這不是剝削，也不是掠奪，這是市場經濟。
美國人通過向全世界輸出美元，建立了一個金融殖民帝國。這個帝國不需要佔領別國領土。一些中國的公知為美國辯護，稱美國是個主持正義、主張民主的國家，就因為它從來不佔領別國一寸領土。這從表面上看很有說服力，但用美元佔領別國領土不是一種成本更低廉的佔領麼？廉價到幾乎連統治成本都不用付出。
只要美元在該國流通，只要你掙美元、需要外匯儲備，它就可以通過美元佔領你的國家。它也不用直接掠奪你的資源，但它用幾乎沒有成本的一張綠紙，從你手裡拿走真金白銀的實物財富，這和掠奪有什麼區別？它更不會像老殖民主義者那樣直接逼迫中國人去做苦力，但它把這件事交給郭臺銘的“富士康”去幹，讓他組織中國工人拿最低的工資幹最暴利的活。
喬布斯的一個構想變成產品後每一件可以為蘋果公司帶來2000人民幣的收益，而中國人掙的是血汗錢，消耗的是中國的資源，汙染的是中國的環境，最後只能從每件蘋果產品中拿到200元人民幣，這其中還包括了郭臺銘的利潤。想想看，這個金融帝國從設計到運作多巧妙，巧妙到美國人都不好意思不承認它是帝國，但它的確是帝國，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帝國。
金融戰爭是新形勢下的大國對抗。中國和美國，分別處於地球的對立端，而且處於不同的經濟週期、不同的盛衰週期，兩者的交鋒不可避免。美國是世界舊格局的維護者，中國是世界新格局的開拓者。
美元指數週期律與全球經濟的關係，金融收割機剪羊毛的基本流程
美元是金融帝國最主要的獲利工具，既然是貨幣，就有它的指數週期，有周期就會有弱有強。從1971年8月15號，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指數開始確立，但人們要在很長時間後才會發現美元指數週期律的可怕。可以想像美元掙脫了黃金的束縛，等於獲得了無限印刷貨幣的權利，美國人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也不失時機地印刷了大量美元。
大量美元印出來，向全世界釋放流動性的同時，美元指數開始走低，這一過程如同美國人打開洩洪閘放水，讓全世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於是各國經濟形勢變好，這時，為了讓形勢轉好的全球經濟變成美國人的收益，美國人需要讓全球的資本回到美國，去支持美國的經濟，這時美國人只需做一件事，放下閘門，讓美元的流通量減少。只有讓美元的流通量收窄，美元指數才會重新走強。吸引全球資本去美國追捧其金融資產，對全球經濟產生抽血效應。
40多年來，美國人在每次打開閘門一段時間向全球放水之後，一般都會隨之有一個關下閘門收窄流動性的過程。在開閘放水和關閘收水之間，就出現了美元指數的漲跌，呈現出一個波峰浪谷的美元週期律。
40多年後，日本女子巖本沙弓首先發現了美元指數週期律，每次上漲82個月，然後進入下跌期，連續兩個下跌期，一次下跌65個月。中國有個叫戚燕傑的博士做數學模型研究美元指數，和巖本沙弓發現的美元週期律非常相似。
漲跌之間，一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但這並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所謂“上帝的看不見的手”，而是美國政府，美聯儲的手在操縱這一切，讓美元跌一段時間，向全世界“放水”，待各國經濟由於“灌溉”充足，經濟長勢良好，水漲船高，美國的經濟形勢也會變好，這時再收窄流量，讓原來“灌溉”充足的地方，出現經濟危機。此時，美聯儲就會趁機吹響加息的號角，讓全球的投資人紛紛從危機地區撤出資本，大量資本回到美國。
其實，這時的美國早已經是產業空心化的帝國，大量實體經濟已經轉產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留在美國的主要是些高科技產業和軍工企業，而其經濟主體則是虛擬經濟，所以，全球的資本流回來大部分都進了美國的三市——證券市場、債務市場、期貨市場，給美國帶來又一個大牛市，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徹底變成一張綠紙後，這樣的遊戲讓美國人賺得盆滿缽溢。而每次當美國人賺夠了錢，就會掉過頭來殺個回馬槍，去掃蕩那些由於美元流動性收窄、經濟情況變壞的國家的優質資產，因為經濟變壞，這些國家的許多優質資產大都已經跌到了地板價。
這樣的事美國人已經幹過兩次。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向全世界開閘放水，拉美國家近水樓臺率先受惠，一些國家發展很快，像阿根廷甚至摸到了發達國家的邊緣。但是當美聯儲收緊銀根之後，減少貨幣的供應量，美元指數下跌週期結束，美元開始走強。因為，這時美國需要靠強勢美元吸引資本回流，來支撐美國經濟。
這是美國人第一次玩這個金融魔術，其手法是：開始先放水，接著再收緊，等哪個地方出現麻煩，投資人就會撤資，美聯儲便趁機加息，投資人就會垂涎美債、美股的高回報率而從經濟惡化的國家中撤離出來，到美國追捧美國的債市、股市和期市。但這種情況一般不會自然出現，或者說條件和要素不會“完美”呈現，但假如這個地區出現一次政治或者軍事衝突或者是地區性的危機，則情況就會大不相同，那就會加速資本從這個地方抽逃。
拉美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當拉美金融危機出現以後，資本一開始只是慢慢地撤，並沒有大量的資本回到美國，這時，美國人希望的，就是拉美國家的某位領導人犯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的話，美國將誘使他犯錯誤。
很不幸，這時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中果然有人開始犯錯誤。阿根廷總統加爾鐵裡就不失時機地用自己的錯誤滿足了美國人所需要的條件。作為一個將軍，他建立並領導了軍政府。在阿根廷經濟還好的時候，大家對於軍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收緊，拉美金融危機出現時，阿根廷經濟也開始惡化。
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滿，阿根廷總統加爾鐵裡決定用一次軍事冒險轉嫁危機，以轉移民眾的視線——打一仗。他想到了馬爾維納斯群島，離阿根廷600千米，被英國人統治了數百年，他決定打一仗把它收回來。
不過，他當然懂得，作為拉美國家，做出這麼大的舉動前，應該先摸摸美國人的底，看看美國人什麼態度，於是，他向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徵詢收復馬島的意見。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國在釣魚島、黃巖島問題上對中國表的態一樣，不持立場，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訴加爾鐵裡：“這是你們和英國之間的事情。”加爾鐵裡聽了以後，非常高興，認為這就是美國的態度，於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將軍和七千多官兵一天時間就拿下了馬島。
但加爾鐵裡低估了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的決心，萬萬沒有想到撒切爾會不遠萬里派她的特遣艦隊來收復馬島。更讓他想不到的是，撒切爾在決定打這一仗之前，同里根通電話，要求里根明確表態。里根立刻宣佈放棄中立，站在了英國人一邊，結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戰敗。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導致拉美地區性危機出現，使全世界的投資人認定拉美已處在戰爭中，投資環境惡化，於是資本紛紛從拉美抽逃。從而徹底滿足了資本撤出、迴流美國的必要條件，最終引發了整個拉美的金融危機。這時候美聯儲趁勢吹響加息號角，投資人紛紛從形勢惡化的拉美撤資，去追捧美國國債及美國的金融資產，讓美國人結結實實地大賺了一把，然後美國人再用賺到的錢到哀鴻遍野的拉美去購買優質資產。就這樣，美國人利用美元指數漲跌的週期完成了一次對拉美經濟的洗劫。
有了這一番金融戰的經驗，美國人漸漸在用金融手段打擊對手方面越來越得心應手。1985年9月22日，美國在紐約的廣場飯店，聯合西方5國壓日元升值，日本人對此毫無警惕，以為這就是市場經濟，屬於正常的市場行為，因為日本人不斷出口產品到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順差，美國人希望以此糾正自己的大量逆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日本的財政大臣竹下登就膽氣十足地說：“日元升值？OK，你說升多少？”結果在短短几年內一口氣把25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兌換1美元，日元升值3倍還多，嚴重地打擊了日本的外貿出口。
這時，日本才發現上當了，於是決定化危為機，轉過手來把出口產品變為出口日元，因為日元一升值，變得值錢了，正好用已經升值的日元去購買全球的資產，當時日本人被升值的日元熱昏了頭，甚至叫囂要買下整個美國，比如紐約的標誌——華爾街上的帝國大廈，和美國文化的標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但結果卻是日本人在軍事上敗給美國之後，經濟上也再一次敗給了美國。美國人從讓日元升值開始，見招拆招，一點點刺破了日本的經濟泡沫，直到1990年後，日本經濟泡沫徹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說法，日本經濟失去了10年，接著在本世紀又失去了第二個10年，現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個10年。
1997年，美元指數在經過近10年的弱勢運行後再次開始走強，這回美國把目標瞄向了被亞洲四小龍鬧得風生水起的東南亞，但那時的東南亞沒有爆發馬島戰爭這種可能，那也沒關係，照樣可以讓它發生地區性危機，那就是索羅斯的對沖基金率先衝開的泰國金融的大門，逼使泰銖對美元大幅貶值，由此拉開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很快危機開始在整個亞洲迅速傳導，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從泰國到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賓、日本、韓國，最後一直傳到俄國，整個東亞，唯有中國倖免。中國的倖免不是我們有先見之明，也不是因為我們防護嚴密，而恰恰是因為當時我們資本項目不開放。這個不開放成了防波堤，使我們免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
現在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拉美和亞洲這兩次危機，會發現這兩次危機從路徑到手法都如出一轍，呈現出某種週期性和規律性。換句話說，東南亞金融危機幾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機的重演：也就是一開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數走低，大量的美元在東南亞鋪開，使東南亞經濟欣欣向榮，“四小龍”“四小虎”們由於獲得了充分的美元“灌溉”，長勢良好。
但是好景不長，當東南亞經濟變好後，美國便收窄了美元的供應量，於是美元指數開始上升之後，東南亞經濟隨之捉襟見肘。索羅斯的對沖基金打響金融戰第一槍，阻擊亞洲各國的貨幣，引爆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投資人認定這裡投資環境惡化，紛紛撤資。撤離東南亞，去哪兒？去美國，支持美國的又一輪大牛市，讓美國人再一次大把賺錢，賺夠了，又掉頭返回已經是一片狼藉的亞洲，去低價收購亞洲的優質資產。大家應該記憶猶新的是，韓國大媽們摘下金戒指、金手鐲、金項鍊捐給韓國政府，以便讓韓國政府能夠換得更多的外匯，保住韓國的名牌企業（比如三星、大宇等）不被美國人買走，變成美國人的資產。事實證明，這兩次金融危機美國都是利用美元指數的週期率，完成了對其他國家的洗劫。
只要中國經濟經過這次調整後上揚，就可以吸引國際遊資，而美國這次大選以後，正在拼盡最後一點力氣，美國總有在最高點破位的時候，只要金融戰爭的邏輯不再適用，美股就會出現斷崖式下跌，全世界只有中國經濟能容納那麼大的遊資，中國經濟下一個發力的過程，就是美國經濟衰落的過程！此起彼伏，世界東昇西落，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未來世界發展的方向是多元化和協作化，而不再是貨幣霸權，中國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才是這個世界最好未來規劃，我們這一代人也必將迎來中國最光輝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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