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標準之爭既有公司利益，也有國家利益，但國家利益是一個整體概念，並非單個企業細分技術標準的成敗所決定。狹隘的民族主義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進步，對聯想華為這樣率先全球化的中國企業，有害無益。
期間在各大社交平臺上，不斷冒出“聯想為什麼不給華為投票”、 “聯想站隊高通，導致華為以微弱差距輸了”、“聯想坑同胞”、“聯想賣國”等指責。
在業界看來，涉及5G標準的競爭中，LDPC技術方案，高通佔優；Polar碼方案，華為主導，從最終的投票結果來看，高通在數據信道標準上領先，華為亦在控制信道標準上有重要斬獲。業界高度關注，一場兩年前的技術標準投票為何會引發一場涉及愛國、賣國的爭議，聯想為何激烈應對，當初引發爭議的5G標準投票，到底是一場怎樣的博弈和平衡？
5G標準“投票門”真相
3GPP（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成立於1998年，旨在定義端到端的移動通信系統技術規範和產業標準，是國際上影響最為廣泛的標準化組織。去年12月，3GPP公佈了世界首個5G標準（3GPP Release 15非獨立組網）。
關於此次“5G信道標準投票”，牽涉到3GPP的兩次會議，分別是2016年10月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辦的“3GPP RAN1 86次會議”，以及2016年11月在美國雷諾舉辦的“3GPP RAN1 87次會議”。
5G信道標準分為數據信道和控制信道，控制信道傳輸控制信息，數據信道傳輸數據，控制信道和數據信道可以分別採用不同方案。
從編碼角度，根據碼長可以分為長碼和短碼，短碼較為常用，長碼使用頻次相對低，長碼和短碼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編碼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長短碼都是針對數據信道，在控制信道上無長短碼之分。
角逐5G標準的信道方案主要有三種編碼方案，分別是LDPC、Polar和Turbo。三種方案都是由學術界人士提出的，高通、華為等廠商沿著學術大牛的思路做產業落地。
LDPC碼由MIT的教授 Robert Gallager在1962年提出，是應用時間最長同時也最成熟的的信道編碼方案，LDPC碼在WiFi標準中獲得應用。 高通主推LDPC碼。
Turbo碼由法國科學家C.Berrou和A.Glavieux提出，也有超過20年的應用歷史，Turbo碼在3G和4G標準獲得採納，不過5G標準的主戰場是LDPC和Polar之爭。
Polar碼是由土耳其比爾肯大學教授E. Arikan在2007年提出，Arikan是LDPC碼提出者Robert Gallager的學生。在業界，研究Polar碼的公司不少，但真正全力推動polar碼的公司主要是華為。可以簡單理解為，信道編碼方案的爭論變成了華為主推的Polar碼和高通主推的LDPC碼之間的競爭。
聯想為何反應強烈
5月10日起，知乎等社交媒體開始流傳3GPP 5G標準會議中的投票經過，指責因為“聯想及摩托”在“5G數據信道短碼投票”中支持高通而非華為，導致華為失去了在5G數據信道短碼標準控制權，對聯想的抨擊不斷髮酵擴大。
11日晚九點，華為在新浪官方微博上發聲，證實聯想在5G控制信道編碼中對華為方案投了贊成票，聯想新浪官微隨後轉發華為微博以示澄清與致謝。
柳傳志還透露他與華為創始人兼董事任正非就此事通過電話，任正非對他表示“聯想在5G標準的投票過程中的做法沒有任何問題，並對聯想對華為的支持表示感謝”。
5月16日下午，聯想官方公佈《關於聯想在3GPP 5G信道編碼國際會議上投票的簡要事實經過》，完整回顧了三次投票經歷，
第一次明確向公眾表示該公司在“Polar碼用於數據信道短碼”上投了贊成票。5G標準博弈的是什麼
與其他行業不同，移動通信行業對網絡前後的一致性和設備間切換的便捷性要求極為苛刻，運營商不願意承擔因設備對接不暢而產生的高額維護成本。
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動通信標準，中國一度採取了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歐美7個國家的8大公司幾乎控制了整個全球市場，標準在其他國家手中，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動個人用戶，但中國企業沒有任何主動權，最終結果是技術沒換到，市場也放了出去。
時任3G無線傳輸技術評估協調組組長曹淑敏曾在多個場合呼籲，每一個標準背後，都是一個國家的利益。要改變這種窘況，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掌握標準。
1998年的3G標準徵集是中國角逐國際通信標準的起點。當時，頂著國內諸多關於中國“能否玩得起這個遊戲”的質疑和爭論，1998年1月的香山會議，時任郵電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堅決地拍了“玩”的板。2000年5月，中國提交的TD-SCDMA被國際電信聯盟（ITU）正式確定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
TD-SCDMA這一中國標準的得失，至今仍有諸多爭議，但TD-SCDMA（3G）完成了專利和標準化；TD-LTE（4G）完成了標準的產業化，以及部分產業的國際化。由於有此前3G、4G的積累，才能確保中國在5G標準的國際化上走得更遠。
具體到引發聯想“投票門”所在的5G標準的制定，情況發生了變化。
經歷漫長的2G、3G到4G，業界逐漸意識到，只有全球統一的標準才能最大化行業規模，也才能使整個產業鏈上下游受益於這種規模，降低研發的成本、設備的成本，網絡部署的成本，讓更多人可以用得起網絡。
也就是說，在5G這個節點上，無論是主導標準細節的3GPP還是最終決定標準的ITU，目標都是將5G標準打造為全球首個全球統一制式的通信標準，單個公司，單個國家，或是單個國家聯盟主導通信行業的歷史將被改寫。
這也是全球通信行業從“煙囪式”創新更迭到“平臺式”創新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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