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兩朝合起來有600多年，堪稱我國古代卓有建樹的重要時期，經濟發展也達到相當高度，從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市場中也能見其大概。
唐代長安外郭城內，皇城左右有東、西二市，每市皆方六百步——我國古代舊制一步為5尺，唐代的1尺約等於現在的31釐米——也就是說，東、西兩市的長度都接近1公里，這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商圈，市面上商鋪眾多，據文獻記載共有二百二十種行當，“邸肆千數”。到了天寶八年（749年）又增設了南、北市。這種商業模式被稱為坊市制度。坊市制度下，京城的每條商業街不僅建有2至4個坊門，而且還設有鐘樓，上面架著鼓，早晚由專人適時敲響“以警昏曉”，起著通知關閉、開啟商業街坊門的作用。坊門入夜關閉，直到早晨五更三籌（天亮）再打開，恢復街道貿易，在坊門打開前都屬於夜禁時間，大街上禁止通行，並停止一切活動，違者就是“犯夜”，要處罰，除非有特殊原因，“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唐律疏義》）長安東、西開市時，商賈雲集，熙熙攘攘，買什麼的都有，即便什麼也不買，中外富商、京城闊少們還可以吆五喝六地到胡姬酒店裡喝酒尋歡。
唐朝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與世界各地的交流非常廣泛，這也充分反映在了市面上，西域的、海外的好東西，吃穿用玩，在唐朝長安市面上都能購買到。要說一說的是，西域胡商不僅有在長安城裡販賣奇珍異寶的，也有做一些小買賣的，這在唐人小說中頗多事例。《任氏傳》記載，長安市面上有胡人開店鋪賣胡餅，“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餅類是唐朝人的主要食物之一，無論貴賤貧富都愛吃餅，這胡人賣的餅自然是“胡餅”。胡餅什麼樣？胡餅有點像我們現在吃的芝麻燒餅，但又不完全是，胡餅中間還夾著肉餡，味道更加酥香。《太平廣記》中描述“胡餅如（鬥）笠”，可見，唐代胡餅比如今的燒餅要大很多。量大營養好，在長安市面上，胡餅很受歡迎。
唐代，與管理規範嚴格的坊市同時存在的，還有一種“草市”——言下之意如同“草”一樣隨地開辦的市場，“草根”一詞是早有淵源的。一般來說，唐代“草市”在城市的城門以外，或者城郭附近，開展定期貿易。隨著時間推移，商業逐漸繁榮，草市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固定的店鋪，久而久之，形成了新的民間商業街，但形式比坊市靈活，於是“草市”就升為“鎮市”。與“草市”相比而言，“鎮市”的市場形式更加穩定，而且更有規模。
唐代對市場的管理很規範，有專門管理市場的官吏，長安、洛陽“兩京諸市，置（市）令一人，從六品上；（市）丞二人，正八品上”，在這些朝廷命官之下，還有錄事、史、典事、掌固等官吏，協助市令、市丞對所轄市場的貨物質量、價格、真假和器物度量的精確與否，以及收稅、財貨交易等等，進行全面嚴格管理。商業市場切近民生，所以唐代從中央到地方都設專職官吏管理大大小小的市場，這也對唐代商業的發展繁榮起到積極作用。
唐代的市場管理人員面對基層，手握實權，在監督制度不甚完善之時，難免會有市官在市場中坐大的現象。唐朝的《朝野僉載》中講了這麼個小故事：唐代有個管理長安西市的官吏叫魏伶，一邊工作一邊忙著玩鳥。他有一隻赤嘴鳥，這鳥被他馴化得極其機靈，常常在西市中飛來飛去，或是站在店鋪前，或是歇在人身上，嘰嘰喳喳地直叫喚，彷彿是在向人討要什麼東西。一天，有人用一枚銅錢逗它，它竟然用嘴銜著錢飛送給主人去。久而久之，長安西市的商家都知道這隻赤嘴鳥是西市丞的寶貝疙瘩，被稱為“魏丞鳥”，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它飛來了，商人們都會給它嘴裡放一文錢，這樣一來，魏伶能“日收數百（錢）”。這個管理市場的官吏在自己轄區變相斂錢受到大家的諷刺和不屑。
到了宋代，雖然疆域較之唐朝縮減了，但是商業卻更加繁榮，坊市制度不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坊市格局被打破，在政府的默許下，街上隨處都可以開店設鋪，商鋪越開越多，有的還要擴大營業，由於京城地狹人眾，所以商家想著法子佔道經營，擋也擋不住，所以到了北宋後期，官府幹脆就對佔道經營的商家徵收“侵街房廊錢”了。同時，宋代在市場管理上，也有了歷史性突破，唐代的坊市管理模式基本廢除，雖然宋代也有管理市場的市官，但是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為帝國收稅，而商業行會在宋代商業中成為重要角色。行會對內作用涉及組織貨源、分配貨物和貨幣，對外而言，商業行會在經營上排斥非行戶的競爭，以保護和壟斷各行利益，同時，行會也配合政府對商戶的控制。
宋代大城市的市場繁榮景象，我們可以從北宋風俗畫《清明上河圖》中領略一二。據相關文獻記載，北宋的首都東京市面上有高檔酒樓72處，特色飯店更是不計其數，有南食店、北食店、川飯店、胡餅店、素茶店、素菜店等等。此外，在肉食鋪、水產店、果品店裡，也是南北特產兼有，琳琅滿目。再說，南宋朝廷雖然偏安一隅，但是其首都臨安，有“菜市、花市……鮮魚行、布行……花團、青果團……”，各行各業有四百十四行，商業活躍情形絕不啻於宋朝初年。
宋代的各個州縣，有鎮市，還有廣泛散佈鄉間的墟市，這“墟市”與唐朝的“草市”類似，兩天一集會，也有的約定為“三數日一次市會”，實際上，集市的間隔時間長短，反映了這個地區經濟發展、貿易交換能力的強弱，是動態化的。南宋名臣范成大於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從蘇州到廣西靜江府去赴任，路經五個省區，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墟市，如在湖南的衡山縣，他就發現很多鄉村墟市中貨物很充盈，“江、浙、川、廣，眾貨所聚”，買賣頻繁，百姓貿易購物很方便。同時，宋代還有各種專業性強的集市，如汴京城裡專為僧尼服務的大相國寺附近每月開五次的定期市，成都府的藥市，各州縣的蠶市以及進行商品交易的廟會等。這些不同層面、不同規模和靈活多樣的市場，使得宋代的商業貿易網非常發達。
最後要說一說，宋代市場上，有人專門收集整理城市各個大市場和小市場的商品價格、商業合同、放貸利息、特許經營信息等，將這些信息提供給有需要的商家或是客戶，同時在市場上為買賣雙方說和、介紹交易，做交易的中間人，而從中獲取佣金。這些人被稱為“牙儈”或者“牙人”“牙商”等，類似於現在的商業經紀人，雖然這種職業早在漢代就有了，但是在宋代市場中他們起的作用更大。（來源丨看歷史）
閱讀更多 讀者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