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7日，英國大提琴家杜普雷（左，1945~1987）和指揮家、鋼琴家巴倫博伊姆
文/李夢
謎一樣的杜普雷
《她比煙花寂寞》在1998年的聖誕節期間上映，口碑及票房皆佳，不單收穫奧斯卡金像獎以及威尼斯電影節眾多提名，該片導演阿南德·塔克與女主角艾米麗·華森亦各自獲得英國獨立電影獎最佳導演及最佳女主角等獎項。可是，這一自詡“揭開杜普雷隱秘人生”的傳記電影卻招來音樂家友人及眾多古典樂壇同行的一致指責。
不過，當眾多老友齊齊出面維護杜普雷聲譽的時候，與杜普雷相伴半生的前夫、知名指揮家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卻緘口不言。這位以色列音樂家在愛妻患上多發性硬化症後避走法國另組家庭，多年來一直不曾被熱愛杜普雷的樂迷原諒，也一直揹負著叛離愛情的、自私利己的罵名。直到電影上映六年後的2004年，巴倫博伊姆在某次倫敦音樂會前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訪問，終於談起那些雖已遠去卻從未被人遺忘的往事。
“我不想傷害她，我想好好照看她，但是，我也得生活下去。”巴倫博伊姆接受訪問的時候，一直在抽雪茄，“後來，我去了巴黎工作，在那裡，我遇見艾琳娜（巴倫博伊姆的現任太太、俄羅斯鋼琴家巴什基洛娃），事情就這樣一件接一件地發生了。”
巴倫博伊姆與巴什基洛娃同居、結婚，生了兩個兒子。他的第一個兒子在巴黎出生的時候，遠在倫敦的杜普雷正飽受疾病折磨，無法登臺表演，無法練琴，無法行走，甚至連吞嚥都越來越困難。巴倫博伊姆依然寄錢給她，為她請了一位24小時的全天候看護，只是，回去看望她的次數越來越少。杜普雷的家人在她患病後，也並不曾悉心照料她，她的母親甚至將女兒患上怪病的禍端，歸結於她背棄基督教而嫁給了一位猶太人。
可想而知，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杜普雷該有多孤單。對於那些慕名前來拜訪探望的音樂家或樂迷，她甚至一上來便問：“你願意和我做愛嗎？”有人記得，那些年的她時常坐在窗邊，要麼望著窗外的天空發呆，要麼自言自語：“為什麼我會遇見這樣的事？”說著說著便垂下頭，整個房間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沒人知道“為什麼”，不是嗎？雖說杜普雷離開人世已經整整30年，但她那傳奇且多舛的一生，至今仍是人們談論不息的話題。我們愛杜普雷，愛她的奔放與自在，愛她演奏時滿溢的熱情，卻總也讀不懂她。我們無從知曉，舞臺上、鎂光燈下才華橫溢的天才音樂家，朋友眼裡充滿活力、幽默且友善的英國女孩，丈夫心目中志同道合的愛侶與絕佳的音樂拍檔，或是家人記憶裡瘋癲另類、舉止乖張的控制狂，究竟哪個才是真實的她。
或許，她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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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簡直是為大提琴而生”
杜普雷先是在當地的音樂學院就讀，舉家遷往倫敦之後，她拜在大提琴名師普利斯（William Pleeth）名下學習。雖說杜普雷後來也曾隨著名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以及卡薩爾斯等人習琴，但普利斯是她唯一承認的導師。對於這個單純倔強、行事大大咧咧的少女，普利斯以極大的善意包容她，耐心地糾正她運弓或分句上的任何一處小失誤，因此，即便像杜普雷這樣素來不把所謂的權威放在眼裡的天才少女，也親切地稱他為“大提琴爸爸”。
在普利斯的指導下，杜普雷的天分很快引來關注，她的音樂悟性與表現力總是那麼強，以至於大提琴對於她來說，從來不僅僅是一件樂器，而是她表達自己、與這個世界交流的通途，甚至有人說，她手上那把史特拉第瓦里名琴“大衛朵夫”的琴身，就如同她的胸腔。而著名作曲家勳伯格聽過22歲的杜普雷演奏後，不無驚歎地讚美道：“她簡直是為大提琴而生。”
1964年10月15日，杜普雷與鋼琴家畢肖普·科瓦塞維奇一起排練
像很多音樂神童一樣，杜普雷十幾歲的時候，已然在倫敦眾多知名音樂廳登臺表演。1961年，她16歲，以勃拉姆斯和亨德爾等著名作曲家的大提琴奏鳴曲，完成威格摩爾音樂廳的首演；翌年，在泰晤士河畔的皇家節日音樂廳，她與BBC交響樂團以及猶太裔指揮家施瓦茲合作，演奏英國作曲家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
彼時的杜普雷或許想不到，那是她與這首大提琴作品一生緣分的起點。之後的十幾年裡，她將這首作品從被遺忘的狀態中打撈起來，而這首沉鬱闊大的四樂章協奏曲也為她贏得眾多讚譽，幫助她收穫愛情與友情，也令到她成為20世紀後半葉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古典樂壇明星。
杜普雷曾經不止一次地公開提到她並不十分喜歡埃爾加這首作品，因為“聽上去太悲傷了”。的確，埃爾加創作這首作品的時候，他的人生乃至當時整個的英國社會，都處在一重低落且傷感的氛圍中。這首協奏曲寫於1919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國雖為勝利方，卻國力大損，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被紐約取代，“日不落帝國”的稱號也名存實亡。當埃爾加那年夏天在蘇塞克斯郊區的小木屋中閉門創作的時候，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腦海中亦不時迴盪戰時英吉利海峽的槍炮聲響。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埃爾加，本希望憑藉這首作品重新找回創作上的自信，不想，傾注眾多心血完成的作品竟然首演失利，與他創作於“一戰”前的第一交響曲形成鮮明反差。那部交響曲於1908年冬天在曼徹斯特首演時大獲成功，短短一年內重演達100場之多，而這首大提琴協奏曲1919年在倫敦首演後，整整一年無人問津。若不是60年代初，杜普雷發現了這首傑作，公開演奏並灌錄唱片，今天的人們恐怕只知埃爾加的《威風凜凜進行曲》和《謎語變奏曲》，而無緣欣賞到這部寥落低迴的“秋日悲歌”。
其實，如果我們將這作品中蒼涼哀傷、欲言又止的情緒與杜普雷跌宕的人生經歷對照來看，可以找到不少相似之處。旋律中光與暗、直白與曖昧之間的張力，與杜普雷時而張揚、時而內斂陰沉的性情兩相呼應。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大提琴家本人並不喜歡這作品，卻每每能在演奏之時，觸及它的精髓。
杜普雷16歲登臺，28歲因患上硬化症四肢無力而不得不告別舞臺。這短短十數年的演奏生涯中，她的舒曼與德沃夏克大提琴協奏曲都為人稱道，她的貝多芬與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鳴曲也常聽常新，而這些，都不及她的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讓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種天然的、近乎命中註定的關聯。其他的演奏家，要麼用力過猛，要麼過於中正甚至寡淡，每每難以將此曲中難以抑制的哀傷恰切傳遞出來。在1980年導演紐彭（Christopher Nupen）與杜普雷的一場訪談中，他曾問她如何看待這首作品，杜普雷說：“我曾經很喜歡它。”
“為什麼說‘曾經喜歡’？”紐彭追問。
“因為我現在再也無法演奏它了。”說這話的時候，36歲的大提琴家坐在輪椅上，臉上掛著讓人捉摸不透的微笑。那時的她，獨居倫敦，以教學為生，已整整七年不曾拿起琴弓演奏任何作品了。
杜普雷雖說曾與眾多著名樂團和指揮家合作演出埃爾加此曲並灌錄唱片，我卻獨愛她與丈夫巴倫博伊姆1967年的那一次合作演出。當一次次地重溫50年前那場音樂會的歷史錄像時，我不住地感慨獨奏者與指揮之間的默契配合。那是十足瞭解與信任之後形成的默契，無需言語，只消一兩處目光對視，便能明白彼此心意。
倫敦交響樂團在巴倫博伊姆執棒下，亦張弛有度，將旋律中微妙的、靈光乍現的段落詮釋得恰到好處。與如今的舞臺排布不同，當年獨奏的大提琴家坐在舞臺中央，而樂團一眾樂手圍在她四周，因而不論從視覺抑或聽覺上，杜普雷都是舞臺上絕對的焦點。她自在不拘束的肢體語言，她演奏慢板樂章時的忘我投入，以及奏畢激越尾聲時起身與巴倫博伊姆握手相擁時的開懷大笑，都引人感動甚至淚目，而這場音樂會舉辦的那一年，正是杜普雷與巴倫博伊姆熱戀新婚時。
這一場愛情
兩人的初遇戲劇性十足。1966年的某個晚上，20歲的杜普雷正在傅聰位於倫敦的家中與友人閒聊。忽然，一個膚色黝黑的小個子男人闖進來，他就是年僅22歲的巴倫博伊姆。
見面時，兩人並未像初次相逢的男女那樣說一些“晚上好”，又或是討論天氣之類的客套話，而是坐下來合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大提琴奏鳴曲。第二天一早，杜普雷打電話給姐姐希拉里，抑制不住興奮地對她說：“我戀愛了，我戀愛了。”
很快地，兩人墜入愛河，並於第二年的夏天在耶路撒冷成婚。因夫婦雙方的宗教信仰不同（杜普雷生於基督教家庭，而巴倫博伊姆篤信猶太教），杜普雷為了嫁給心愛的男人，不惜轉而信仰猶太教，甚至因此得罪了自己的母親。不過，水瓶座的杜普雷生來特立獨行，不愛走尋常路，一旦自己認定的事情，便頭也不回地迎向前去，不論對待音樂，還是對待愛情。
在姐姐希拉里眼中，杜普雷與巴倫博伊姆的性格截然不同：妹妹生長在英國鄉間，不喜歡在社交場合拋頭露面，更願意過恬淡的、與世無爭的生活，頻繁的演出每每讓她緊張慌亂、無所適從；而巴倫博伊姆不同。這個來自以色列的音樂家野心勃勃，他享受甚至嚮往世界各地的音樂廳中的歡呼及掌聲，嚮往與知名樂團合作，渴望成功。
新婚初始，夫婦二人的分歧還不明顯，仍沉浸在熱戀的喜悅中。兩人曾在1969年一同接受英國《衛報》訪問，鏡頭前的這對夫婦，兩相依偎，笑容燦爛。當時，杜普雷和巴倫博伊姆住在倫敦貝斯沃特區的一間公寓中。公寓很小，小到兩個人無法一同練習，每當丈夫或妻子練琴的時候，另一人就得躲到臥室或是洗手間去。即便如此，那幾年的日子，卻是這一場愛情最溫情可人的時刻。
1973年杜普雷患病離開舞臺前，他們二人時常相伴演出，當時有人甚至將這一對與舒曼、克拉拉相比。有一段當年的錄像，在網上流傳頗廣，只有短短三分鐘，卻足以讓旁人體會到熱戀中兩人互為彼此的默契。那是一次排練前，杜普雷坐在鋼琴前演奏一首小品，巴倫博伊姆坐在一旁望著妻子，眼神中有寵溺，也不乏欣賞與讚美的意味。排練開始後，兩人練習的正是那首定情曲——勃拉姆斯第二大提琴奏鳴曲第一樂章。杜普雷長裙長髮，奏至熱烈處身體忍不住顫抖起來，而奏至高昂段落，則忍不住亮出她招牌式的露齒大笑。
像她這樣真正的、發自內心熱愛音樂的演奏家，從來不會輕視任何一次排練或哪怕是普通的練習。對她而言，每一次與大提琴的交逢，都需用盡心力，不能有半點馬虎或敷衍，無怪大提琴家史塔克（Janos Starker）曾不無憐惜地說：“杜普雷天資卓著，音色優美，可是在演奏中傾注了太多熱情，這實在會累垮她。”
史塔克一語成讖。70年代初，杜普雷時常感覺手腳麻木，四肢不聽使喚。巴倫博伊姆陪伴她四處求醫，可受限於當時的醫術，醫生根本無法為杜普雷的病情下定論。在那四處奔走的兩三年裡，事業正處於上升階段的巴倫博伊姆一方面要應對世界各地樂團的頻繁邀約，另一方面還要照料病妻，體諒她不時失控的情緒。1973年，一場紐約音樂會之前，杜普雷發現自己竟然連大提琴的琴蓋也無法打開了。
“你知道傑姬（巴倫博伊姆對杜普雷的愛稱）為什麼放棄演奏嗎？不單隻因為她的手總是不由自主地抖動，還以為她已經無法感知琴弓的重量了。五克與五公斤，對那個時候的她來說，幾乎沒有區別。”多年後某次接受訪問的時候，巴倫博伊姆如是說。誠如耳朵對於作曲家而言十足重要，雙手對於演奏者的意義不言自明。曾經，盛年的貝多芬因為聽力受損而寫下遺囑試圖自殺，而28歲的杜普雷，這位同樣命途多舛的音樂天才，也不得不放下孤高與倔強，臣服於命運的安排。
1973年，杜普雷最後一次登臺演出，地點選擇倫敦，由老朋友祖賓梅塔擔任指揮，演出那首她再熟悉不過的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我不知道臺上的指揮家、獨奏家以及樂團眾人各自懷著怎樣的心情，但在我看來，那真稱得上是一個時代的落幕。直到今天，40多年過去，我們絕少在舞臺上見到杜普雷那樣熱烈的、全然忘我的演奏，見不到她招牌式的露齒大笑，也再無機會親耳聆聽那樣奔放恣意的樂音了。
“如果我從此不再拉琴，你還會愛我嗎”
杜普雷患病之後，夫婦二人漸行漸遠，或許因為妻子越來越古怪乖張的脾氣，又或許因為丈夫忙於發展事業而對這段感情漸漸失去信心及耐心。待1975年巴倫博伊姆獲邀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總監後，他更是乾脆離開英國，搬去法國居住，起初還抽空隔週回家探望妻子，時間久了，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直到在巴黎有了新家。
我不願像很多人那樣指責巴倫博伊姆背棄了杜普雷，因為在我看來，這段關係中的丈夫與妻子，他們更愛的不是彼此，而是音樂。20年前的電影《她比煙花寂寞》固然被人詬病，但片中有一處細節，頗值得細細體味。某天，杜普雷問丈夫：“如果我從此不再拉琴，你還會愛我嗎？”電影中的丈夫想也不想便答道：“如果不再拉琴，那你就不再是你了。”
片中的丈夫說得沒錯，如果不再拉琴，那麼杜普雷便不再是杜普雷，只是一個英國鄉間長大的平凡女子，行事大咧咧的，不太會打扮自己，頭髮也總是亂蓬蓬的。音樂家巴倫博伊姆不會愛上這樣的杜普雷，因為他渴望的愛情是志同道合的，是惺惺相惜的。他渴望與自己的妻子一同登臺演奏，渴望偉大的曲目在他們的詮釋下，成為難以取替的永恆。這也是為什麼多年後巴倫博伊姆回憶起前妻，一直強調的不是兩人朝夕相處的溫情點滴，而是她無與倫比的天賦與才華，是他與她一起演奏時難以言說的熨帖和喜悅。
“我很喜歡和她一起演奏，我們互為補充，彼此成全。”巴倫博伊姆這樣說。
“誰知道呢，說不定某天早上起來，我發現自己又可以如常演奏了。”
正因為懷著希望，所以才不斷失望。餘下的十幾年生命裡，杜普雷再也沒能像她渴望的那樣重新登臺，與丈夫合作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或是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鳴曲，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丈夫事業發展一路向好，獲得源源不絕的掌聲與讚美，而這些，原本也同樣屬於她。
當丈夫如以往一般，在世界各處表演而漸漸冷落她的時候，杜普雷深陷絕望的漩渦中，並不僅僅因為無法與愛人一同分享名聲與歡愉，還因為離開大提琴、離開舞臺的時候，她再難找到依託與支撐，也丟失了讓人們喜歡她、欣賞她的信心。巴倫博伊姆曾抱怨前妻患病後，對他事業的發展不聞不問，殊不知，“音樂”二字對於那時候的杜普雷來說，幾乎是不可觸碰的死角。她固然可以在紐彭的鏡頭面前，雲淡風輕地說出“音樂仍然活在我的頭腦中”這樣的話，但誰又能理解這位音樂天才那些年獨居倫敦時曾經歷的掙扎呢？
每每讀到杜普雷的故事，我總會想到另一位天才音樂家古爾德。那位加拿大鋼琴家與這位英國大提琴家一樣，古怪、驕傲而敏感，渴望被愛被關注，卻總是不太懂得如何愛人。他們一直活在自己編織的夢境中，謎一般的，外人看不透也參不破。偶爾，他們自以為遇見三兩同道，想將他們拖入自己的夢境中，卻只是徒勞。
還記得《衛報》1969年那篇訪問的標題嗎？“與音樂成婚”（Married to Music）。如今看來，這幾乎是寫給巴倫博伊姆與杜普雷愛情故事的一則無比精確的預言，而這樣一場因音樂而起、又因音樂而終的燦爛愛情，真正應了20年前那電影的名字，如煙花般瞬時炫美，卻註定消散在恆久的孤寂中。
〔參考書目：《埃爾加其人其樂》（Elgar and His Music: An Appreciative Study），約翰·波爾特著；《家中的天才》（A Genius in the Family），皮爾斯·杜普雷、希拉里·杜普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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