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多
全文即將刊登於《新知》2016年2月刊
莫扎特
歌劇是莫扎特最鍾愛的音樂形式，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歌劇作曲家，時時尋找創作歌劇的機會，但這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須有劇院出資委任）。第一部歌劇《阿波羅與雅辛託斯》（Apollo et Hyacinthus）作於11歲那年，而14歲時所作的《本都王米特里達提》（Mitridate，Rè di Ponto）當年即在米蘭大獲成功，連續上演了22場。但之後境遇不佳，除了十幾歲旅居意大利時的幾部歌劇外，儘管莫扎特一直努力尋找主顧並屢屢嘗試創作，無奈委任者寥寥。屈居薩爾茨堡的時日自不待言，薩城偏居一隅，文化上不可與國際大都市抗衡，大主教又力求節儉，只有1780年夏來自慕尼黑的委任《克里特王伊多梅紐斯》(Idomeneo，Rè di Creta)是比較重要的作品。此後在維也納雖然初到就創作了《後宮誘逃》並大獲成功，但莫扎特的注意力很快被創作鋼琴協奏曲和舉辦個人音樂會所佔據，歌劇院亦未想繼續委任於他，直到其獨奏會的收益大幅度下降，而天造地設的腳本作者達•龐特出現，機會才最終來臨。
對歌劇形式的鐘情也許顯現了莫扎特最本質的性情——他是一個戲中人，易於入戲，又熱衷於戲劇性的變化。而這些啟蒙時代的喜劇，無論在劇情還是精神上也都與莫扎特的生活相合：《費加羅的婚禮》、《女人心》、《唐•璜》，對生活的磨難付之一笑，終究都要恢復秩序，卻總又無法恢復得圓滿。純真已經喪失了，而人必須面對生活的複雜與殘酷。莫扎特性格中柔軟的那面令他不能決絕，不能放棄世俗的生活方式而公然與社會對抗，於是他不得不尋求妥協與和解。這解決的辦法既智慧卻又幾近懦弱，而懦弱與智慧的邊界也並不清晰。
在這些歌劇中，矛盾的最終解決（大團圓結尾）經常是結婚：未婚妻與未婚夫結婚，而已婚的則找回原配。《費加羅的婚禮》中，蘇珊娜和費加羅結婚了，費加羅的親生父母結婚了，伯爵回到羅西娜身邊。《唐•璜》中，安娜和奧塔維奧將在安娜的服喪期結束後完婚，新婚的採琳娜和瑪賽託則手拉著手回家。但在《女人心》（Così fan tutte）中，兩對原先各自經歷了不忠的戀人雖又找回了原配，卻是在“換夫結婚未遂”的現場劇終，結局團圓得不那麼幹脆：未婚妻們各自懺悔重表忠心，未婚夫們表示原諒。他們會結婚嗎？多半會的。未婚夫們唱道：“能看到生活光明一面的人是幸福的，他們經受考驗時總受理性指引，能笑對令別人痛哭的事，平靜度過風暴。”理性指引——莫扎特不愧是啟蒙精神之子，但這卻是出於對飄忽不定的情感無奈而生的權宜之計。
“Così fan tutte”（女人都這樣），可男人不也一樣地水性楊花？事實上，看似荒謬的情節與莫扎特本人的生活經歷不無暗合。和他歌劇中的主人公一樣，莫扎特一生都在尋求和解：和父親、和姐姐、和妻子。也恰如其音樂所活靈活現描繪的人物，他與家庭的很多衝突都由人性本身的弱點造成，幾乎無法避免。譬如人性的多變喜新厭舊給忠誠造成的困難：莫扎特深愛自己的妻子康斯坦澤，可這也一點沒阻止他搞點外遇。除了時不時和女學生調調情、與初戀情人、康斯坦澤的姐姐阿洛依西婭長期曖昧外，在寫作和排演《魔笛》的時期，他與希肯內德（Emanuel Schikaneder）劇團演員們花天酒地的荒唐行為幾乎滿城皆知。此外還有更為認真的出軌。1789年，他撇下身懷六甲的妻子，獨自北上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名義上是尋求新主顧、打開未來市場，事實上是去會情人女高音杜賽剋夫人（Josepha Duschek）。當然一切都瞞著妻子，可康斯坦澤並不是傻子，信件的疏略和行程的詭異引起了懷疑，其中莫扎特從四月中到五月中整整一個月未著一字，而此前兩人通信不斷，她一氣之下病倒了。儘管莫扎特此後百般辯解，（他始終沒有坦白實情），但信任已經喪失，曾經的親密無間不在了。《女人心》裡多拉貝拉（Dorabella） 和菲奧迪麗姬（Fiordiligi）本想著僅調調情也無妨，可人卻是不可試探的，試探令人陷入深淵。此前兩年的事業阻滯和入不敷出曾讓莫扎特陷入低沉期，或許他幻想在新鮮的熱情裡短暫地避難，可桃源夢境總不長久，最終還是得回來應付現實，而且是比逃離前更亂的攤子。原本甜蜜的夫妻關係被傷害了，生活怎麼繼續呢？
北上柏林的旅途在1789年四到六月間，《女人心》的創作緊接其後，完成於該年年底。也許在這部歌劇中，他也試圖為自己生活的爛攤子尋找解決。腳本雖然是達•龐特的，戲劇衝突演化的心理進程卻由作曲家控制著，誘惑、背叛、原諒與和解，怎樣在短時間內發生——在生活中是兩個月，在腳本中是一天，在劇場裡是幾小時——神秘的鑰匙掌握在跌宕的音樂手裡。鬼迷心竅的出軌與懊悔和原諒的詠歎調都那麼溫柔優美，後者還藏著深深的嘆息，讓人無法不相信二者都是真誠的，且只能如此。
也許歌劇中反覆出現的結婚解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莫扎特本人對婚姻的渴望，對於他，婚姻象徵著一種超拔（他自己的婚姻就曾是他掙脫父權的成人禮）、一種信仰之躍。然而啟蒙精神下長大的莫扎特的信仰已失卻了中古時代的絕對性，那一躍總躍得不夠高，不小心就被人性拽回了人間。在婚姻中含有希望，可也有希望的破滅，兩者似乎都不可避免。背叛幾乎總會發生。莫扎特真的相信那些幸福結局嗎？不管怎樣，他還是在其中寄託了希望。與貝多芬和其他許多藝術家不同，莫扎特不想到人性之外去尋求拯救。愛、背叛、原諒與得救，人類的這些情感與行為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的打不破的怪圈，好像四季的循環，這點他看得很清楚卻不能逃脫。人是搖擺的，情感和人生位置都處於不斷滾動的輪上：甚至在愛的時候，幸福感也被對死亡和失去愛的恐懼所攪擾；反過來，在痛苦壓抑的時候，在淪為權力與偽善的犧牲品時，人也並不容易徹底失去對愛的嚮往。這種複雜性、這種缺乏絕對性的震盪造成了莫扎特人生與作品的不完整性，而這不完整恰是由於：試圖不違揹人性而得到拯救是不可能的，它總不夠決絕，故無法超拔，免不了圈子又繞回去，而這其實正是啟蒙精神理性主義本身的缺陷。之前的巴赫與之後的貝多芬都不是如此尋求解決：巴赫有外在的上帝，而貝多芬試圖從人自身內部超越而成為超人——啟蒙時代正走向浪漫主義時代，音樂也開始向內心無窮追問，二者都打破了或試圖打破純粹人性的圈子。但站在一個純粹人性的、沒有任何超越精神的世界裡，也許莫扎特的解決才是唯一可能的？在理性與信仰爭奪的戰場上，這樣的解決真是既淺薄又深刻。（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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