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劇經典」欄目推出了十幾篇，介紹過的那些劇都代表在中國範圍內，電視劇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但我們並沒有說那些劇放到世界範圍內，都是最好的。今天要介紹的這部劇稍微有些特殊，它真的不遜於任何最高水準的美劇、英劇、日劇，反正我逢人就推薦。它是《大明王朝1566》。
文 | 蘭波
導演、編劇、影評人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赫拉克利特
在中國大陸的電視劇史上，《大明王朝1566》不僅是無法超越的高峰，也是一部從所未見的奇劇。
奇有其四
視角之奇
本劇以全新的史觀，全新的視角切入關鍵的歷史節點，不再是一部斷代史或者人物紀傳的傳統視角，而是一個事件，帶出幾個中心人物，繼而帶出一個王朝的觀察思考，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兩千年來中央集權和帝制統治的教訓總結。
從這個意義上來，《大明王朝1566》秉承了《萬曆十五年》以來，帶給中國思想界衝擊的「大歷史觀」和從歷史事件入手的分析方法，見微知著，鞭辟入裡，帶給主流觀眾全新的認識角度。
全劇並未聚焦當時的主要歷史事件——嘉靖末年長達十年的抗倭戰爭，而是將歷史劇很少涉及的，且不為觀眾所熟知的政府財政收入支出放在了首位，別出新意。
劇中所有的政治鬥爭，都是圍繞怎麼掙錢和怎麼花錢來進行的，進而帶出派系之爭和波瀾詭譎的政治風雲。劇集開篇第一集，講的就是嘉靖和群臣的財政會議，如何勾銷當年開支，制定來年預算。
這一視角依附的基礎，就應該是現代史學觀的核心要素——稅收，美國政治家查爾斯·亞當斯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稅收史」，而用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政府精確化管理的實施程度決定王朝的命運。
終明一朝，除了張居正改革的十年，財政赤字，入不敷出始終是壓在政府心口上的一塊大石，原因無他，就是皇族貪婪無度，海瑞最後的著名上疏也是看準了這一要害，直接揭示了皇帝才是貽害天下的蛀蟲，「嘉靖嘉靖，家家皆淨」。
從反腐入手，直接對準制度的要害開炮，這是《大明1566》的厲害之處。
手法之奇
《大明王朝1566》捨棄了中國歷史正劇的製作模式，它不再以大場面和史詩模式做為基點，而是將智鬥權爭更密集地壓縮在室內戲中，整部電視劇基本就是一出密室調度的經典範本。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更接近於英美的政治劇集，比如最知名的《紙牌屋》，劇本、表演和臺詞類似舞臺劇手法，緊緊圍繞「塑造角色」這一中心任務來運作。
是以，《大明王朝1566》除了給觀眾極大的歷史觀衝擊，更重要的是，它把歷史人物寫活了，即使它的中心事件「改稻為桑」並無史實依據，很多真實歷史事件也張冠李戴，但觀眾並不以為意，相反覺得故事精彩，人物鮮活。
從結構上來說，《大明王朝1566》其實分成了兩部分。第一部分，在前34集圍繞「改稻為桑」這一過程中，帶出裕王府和嚴黨的政治鬥爭，從而把當時的政治生態環境交代明瞭，再加上一點抗倭的支線；第二部分是後12集，沒了當替罪羊使喚的嚴黨，嘉靖直接和海瑞硬碰硬，最終以海瑞上疏氣死嘉靖作為落幕。
身為九五帝尊，殺過無數二品以上大臣的嘉靖，為何單單放過區區六品的海瑞？《大明王朝1566》對這個著名的歷史迷案的解答勾起了觀眾的好奇心。
黃志忠飾演海瑞
另外，中國電視劇中很少有用長達六集的筆墨來具體描述一個政策從抉擇到實施的全過程，而《大明王朝1566》從第一集到第六集不僅精準地刻畫了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階層是如何層層施壓的，還在於通過這個過程把所有關鍵的人物角色帶入其中，賦予其不同的性格和對策，然後從這些對策之間的博弈中去揭露制度的不堪，堪稱高明。
導演張黎是攝影指導出身，他的人文素養也頗為業內稱道，《走向共和》就已證明了他這方面的實力，他對演員的表演，場景調度和運鏡以電影為標準，大量的隱喻、比興充斥其中，劇如文風，讓觀眾感知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結合現代視聽語言所表現出來的優美，在此方面，《大明王朝1566》並不遑多讓，很多段落都體現了張黎的作者風格。
具體舉例來說，就有沈一石的自焚戲、海瑞夜審鄭泌昌何茂才，楊金水旁聽驚惶、嘉靖質詢群臣的幾處戲、張居正嚴世蕃在紫禁城牆下的對手戲、楊金水裝瘋出逃後的悲慼大哭、嘉靖夜巡萬壽宮，看群臣被毆等，這些段落採用了幾近電影技法的渲染，類似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的戲劇演繹，不再恪守史實，而是調動觀眾情緒。
手法上的創新，還體現在後期剪輯中，黑白閃回對角色當時狀態的揣摩，對人物內心的刻畫從而多了一個維度，現在看來都很先鋒前衛。
大膽之奇
《走向共和》的禁播風波帶給張黎很大的壓力，促使他不再直接在劇中展現現代文明帶來的普世啟蒙之論，而是更加隱蔽地從歷史和現實的夾縫中從「反腐」到「論政」。
《大明王朝1566》以紫禁城和浙江官場為中心展開故事，展現了中央集權和官僚集團之間的碰撞之烈，但是，它不再老調重彈，重複具體施政方針的路線之爭，而是真正聚焦在制度建設這一全新的層面，進而得出各個階層的無奈。
張黎和編劇劉和平的可貴之處在於以當代人的眼光，去感受歷史人物所處的複雜環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們隱秘的內心世界。
是以觀眾可從熒幕上看到，嘉靖、嚴嵩嚴世蕃父子、胡宗憲、以及一眾太監，都由歷史的反面，變成了鮮活的形象，他們也不乏智慧和無奈、也不乏雄心和責任感，但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體現出來的兇殘和無恥更是讓人去反思，除了人性的複雜，制度的禁錮會不會是更大的制約？
嘉靖並不是昏庸之帝，他以權術馭下，讓內閣和內宮相互制衡，是因權歸天子，而群臣所做一切都只能揣摩上意，沒人能從根本上負責，而他自己貪婪成性，卻又不想擔上昏君汙名，只能讓內閣和內宮去幫他承擔後果；可惜每個臣子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上面的旨意，下面陽奉陰違，以公濟私，令不出紫禁城那是常事，是以，「改稻為桑」名為國策，實為土地兼併之藉口也不能全怪嚴黨和他們的手下，皇帝都是為了填滿自己的小金庫，做大臣的為何不能從中撈把？
反觀海瑞，同樣也不能打破中央集權帶來的制度桎梏，不能從根本層面擊碎「家天下」的禁錮，只能反覆強調祖宗家法，提倡人倫道德，官僚應該大公無私，皇帝應該嚴於自律，但是他和持同樣觀點的一眾所謂忠臣，都看不到制度上的天生短板，幻想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
而以道德代替制度建設，從西漢肇始，至明代臻極，全然與人類的天性背道而馳，這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兩千年來一切問題的癥結。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下，昏君與忠臣無非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正如同陰與陽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而在這樣一個完全封閉的文化體系包圍下，一切都要依循祖宗家法和儒家確定的天道人倫，所有人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海瑞的勝，並不能視為是制度改革的勝利，只是道德的勝利，而嘉靖自己內心非常明瞭，他殺海瑞，就是跟海瑞背後所代表的力量作戰，他不會也不敢去挑戰這個在中國有著兩千年生命的龐大的道德和價值體系，這是與「天下」為敵，是和一個根本沒有實體而又無處不在的對手作戰，一點勝算都沒有。
西哲克羅齊同樣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大明王朝1566》通過這一場並沒有贏家的博弈為鑑，傳遞著這樣一個訊息——沒有政治制度改革的反腐，最終也無濟於事，無非是週而復始的權力遊戲罷了。
是以後來張居正主導長達十八年的隆萬大改革依舊沒有挽救大明王朝的頹勢，不到80年，就在因土地兼併而興起的明末農民起義中覆滅。
遭遇之奇
《大明王朝1566》後來在坊間常常拿來和另外一部歷史正劇的高峰《雍正王朝》相提並論，可惜，後者主線講的是路線之爭，講的是為百姓爭利，加上時值改革開放和香港迴歸的關鍵時節，是以，上至總理港督，下至下崗工人，公眾以密切的目光注視這部歷史大戲，觀察著中國未來的走向，引起全民轟動那是理所當然，而《大明王朝1566》則生不逢時，走在時代之前，反腐大潮當時並未掀起，而全民娛樂化的傾向則徹底使其蒙上塵埃。
《大明王朝1566》本是一部分為上下篇幅的電視劇，它本應後期問世的孿生兄弟《大明王朝1587》僅因《大明王朝1566》收視慘淡，就被湖南衛視腰斬，而湖南衛視之前欲與央視比肩歷史正劇的壯志雄心，也隨這部電視劇最後的黯淡結局而煙消雲散，其後就只做娛樂性高的歷史戲說劇和穿越劇，進一步淪為腦殘劇的大本營。
時間證明一切，十年過去後，觀眾牢記在心，能給湖南衛視臉上貼金的恰恰是這半部殘劇。
再說角色，除了正反主角海瑞和嘉靖外，最讓人感觸頗深的就是胡宗憲和沈一石這兩個人物了。
在中國的傳統觀點中，能吏的地位是遠不如忠臣的，做事的不如勾畫的，而做後盾的也不如擺在檯面上來得風光。戚繼光能肅清倭寇，胡宗憲至少要佔一半功勞，但他卻未能因這個免罪，他是嚴嵩的學生，在講究出身的中國社會里，他被朝野上下視為嚴嵩的人，嚴嵩一倒臺，他被清流一頓攻訐，也隨之下獄，以貪汙定罪，最後自瘐在獄中。
這種以道德取向為主導的黨爭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劇中，而王慶祥老師演的胡宗憲非常完美地詮釋這個夾在兩個派系中間的角色，他的忠義可能和真實歷史中的形象想去甚遠，但也不能說完全從史冊裡找不到其影子，他處處為大明著想，也處處維護手下，維護恩師，即使這樣，皇帝怪罪他、嚴氏父子猜疑他，裕王系人馬排斥他，內功宦官掣肘他，但他還是把事做成了，而且沒有過多得罪人，也沒有因黨爭而負氣，實在是個非凡的人才。
同時，他的腹黑和深藏不露也在手下替他頂鍋上展現了點頭角，他犧牲下屬的生命和前途，只為維持政治平衡，這些刻畫人物立體的妙筆都恰到好處。由此可見，編劇劉和平是多麼迫切為那些遮蔽在歷史重重迷霧裡的真正幕後英雄抱聲冤屈。
可惜的是，劉和平卻在另一方面做過了頭，將很多不必要的贅筆也加上，過猶不及，導致很多劇情的邏輯是不可信的，譬如胡宗憲在戰鬥中頂著炮矢不為所動，為高翰文指點迷津等，這些過多的華彩倒讓其損失了一些角色的深度。
同樣的敗筆在齊大柱和七爺身上也展現無遺，在抗倭的鬥爭中，一介農民能夠保家衛國是必然，頂撞官府也能體現其江湖草莽之氣，可把齊大柱最後進了錦衣衛，還認七爺為師，而一個東廠錦衣衛頭目處處為罪官著想，不惜頂撞上司，顯得邏輯上不夠讓人信服。
最近因《芳華》、《無問西東》兩部電影而備受關注的趙立新老師飾演的沈一石這個角色勇謀雙全，處處先機，最後為情所困，選擇自焚讓普通觀眾感動莫名，但這個角色承擔的內涵遠不止這點。
派系鬥爭，先遭殃的總是商人。
這個角色其實想要更多反映的是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為何在中國不能萌芽的深層次原因，簡單地說，就是因為私人財產權得不到法律保護，所以，資本流動和儲備完全沒有可能實施，那麼銀行、保險、債券這些資本主義的基礎要素也無從談起。
朝廷造成國庫虧空，想出的法子不是借用生產去彌補虧空，相反，把腦筋動在了私產頭上，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那辛苦一輩子就可能因一句話獲罪而被抄沒家產，這樣的傻事試問誰會做？
但可惜，歷史在循環，直到今天，國進民退，權力大於法制的現象還比比皆是，保護私產還遠遠談不上有制度保障。
另外，做為官辦機構織造局的民間代表，權力能給沈一石帶來天下首富的榮耀，也能頃刻間將致他於死地，這難道不是現今的另外一重影射？
重農抑商，是從漢武直到滿清的重弊，而閉關鎖國，同樣也是因為這一思想帶來的遺毒。一個角色裡傳達瞭如此多的訊息，也應了本劇的本意：歷史唯一具有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考量人類社會和個體之間永恆變化的互動，從而折射出真理。
以史為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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