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NBA歷史上著名的爭議人物，阿倫·艾弗森的身上從不缺少文身。孩子、母親、祖母、榮耀、綽號，他就是一個行走的文身組圖。在進入聯盟第6年時，艾弗森曾為自己的右胳膊加上了顯眼的護臂，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老傷號”保護自己的方式，但直到三年前，費城傳奇才終於現身說法，奉上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原來，他只是不喜歡那個存在於右前臂的文身——從“拿著籃球的死神”，到更改之後的“黑豹”，概莫如是。正因如此，他才養成了佩戴護臂的習慣，直至基本擺脫傷病，都沒有將其取下。
或許在未來一段時間，阿倫·艾弗森的“護臂大法”將被很多中國足球運動員效仿，在各種各樣的禁令和傳言甚囂塵上後，他們也只得採取措施，跟上時代的腳步。從公眾形象的角度看，文身帶來的爭議絕不止限於中國，職業體育自帶的商業、教育和社會屬性，時常與這些“亞文化”針鋒相對，一些潛規更是應運而生。但同樣應該注意的是，文身畢竟是一種個人意志和選擇的體現，許多上綱上線的外在邏輯都並不成立，如果奉行缺乏引導和疏導的“一刀切”，只會對球員個體造成傷害。
誠然，雖然自身還無法擺脫“亞文化”的標籤，但文身在職業體育界早已稀鬆平常。無論國內抑或海外，許多球員都將文身當做自我表達的重要工具。
如今被當做現象級綜藝《偶像練習生》口號的“越努力越幸運”，早在3年前就文到了張稀哲的左小臂外側；
而最近不斷被網友調侃的張琳芃，也不缺少激勵自己的文身，比如“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以及“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至於同樣引領潮流的國門王大雷，選擇的文身則更加私人化，比如自己的名字、愛子的頭像，還有亞少賽MVP和中超最佳門將的榮耀。
最後，說一個可能是世界足壇最有歷史感和教育意義的文身吧，確切地講，應該是組圖。
2017年夏天，從伯恩利轉投沃特福德的英格蘭前鋒安德烈·格雷，將自己的度假地點選在了坦桑尼亞東部的桑給巴爾，這裡人口約130萬，歷史上經受了多個西方殖民時期。而就是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格雷被許多遺蹟驚詫了，他參觀了歷史博物館，目睹了過往“黑奴”遭遇的種種劫難。不久後，回到英格蘭的他便開啟了文身計劃。
去年9月，為了完成這組波瀾壯闊的後背文身圖，格雷經歷了9段製作期，總計花費72個小時。相較於一般球員的文身——親人、家鄉、榮譽和上帝，格雷幾乎將整個黑人民權運動的奮鬥史搬上了自己的後背。鮮為人知的是，格雷在過去三年一直通過閱讀和收看電視節目學習那段不曾遠去的歷史，通過一點一滴的積累，他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歷史觀。
在格雷的認知中，同為牙買加後裔的馬庫斯-加維是其中最吸引他的存在，“他是最先付諸實踐的先驅，真正開始為黑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斷抗爭。”除此之外，他的文身組圖還包括了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內爾遜·曼德拉、穆罕默德-阿里，現代民權運動之母羅薩-帕克斯，非裔美國政治活動家休伊-牛頓，反歧視、反暴力、宣揚愛與和平的傳奇歌手鮑勃-馬利，以及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佩戴黑色手套、低著頭、高舉拳頭的湯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安德烈·格雷的文身，就是一本內容豐富的歷史書。
或許，這終究是一次缺乏實際意義的討論，一個純屬私人化的選擇，放在公眾輿論之下勢必千瘡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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