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生於1978年，曾任臺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關注移工、原住民、土地等議題。曾拍攝紀錄短片《八東病房》《烏將要回家》《我和我的T媽媽》，紀錄片《日常對話》2017年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獎。
將百無聊賴的生活繼續下去的動力是談戀愛，在黃惠偵看來，這也是母親人生最大的課題。在外玩樂，她總比在家要快樂許多。母女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仍然像房東與房客。黃惠偵對母親最大的質疑是愛——她是否愛我？
7歲那年，黃惠偵發現母親愛的是女人。後來妹妹7歲的女兒問她：阿嬤（奶奶）是男人還是女人？母親是牽亡陣紅頭法師，愛抽菸、打牌，還愛收集檳榔盒上的清涼美女圖。她總是陽剛利落的裝扮，背心短褲或短襯衣扎進系黑皮帶的長褲裡。短髮下五官鬆懈，她少有表情，寡言。
將百無聊賴的生活繼續下去的動力是談戀愛，在黃惠偵看來，這也是母親人生最大的課題。在外玩樂，她總比在家要快樂許多。尋常的某天清晨，母親將絲瓜切成厚厚的半圓形，做好兩葷一素後襬上碗筷，戴著摩托車帽出門了。她去土地公廟等人喝茶、聊天、打牌。傍晚她將回到房間獨自坐著、躺著，打開收音機，讓熱鬧聲作伴。
母女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仍然像房東與房客。外甥女那個問題的答案很長，黃惠偵用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來回答，自1998年開始拍攝，素材攢了18年。
母親與她的女人們
◇◆◇
“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了解你的人嗎？”阿偵問。
“不知道。誰要了解我？”阿女苦笑。
“我和妹妹就想了解你，但你都不讓我們瞭解。”
“趕快問，問完我要出去了。”阿女聲音放輕緩，埋頭，臉微紅。
“你是從小就像個男生嗎？”
月女是黃惠偵母親的名字，熟識她的人叫她阿女。她騎機車，無照駕駛，收到罰單從不去交錢，也從沒為選舉投過一次票。她認為這些對生活根本沒有幫助，最重要的是每天醒來有飯吃、有地住。
阿女1956年生於臺灣雲林北港的一個偏僻小農村，那兒盡是水稻和花生田。從小她就像個男生，常逃課偷挖農作物，跟聚落裡所有孩子一起玩捉迷藏或跳房子。晚上他們捉老鼠，躲在稻草堆裡，不然就跑到村子後面的墳墓玩。
逢年過節有親戚朋友來家中阿女就爬到樹上躲著，她怕生。當父親發脾氣又要打她，她也往樹上爬，爬到父親夠不著的高度就坐在樹幹上等田裡的母親幹完農活一起回家。
1970年代，14歲的阿女到臺北紡紗工廠當學徒，那是臺灣紡織業的興盛時期。剛到城市，她常躲在棉被裡哭，偷跑回家又會被勸回臺北。往返多次，直到19歲認識第一個女友她才不老想著回去。工廠附近各個廟口免費的野臺歌仔戲是女工們的消遣娛樂。阿女和第一任女友看戲時認識，她是臺上扮相俊美的演員。
一年半左右的初戀結束後，阿女回老家投靠父母。迫於壓力，也多少因為與前女友賭氣，見前女友嫁人後，她也開始了一場婚姻。不久，阿女生下阿偵，丈夫不可指望，靠家裡接濟。兩年後她生下第二個女兒。為養活孩子，阿女跳牽亡歌陣，唱唸歌詞口白、下腰劈腿翻筋斗，出陣當天可領現金救急。
牽亡歌陣是臺灣一種幾近消失的民俗喪葬陣頭，有招魂、超度的法事形式，也有慰靈娛人及教化功能的小戲曲，興盛於80年代，後來漸漸被視為落後的象徵。如今做牽亡被視為比當工地工人更底層，在城市演出有被報警、被罵、被扔東西的危險。
朋友眼中的阿女是個有趣的人，似乎只有開心的時候。以前的女友們談起阿女有甜蜜也有苦澀。阿女常叫她們“寶貝”，“寶貝”有過十幾個。她對女友溫柔，愛黏人，常甜言蜜語，很少有人拒絕她的追求。在巷口吃飯，她會將咬了一半的醃黃瓜放進女友碗中。她還騎摩托車帶女友看歌仔戲，送她們金飾。
阿女愛打牌且揮霍成性，在外常請朋友吃飯，還替女友還家中債務，以致負債累累。她向銀行借二胎貸款，向互助會、地下錢莊借錢，而同做牽亡的其他人家早已有房、車、存款，這行收入並不低。
用一位女友的話說，阿女“不愛江山愛美人”。她還說那時兩人講好要一起打拼買房子，後來就被阿女敗光了。她仍又愛又恨。還有位女友信基督教，有些人將基督教義解讀成反對同志，問她如何調適箇中矛盾。她說，跳過那個部分不要聽就好。
阿女向這些女人編造了自己的過去：婚後一禮拜就離了婚，兩個孩子是領養的。
在外玩樂時，阿女看起來總比在家要快樂許多
“他”
◇◆◇
“為什麼怕被知道你結婚後被家暴，不怕人家知道你喜歡女生？”阿偵問。
“又不是隻有我這樣，以前就有很多人……問過怎樣才能離婚，但覺得那樣很丟臉。”阿女說。
“讓人知道被家暴很丟臉？”
“是啊。為什麼長到那麼大還要被人家打？”
阿女教年幼的女兒叫父親“死沒人哭”。當面她們只敢稱父親“他”——一個不能被叫名字的“破壞成分”。她們從不談論他，只希望這個人永遠不回家。
“他”的名字是阿源，長阿女五歲。阿女與阿源第一次見面時長輩們都在，下回見面就成了夫妻。阿女形容阿源好吃懶做。阿偵記憶裡的他黝黑、矮胖，圓臉上掛著濃眉大眼和塌鼻樑，常年理著五分頭，臉帶油光和胡碴，身上混雜汗水、油垢、塵土、酒氣、檳榔、香菸、油漆的味道，“讓人想別過頭去。”
婚後沒多久，阿女就向阿源宣告：我是不可能會愛你的，有一天我會走掉。即便如此，她仍隨當油漆工的阿源四處刷油漆，努力組織家庭。但阿源將當日領的薪水全揮灑在賭場和菸酒攤上，動不動對阿女拳腳相加。
被打時阿女總不吭一聲，靜默更激怒了阿源。沒人知道阿源是否察覺到妻子是同志。
忍受了十年，在一個夏日午後，阿女翻出藏在家中各處的幾千元和身份證，在樓下隨手招停一輛計程車，帶著女兒逃離了家。此後阿源三天兩頭問做牽亡的朋友是否知道她們母女的去處，他眼裡佈滿紅血絲，總隨身攜帶用報紙包住的尖刀。
離家後兩三年，阿偵見過父親一次。她隨一牽亡歌團工作，一次出陣，鐵皮棚架搭在四周都有鐵絲網的籃球場內，她去棚外燒金紙，看著火光出神。抬頭，她見父親在鐵絲網外看著。他看上去既激動又疑惑，也許沒能確定眼前化濃妝、穿演出服的女孩是離家的女兒。阿偵被嚇得僵住，不知道怎麼走回了棚裡。
演出結束後她再看一眼，父親已不見。在那之後的十多年裡，阿偵再也沒見過父親，直到被告知他上吊自殺死去。
對父親的記憶貧瘠，拍片時阿偵採訪阿女好友，聽說了記憶之外的父親。孩子還未出生前，父親如果需要離家工作較久，會拜託阿女好友來家住幾天陪伴阿女。阿女不敢獨自在家，怕鬼。還有一段奇異的記憶阿偵未跟人說過，彷彿說了就會破壞與母親之間的共患難。她記錄在《我和我的T媽媽》一書中。
小學一二年級，不知何故，某天父親帶阿偵一人去了夜市。走進一段狹窄、熱鬧的巷子，阿偵緊緊跟在父親身後，怕走丟。那是惟一一次父親成為依靠。走出巷子進了家殺蛇的小店，父親點了一盅蛇湯給自己，一小碗田蛙湯給阿偵，那也是惟一一次父親給她食物。
時隔多年，“他”可以被談論了。阿偵說：“父親也很辛苦。很多人看完電影說這很女權，我其實在講人權。很容易從影片看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個價值觀念如何壓迫一個女性進入婚姻，可持平點看，前半句講的還是男性。我父親可能也是一個不太適合甚至沒想進入婚姻的人，突然就多了個老婆要照顧，後來又多了兩個孩子。男性所受的限制和壓力沒比女性少，他的強勢有時是因為沒其他方法表達，被教導抽離掉了很多作為一個正常人該有的能力。每個男人從小都會聽過一句話：你是男生，這麼一點小事不要哭。你如何能叫一個人在軟弱的時候表現得很堅強，到最後他就會用扭曲的方式來展現堅強，包括暴力。”
“很多時候他不見得那麼有自信，於是他用暴力——可能是他惟一懂得的方式——讓所有可能挑戰他的聲音最快停下來，好在家中取得尊嚴和地位。或者，也許他認為我母親會屈服於暴力，說出‘我愛你’之類的話？可恨之人也有他可憐之處。
“死亡會讓人——也不是說恩怨一筆勾銷，可他如何死去的確影響我。我一直想，他為什麼要選擇自殺。真的已經走投無路吧？是不是也責難自己？我覺得是有的。”
阿源死後，阿源弟弟曾找到阿女，想讓她帶女兒們回去祭拜。阿女不答應，說如果女兒要回去，得穿上一身紅衣放鞭炮。阿偵想，母親是在為自己所受的苦找個說法，在她的認知裡，一切問題的來源都是父親，他是絕對的惡。有段時間阿偵甚至覺得母親得靠著恨才能撐住，畢竟她太“倒黴”。
阿偵理解母親被家暴的“丟臉”，“身體被傷害，某種程度上讓你的自尊也受到傷害。人們期待美滿家庭，在一個不美滿的家庭裡被家暴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十幾年過去了，過不去的東西是更大的社會在告訴我們，經歷這些事讓我們變得比較不如人。這才是更大的傷害。”
阿女易怒，有時用竹條、鐵衣架、塑膠水管狂抽女兒們，“像抓狂的獸，或者說變得像我父親。”打完後阿女會哭。與阿源同住的那幾年，幾位與阿女年紀相仿、出身相似的女人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家裡躲避對她們暴力相加的另一半。沒多久她們又回到家中。
阿偵
◇◆◇
“媽，以後我如果結婚你怎麼辦？”
“我就自己一個人啊。”
“你要住在哪裡？”
“自己去租房子，不然要住哪裡？去大同公園就有地方睡啊，很多人都睡公園。”阿女的表情從笑變凝滯，從不假思索到半含著手指含糊不清。
“不要錄了。” 阿女側臉避開鏡頭，鏡頭反推進特寫。喉頭顫動幾次後阿女走了，鏡頭孤零打向熄著的電視屏幕，反射出阿偵在沙發上手持攝像機的畫面。一場母女間的日常對話結束。沒人老實說話，試探、戲謔、迂迴著欲言又止。
什麼樣的對話才能稱之為日常？在日常裡去跟很重要的人說些什麼？《日常對話》的素材阿偵自20歲開始拍，她想講述與親人之間的距離，在這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關係中理解溝通的困難。素材還曾被剪成另一個短版本，《我和我的T媽媽》，阿偵很喜歡它的英文名——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年幼的阿偵從不在意母親喜歡女人，只埋怨缺少陪伴，她將母親的女友們視為情敵。直到11歲第一次聽到“同性戀”的字眼，跟牽亡工作帶來的困擾相似，她察覺到別人的目光——這是不正常的。
自6歲起，阿偵隨母親做牽亡賺錢。妹妹阿娟從小白胖，圓乎乎，惹人憐愛。用阿偵的話說，她比較傻大姐，有福報。阿偵小小年紀就失眠，長輩說她業障太重。在陌生人的葬禮中長大，阿偵對人生第一件確定的事情就是每個人都會死。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要活這一趟成了她的疑問。
她是家族裡的“怪胎”，紀錄片和社會運動讓她脫軌。以前母親對她人生最大的期待是去歌仔戲團當樂師，那樣的工作輕鬆，收入也高，不用什麼學歷。那也是當時的阿偵能想象的最好出路。
妹妹阿娟仍在做牽亡，一整個月沒接到工作。她嫁給了同樣做牽亡的男人。做牽亡、做歌仔戲演員的是同一群人，圈子內搭夥過日子的多。阿娟女兒在學校被霸凌，同學笑話她跟著母親做這種工作。阿娟說，沒辦法，這是她們的命。阿娟需要孩子們的幫忙。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在1998年想拍攝做牽亡的年輕人，曾找到姐妹倆。阿偵感到有點丟臉，拒絕了，但看到了“為自己說話的可能”。存錢幾個月後她買下第一臺攝影機，開始記錄家庭影像，後來還去離家近的社區大學學習紀錄片。
社區大學自1998年在臺灣各縣市設立，以“知識解放”為目標。學習一段時間後阿偵被鼓勵一起做社會運動。在臺灣做社會運動的十年間，她接觸到大量年紀與自己父母相仿的工人，出身背景也相似。那些男人會跟阿偵這個陌生人講在家中的壓力：我這麼辛苦工作，但小孩根本不跟我親近。明明委屈，但又會在喝醉後故作豁達地說，反正人生就是這樣，沒什麼。阿偵有時會覺得“悲哀”，“這麼蒼涼的生命狀態是怎麼一回事？”
她在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過，睡覺時不敢關機，可能會有移工半夜打電話求助說已被中介帶到機場，將被遣送回國。她見過全年無休在漫天粉塵裡工作的移工晚上住在類似紅酒櫃的地方，人像一瓶瓶被插入櫃子裡的酒。“做社會運動，去抗爭、街頭遊行，很多人覺得你煩。今天去街頭講移工正遭受怎樣的剝削，可能講破喉嚨也難被感受到。影像其實是一個工具，讓這些活生生的人被看見。”阿偵說。
如果在20歲完成電影，被看見的會是很多憤怒。阿偵有幾個少數身份：中輟生、做牽亡的青少年、同志的女兒。她曾經憤怒於擁有說話權力的人並不真正認識帶有這些身份的人群，他們被輕易定義。偏見、標籤讓人否定自己的存在，“我只知道非常不舒服，但理不清不舒服來自於哪裡，最後這些東西變成混沌的一大塊，看起來是一個憤怒。通過大概十年跟做社會運動的人一起工作，我才看懂小時候不舒服感受背後的東西是什麼。那些人很多時候是在對抗主流價值，主流價值讓本來就已經身為少數、弱勢的人過得更辛苦。”
阿偵揣測，不友善的目光母親多少知道，也許因為年紀大了或是個性使然，母親豁達許多——“反正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我只要在我這個世界自在快活就好。”不在意也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在社區大學，阿偵找到了另一種看待社會的方式。“他們教我看懂人存在的意義、何為社會、何為社會給人的框架。如果沒看懂這些，我會一直困在我那個家裡頭，所有的一切我都會認為只是我這個家特別不幸而遭遇這些。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必然，往後發生的一切都可以預見。”
“我母親生於臺灣最貧窮的地區，60年過去也沒什麼改變。她又生於非常重男輕女的年代，即便不是同志，還是會跟其他有相似出身、背景的人有相似的生命軌跡——被嫁出去，很多還是嫁給自己根本不認識的人。我父親之所以會是這樣一個人也有脈絡，他來自相似的階級環境，複製小時候所見識到的上一代人的婚姻關係。他父親是客家人，男尊女卑在家庭中很明顯。
“我身邊這些極端案例並不少，只是多數人不說出來。就像性侵案件，它永遠比我們看見的數量多得多。”
餐桌對話
◇◆◇
“我也知道你很討厭我。”阿女說。
“我其實不是討厭你，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愛我，我覺得是你討厭我。”阿偵說。
“為什麼你從來都不曾問我，那時候我跟他一起睡為什麼半夜都會自己跑回來？你都不想知道嗎？”阿偵問。
“我告訴你好不好？”阿偵說。阿女埋頭，抱住一隻踩在椅子上的腳蜷曲著沉默。
父親在世時，一家四口很長一段時間裡住在四五坪（約15平方米，一坪約為3.3平方米，編者注）大的房間，那是三四十坪的出租公寓裡隔出來的。父親睡單人床，母女仨擠在雙人床上。分割成兩半的房間裡藏著一個秘密。
阿偵不記得那是怎麼開始的，只知道有些時候，她會睡到父親的單人床上。父親半夜有時會無聲地抓住阿偵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上。聽著父親的鼾聲強忍睡意，阿偵盯著白色天花板、窗外投射進的車燈光影、積滿灰塵和蜘蛛網的日光燈、通往妹妹和母親安睡之床的木門——那扇門從不曾合上。確定父親完全熟睡後她才小心起身像貓一般悄悄走回母親身邊。母親每次都沒有醒來，也從未問過她。
直到現在，聽到“性侵”兩個字，阿偵心頭還是會一緊。羞恥感難以克服，但她試著對抗。每次如果有觀眾誇讚她的勇敢，阿偵會說，“勇敢之於我不是完成式，而是一個進行式。”拍完那場關於秘密的餐桌對話後，攝影師建議她不用剪出來，擔心她受傷害。身邊還有幾位男性友人都這樣說。
《日常對話》中讓人揪心的母女倆的餐桌對話
“如果連我自己都覺得講出來羞恥，就表明我還在社會所教給我的那個價值裡頭。我得要跨過去，不然不會真正復原。我會擔心別人指責我母親不夠格，但如果講出來能搬開她放在肩上的大石頭，前面那些擔心都不重要。”
“我的恨從來都不是因為父親對我做了什麼，而是來自於她的不問。”阿偵在書中寫。她確信母親知道這事，儘管母親連連否認。“但她不知道確切發生了什麼。我之所以要告訴她是希望她知道就是這樣而已，可以把這事放下了。小時候會埋怨，大人保護小孩不是很基本的事嗎？為什麼你沒做到？你理所當然這樣認為，忘記每個人都有侷限，有力所不及之處，尤其他也是一個受傷的大人的時候。”阿偵說。
影片中兩人各坐餐桌一頭，像隔著一道安全屏障。三臺攝影機架著、兩組燈打開，團隊人員都不在場。阿女先發制人，問為什麼不經過她同意就拍攝。儘管事先阿偵已告知，阿女仍試圖阻止這場對話。看到她的反應，阿偵確信所有問題的癥結就在這個秘密裡頭，先前再掏心掏肺也無濟於事。
餐桌對話實際進行了三個多小時，大部分是沉默，其餘是破碎的語言和哭泣。兩人很少真正聽到對方在說什麼，各沉浸在自身狀態裡。一年後看成片，母親沒再低下頭。“那個距離是非常必要的。當年那段對話，可能我母親會覺得我是不是在指責她。當她看到銀幕上我們那個樣子時，她才能理解對話的用意是什麼。我也是這樣。比如在講完父親對我做了什麼事之後，母親說，你說這些只是讓我更生氣而已。當下，我以為是我惹她更生氣。等回頭再看就知道，她是對我父親更生氣。”阿偵說，“這就是對話之艱難的原因，我們常只會聽到想聽的或是預設這個人會講出來的話。”
舊屋
◇◆◇
“你想不想再回去北港老家看看？”阿偵問。
阿女沒說話。
阿女跟原生家庭關係淡，“相忘於江湖”，只跟母親比較親近。阿女二十多歲時母親去世，後來她幾乎不再回去。母親不堪父親常年辱罵曾想自殺，藏農藥時被阿女看見，阿女趁她不注意將農藥倒掉。父親年輕時混黑道，大男子主義且重男輕女。
阿女排行第五，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她曾經有過房子，房子的頭期款是弟弟拿出自己的房子讓阿女抵押借了一筆錢。他們默許阿女追求愛情，隨阿女回老家的女友帶給她姐姐老人高鈣奶粉、給她弟弟夾菜。但在鏡頭前，親人都默契否認知道阿女是同志一事，倉皇轉移話題遁走。
“在當下我很錯愕，為什麼都能睜著眼睛說瞎話？但還是會看到背後的無奈。他們形容是‘穿褲子的女人’，連怎樣去談論同志的語言都沒有，只能讓這個話題處於一種隱晦的狀態。”
“臺灣看起來好像對同志議題相對開放，可即便這樣，當家中出現同志時，很多人仍然選擇不面對，似乎不去談論，這個問題就會消失一樣。同樣，當家裡出現精神障礙患者、殘疾人，甚至新移民女性（早幾年被稱作外籍新娘），會覺得丟臉，好像他們跟別人‘不一樣’。”阿偵說。
拍攝、製作影片時，臺灣同志議題、同志婚姻修法正被討論。阿偵起初告訴阿女想拍片，阿女說她的人生不重要，沒什麼好講的。阿偵告訴她，想讓孫女知道阿嬤是個什麼樣的人，也為幫助有類似經驗的人。社運圈裡就有“以隱私換議題”的說法。“好啦。”阿女轉身睡覺去了。母女倆都相信，如果人都能結婚，就不會對婚姻有一個很美好的想象。而面對婚姻的現實之後，也許能讓不想結婚的人有權利選擇不結婚。
阿女抱著孫女
阿偵舅舅曾說，祖宗桌上沒人會供奉未出嫁的女兒神主牌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阿偵問他，“你會不會覺得我媽很可憐？”“可憐什麼，有什麼好可憐。”他說。“周邊人都這樣，好像人生就是隻能這樣。”阿偵說。
老家的四位老人一道回到三四十年沒去的舊屋，那兒灰塵滿布。阿偵問起感受，舅舅漫不經心，“哪有什麼感覺，東西都壞了有什麼感覺。”姨母說，“懷念過去要做什麼，過去的東西都要淘汰了。”
至於那個跟父親共處過的家，阿偵一度詢問母親要不要回去看看，她想帶母親真正離開那個家。母親不肯，說自己閉著眼都能說出屋子裡頭每個細節，往左、往右走幾步會到哪兒。那個房子後來租給一群在臺灣工作的泰國工人，他們被稱為“外佬”。房子沒整修過，破敗了些，其餘仍然是30年前離開的樣子，彷彿時空凝結在那時。
阿偵從小就知道母親有一天會離開家。小時候，她總夢見母親帶妹妹走，留下她。她還做一個重複的夢：坐在火車上，不知道火車開向哪兒，但知道終點就是母親所在的地方。一整個晚上都在坐火車，可每次還沒到終點她就醒了。
等到阿偵快40歲，一天晚上，阿女在陽臺抽菸，用恍若隔世的語氣告訴她，“我想過一個人離開，但留下你們兩個該怎麼辦，你們一定會餓死在那裡。”
愛
◇◆◇
“阿嬤，你愛不愛我？”孫女推開阿女的房門問。
“你那麼壞我還愛你？”阿女笑。
“哼，我也不愛你了。”
“阿嬤，你愛不愛我？”孫女被慫恿著又問了一次。
“你愛不愛我？”阿女問。
“我愛你啊。”
“我也愛你。”
“哼。阿嬤聽不懂我的話。”她扭頭走後又回來，一字一頓問，“阿嬤，你愛不愛我？”
“我愛你。”
“阿嬤說愛我耶。”
過後阿偵問女兒為什麼問那些問題，還問她知不知道媽媽的電影在講什麼。女兒說，你在問阿嬤愛不愛你。阿偵過去對母親最大的質疑是愛——她是否愛我？在女兒的“模仿”裡，“一來一回彼此不斷確認那麼多次才聽到讓自己滿意的愛”。
給予食物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是一件重要的事。家裡務農，收穫的好的農作物都賣掉，阿女和家人吃賣不出去的臭掉的地瓜。外婆有時給她些平常她吃不到的東西，一頓點心或者滾水燙熟的白麵線，她就特別喜歡外婆。後來阿女也這樣向女兒表達——“如果你要稱之為愛的話，那就是愛。”阿偵說。
愛難以定義，也太籠統，阿偵能確定的是這個人在表達“在乎”。“愛還是不愛，答案不重要了。一開始我問是在確認自己的存在到底有沒有意義，而且我得接受那個不愛的可能，她不愛你並不減損你存在的價值。”
以質問愛的對話結束影片，阿偵沒想要那麼溫馨，她看到的是可怕的無止境的輪迴——人從那麼小的階段就開始質問愛，強烈需求愛，在不斷確定擁有那個抽象的東西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傷。女兒在2012年出生，影片裡阿偵帶女兒睡覺，一手托住她屁股，兩人的呼吸此起彼伏，安穩寧靜。看著她成長，阿偵想，好不容易處理完的母女關係又要以另一種方式開始了。
直到成為母親阿偵才體會到看到小孩生病、受傷後的自責，即便知道不能歸咎於自己，但自責是內嵌的。像被雷打到，她想到母親可能也會用這種心態看待那個秘密，“如果她始終揹負自責，是另外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從幾年前開始，母親患上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失眠症，每次看醫生都拎回大包的藥。她不運動，飲食習慣差，肥肉、精緻白米，這些小時候吃不到的東西長大後她都拼命吃。看著母親變老變弱，阿偵怕來不及，決定解開那些疑惑。她嘗試過寫信但從無回應。母親不看書，愛看八點檔連續劇，影像也許是她容易接受的方式。
早期影像暴露了她想要靠近的渴望，她特寫母親的白髮、眼紋、手的褶皺。還能看到對話的迫切，阿偵的提問方式有時有些進攻性，母親難以招架。那其實接近平常兩人交流的方式，如果過分溫和，母親反而無從適應。看起來強硬尖銳的方式有時也是阿偵硬撐著的，這樣才能講出那些話。
攝像機是另一重武裝，逼迫她靠近母親，不至於被恐懼、擔憂擊倒——她害怕得到“對，我不愛你”的答案。攝影機同樣作用於母親，它的存在似乎在期待發生些什麼。母親常說不要拍了，尤其在哭的時候。但她會暫時離開，整理好自己後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坐好。拍完後阿偵問母親講完事情的感受，她說輕鬆了一點。
2014年開始，阿偵以團隊創作的方式繼續拍攝。某次，母親站在橋邊，攝影師拍她的背影，她突然回頭笑了。阿偵沒見過母親這樣的笑容，像在對她笑，彷彿有萬千含義。團隊其他人員卻無法這樣解讀，畫面在剪輯中被捨棄。
後期剪輯指導看過那場餐桌對話的素材後對阿偵說，“如果你媽不愛你，為什麼她不乾脆走掉？可是她坐在那裡。你倆都在用很拙劣的方式試圖表達。”
臺灣首映時，阿偵將影廳正中央的位置留給母親，讓她無法輕易離場，必須看完。同時讓空間給她一些距離以看到全貌，“那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挺有美感的方式來觀看自己的生命。”映後觀眾的慷慨誇讚改變了母親看待自己生命經驗的方式，不少人體恤她的辛苦，感謝她講出故事。她信了陌生人的體己話，那些人沒有騙她的道理。
放映結束一回家阿女就進了廚房，晚上10點多，阿偵一整天都緊張得沒吃飯。阿女端出做好的飯菜，輕聲細語，慣常對待女友的溫柔第一次用在了女兒身上。阿偵在日曆上為這種“稀奇”的狀態做了記號，持續了一個月。後來阿女會邀朋友看電影，把相關報道拿出去展示。能夠上報紙，在她那一代人看來是“了不起”的。最近她去一個地方吃到了好吃的蚵仔煎，會打電話給阿偵說想帶給她和小孩吃，對她而言這樣的舉動已是在示親密。
阿偵問過阿女，如果父親是一個所謂正常些的男人、能照顧妻兒，她是否還會跟女人在一起。她說不會，像其他人一樣生活比較輕鬆。阿偵還問阿女，如果重來會不會結婚生子。她不想。她追求跟另一個人有很親密的關係，又希望有自己的空間，這很難在婚姻中達到。她也不想有孩子這樣的牽掛。
電影將要結束的畫面裡，阿女買回阿偵愛吃的龍鬚菜，做好一頓飯。一家人邊吃邊談論菜的鹹淡。飯飽，阿女收起碗筷起身，“我要走了。”她如常說。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4期
閱讀更多 南方人物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