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成為一種行業公共情緒，是2017年才有的事。
在之前的2016年，隨著新用戶獲取渠道下沉，移動終端設備銷量暴增，我們的互聯網迎來了二次加速：“沉默的大多數”的話語權被激活放大，產品驅動力開始向用戶習慣傾斜，就連自媒體念叨了幾年的“人口紅利枯竭”，也在頭條和快手們的高速發展中成為了一個階段性的假說。
此時“焦慮”開始集中出現在“前人口紅利期”的歷史進程中被做成切片樣本，又沒趕上“後人口紅利期”消費定製的互聯網原住民們身上：向上看是沒辦法跨越的壁壘，向下探則是打破固有認知的“自我否定”——有心無力，只能訴諸情緒，帶有鮮明的階層侷限性。
而到了2017年，隨著VR、AR、AI、雲計算、區塊鏈、新零售、新消費、共享經濟、知識付費、內容創業等新概念的密集更迭，這種情緒獲得了向上延展的機會：互聯網二次加速過程中的連續急轉彎在甩開大多數人的同時，也讓老司機警醒地摸了摸系在身前的安全帶是否牢靠。
如果不信，你大可以通過一貫低調的Pony馬看出端倪。在由行業新聞頭條串聯起來的日子裡，早已經擺脫了創業者標籤的小馬哥，開啟了不同以往的焦慮情緒。
馬化騰的沉浸式焦慮
幸運地是，同一天騰訊股價“巧合”地順利站上400港元的關口。於是兩兩相加，人們理順了邏輯：騰訊的移動支付工具完成新的場景賦能，市值飆升就是對佈局的最大認同——這波傳播節奏堪稱對“產品即運營”理論的最好呈現。
不過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就在半年之前的3月份，兩名在北京地鐵十號線內掃碼推廣的姑娘與一名男子發生爭執的事件，一度把“地鐵推廣”的運營方式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當時很多人表示“推廣是一種不可厚非的商業手段”，但再好的產品也不是“過分叨擾個人空間”的理由。
所以敢於承擔這樣的風險，只能說Pony馬對移動支付這件事，焦慮了。
還有今年12月的烏鎮。除了例行參加老朋友丁磊做東的飯局外，馬化騰還出席了劉強東、王興組局的另一張飯桌上，在一眾獨角獸企業大佬們的簇擁下坐上了C位，其合影成功地刷爆了當晚的社交媒體，史稱“騰訊系一次團結的大會”。
只是社交網絡的注意力會慢慢散去，飯桌上的影響力卻深深紮下了根。2周之後，京東和騰訊共同宣佈投資唯品會，劉強東通過個人渠道旗幟鮮明地喊出“面對行業壟斷和‘二選一’等不正當競爭，我們在一起”口號，瞬間又把“對抗”拉回到了電商行業的主舞臺。
而這一次馬化騰的聲音既沒有缺席也沒有遲到，他用“物極必反”四個字來評價自媒體人送給這次合作“反阿里聯盟”的定語，先是默認了騰訊在消費場景裡的對抗心，後是默認了阿里的“極”與騰訊“孤軍”的無力。
當年韓寒在《杯中窺人》裡用一塊浸水後便不斷下沉的布，描繪了人性在環境渲染下的積重難返。雖然小馬哥不是一塊布，也少有能困住他的杯，但加之那天的地鐵過閘、加之飯局後的聯盟、加之朋友圈怒懟ofo投資人，加之公開表示與阿里競爭太多、加之為病毒式推廣道歉，焦慮已然浸潤四周，正拖曳著他不斷下沉。
馬化騰的隊友式焦慮
形成這種“普遍誤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騰訊在鋪開戰線的過程中，不少產品形態在網友們看來，與現有產品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從而和某些創業圈裡的敏感詞聯繫在了一起；第二是騰訊在那個互聯網還處於“滿足剛需”的年代裡，曾經“逆勢”栽培人們的付費習慣，從而在市場階段性反感下形成了某些刻板印象。
然而這層正向的影響關係只維持到了2017年的上半年。
馬化騰放不下的焦慮
更麻煩的地方在於焦慮依附的客觀事實總是在不斷變化，增長勢頭迅猛的財付通碰到拐點，在二季度市場份額微降至39.8%。
所以，自帶豐富信息量的焦慮雖然可以成為某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但前提是，一旦把這種情緒拿起，就不能輕易地放下：畢竟只有長時間的沉浸才能完成閱讀，才能找到打破溫暖環境下養成的定式。
前路小心，“謹慎”和“想贏怕輸”在劇變的時代裡，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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