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調整引導礦產勘查投資迴歸理性

近日,自然資源部發布《2017年全國地質勘查成果通報》顯示,2017年我國地質勘查投入延續了近年來的下滑態勢,以2012年為拐點,繼續下行。除了市場因素,使我國勘探投入減少的因素有哪些?

政策調整引導礦產勘查投資迴歸理性

政策調整的根本目的,在於引導礦產勘查投資向合理水平平穩迴歸,要在減少礦業領域投資浪費的同時,防止礦產資源勘探與採礦領域出現深度衰退。

地勘投入似漸趨企穩

自然資源部正式發佈的《2017年全國地質勘查成果通報》顯示,2017年,全國地質勘查投入資金約198.36億元,同比減少19.8%;地質勘查投入連續5年下降,但降幅較上年有所收窄,似有漸趨企穩跡象。其中,礦產勘查投入120.6億元,同比減少29.0%,同樣呈持續減少態勢,在降幅上也比上年減少0.3個百分點。

與2012年相比,全國地質勘查投入下降了61.1%,其中,礦產勘查投入更是減少了70.9%;受此影響,礦產勘查投入佔比逐年下降,從2012年的81.2%持續降至2017年的60.8%。不過從橫向比較看,儘管我國礦產勘查投入已明顯回落,但未來可能仍有下降空間。

政策調整引導礦產勘查投資迴歸理性

1991年至2005年,我國礦產勘查投入佔全球份額平均不足4.5%,在2006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的推動下,我國礦產勘查投入佔全球份額迅速攀升,到2015年達到最高值21.6%,甚至超過了澳大利亞、加拿大與美國等傳統礦產勘查大國。

2016年,我國礦產勘查投入的全球佔比降至19.0%,估計2017年會有進一步下降,但仍居於全球前列。作為非礦產資源大國,如此高比例投入可能並不盡合理。

政策調整引導合理投入

2012年以來礦產勘查投入資金及其佔比的持續下降,無疑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隨著國內外經濟復甦的持續低迷,下游加工領域對礦業資源需求下降,因而對上游礦產勘查投入的吸引力相應減弱;另一方面,國家礦產資源及相關領域政策的調整,對礦產勘查投入產生了顯著影響,引導了近年來礦產勘查投入的持續負增長。

總體上看,礦產勘查投入的減少,更多地是受到國家政策調整的直接影響;事實上,市場需求變化的調節作用,最終也會以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轉變為政府政策影響,以避免行業發展受市場劇烈波動影響而出現大起大落。

政策調整的根本目的,說到底還是在於引導礦產勘查投資向合理水平平穩迴歸;也就是說要在減少礦業領域投資浪費的同時,防止礦產資源勘探與採礦領域出現深度衰退。正是在國家政策的有效引導下,5年來我國礦產勘查投入雖然持續減少,但其降速低於全球平均降速;2013年至2016年,全球礦產勘查投入年平均降幅為23%,而我國年平均降幅只有14.4%。

去產能和生態文明建設是主因

近年來,我國多方面政策新舉措的出臺,都對引導礦產勘查投入的平穩合理回落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去產能政策是推動礦產勘查投資回落的關鍵動因。

受“十五”“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引致需求拉動,以及政府對加大地質勘查力度的支持,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地質勘查投入力度較大;連續多年的大規模投入,最終導致礦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而全球經濟復甦遲緩和我國經濟增長降速換擋,進一步加劇了礦業領域產能過剩壓力。

以鋼鐵煤炭為例,多年來,鋼鐵煤炭一直都是我國去產能的重點領域,國家及地方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相應舉措,加快淘汰鋼鐵煤炭領域落後與過剩產能,同時嚴控新增產能。

“其次,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深入推進,倒逼礦產勘查與開採管理政策日益趨緊,助推礦產勘查投資連續回落。

我國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十三五”規劃重要內容,並且印發了《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提出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強資源生態環境保護。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2015年5月,原環境保護部等十部委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涉及自然保護區開發建設活動監督管理的通知》;2017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2017年7月,原國土資源部頒佈了《自然保護區內礦業權清理工作方案》。與此同時,2016年至2017年,中央環保督察完成了對全國31省份的全覆蓋,大幅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隨著礦產勘查與開發相關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不斷出臺,礦產勘查開採環境約束力度持續加大,空間不斷減少,環境成本不斷加大,投資吸引力顯著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礦產勘查投入的減少。

“最後,地質勘查領域國家財政投入政策的調整,與行業衰退週期的疊加,加快了礦產勘查社會資金投入縮減。

2012年以來,國家財政對公益性地質調查工作投入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將有限財政資金更多聚焦於基礎性、公益性地質勘查項目,將礦產資源勘查騰讓給商業性資金進行投入。財政資金投入結構的調整,加上行業衰退週期的來臨,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資金對礦產勘查前景的負面展望,從而導致對礦產勘查投入不斷下降,成為拉動全國礦產勘查投資連續下降的主要力量。

統計數據表明,社會資金對地質勘查、礦產勘查的投入分別從2012年的293.4億元、281.4億元,快速降至2017年的70.6億元、62.2億元,分別大幅減少了75.9%、77.9%,降速均明顯快於總體下降速度。

總體上看,正是5年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在礦產勘查投入上相對較小的調整幅度,對保障礦產勘查工作的穩定和連續發揮了十分重要作用,有效避免了我國礦產勘查投入的過快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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