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國著名導演呂克·貝松受到一名年輕女演員的指控，稱他對自己實施了性侵。
呂克·貝松曾被譽為“法國的斯皮爾伯格”，執導過《這個殺手不太冷》《聖女貞德》《第五元素》《超體》等兼具票房與口碑的電影，還親手捧紅了法國演員讓·雷諾。
這名女演員說，呂克·貝松在茶裡下了藥，屬於“迷姦”，自己並非自願與他發生關係，所以這已經構成了性侵。
而呂克·貝松本人對這一罪行予以了否認，所以暫時還無法對這一事件下一個定論。
然而消息一出，網上各路“直男癌”的評論卻一躍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熱度甚至超越了事件本身，讓不少人直呼“三觀盡毀”：
這背後的邏輯就是，有錢有權的男人理所應當擁有對女人身體的支配權，他們不需要“用強”，就會有女人主動“送上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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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為“附庸品”的女性
這讓人想起，上週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閉幕式上，女演員艾莎·阿基多在典禮現場大膽說出了自己的遭遇：1997年，21歲的她在戛納電影節上，被著名導演哈維·韋恩斯坦強姦。
“這個電影節就是他的捕獵場”，她說：請好萊塢不要再容忍這種行為，請戛納不要再歡迎韋恩斯坦。
艾莎·阿基多在2018戛納電影節發言
而相似的侮辱性評論也不在少數。
在這些人眼中，漂亮女性的成功都是來自於男性上司的扶持，全世界的女人都想和有錢有權的男人發生關係來換取好處。
男性理所當然是主宰者，而女性只是附屬品。甚至有時，擁有過多少女性會被視作“地位”的象徵。
統計顯示，在007系列電影中，男主角詹姆斯·邦德一共和34位女主角發生過關係，而幾乎所有男性觀眾對此的評價都是“很羨慕”，認為邦德“很瀟灑”。
關於007系列電影的研究
試想一下，如果性別顛倒，估計這名女性早已背上了“蕩婦”的罵名，永世不得翻身了。
而更可怕的是，一些女性自己也放棄了自己對自己的支配權，接受了成為男人附庸的現實。
近年來，各類“女德班”在頻繁出現，他們宣揚的“男是天女是地，地永遠翻不了天”之類的思想徹底將一些女性洗了腦，甘願做丈夫的“洗腳婢”。
正是這種思想，助長了一些男性的氣焰，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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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的性騷擾
每當出現類似事件，看客們總是會要求女性學著強悍一些，學會保護自己，網絡平臺上也湧現大量“防狼術”、“防狼神器”，以為這樣就能讓女性遠離魔爪。
實際上，性騷擾無處不在。
在公交、地鐵、商場等一些擁擠的公共場所，有大批故意觸碰甚至用性器官摩擦女性身體，並以此為樂的“頂族”，他們有不少隱蔽群組用來交流經驗。
公共交通不清淨，打車也不能安生。
行車途中，司機也一路說出許多騷擾言辭，甚至用手機拍她的大腿。
一個男生突然找她搭訕，對她說“你好漂亮，尤其是腿很美”，然後男生的手就開始往她的腿上摸，她嚇得趕緊跑掉，男生竟然還繼續追了過來。
職場更是性騷擾的重災區。
今年年初，一位網友就在網絡上發表長文要求建立反性騷擾制度，她在文中提到：“上司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
聯合國婦女署的一份權威統計表示，全球35%的女性都曾經歷過身體或性暴力。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53.4%的受訪者曾在公交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
3
沉默的受害者
可是，儘管有如此龐大的受害者群體，我們所能聽到的反抗、斥責也只是少數。
某雜誌一份基於62642名女性的調查中顯示，有82.93%的女性遭遇過性騷擾，這其中，有超過七成的女性都選擇不聲張，尋求大事化小。
根據人民網的一項報告，面對公交鹹豬手，只有20%的女性採取主動報警，絕大多數女性都選擇忍氣吞聲。
以上的數據可看出，只有極少數女性站出來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力。
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借施暴者李國華的嘴講出了一個真相：思琪不會舉報老師性侵的事實，因為“思琪的自尊心會縫住她的嘴。”
舉報侵害者、說出自己被強姦的事實，即意味著更大的災難來臨，對於被侵害者的蕩婦羞辱從來沒有停止過。
有時候，社會輿論對她們的二度傷害甚至會大於遭遇性騷擾的傷害。
在大多數人都選擇沉默時，艾莎·阿基多在戛納電影節上的指責顯得異常可貴。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受害者都有機會站上這麼大的舞臺來向世界訴說自己的遭遇。更別提，一個缺少話語權的普通人。
4
何時才能給女性應有的尊重
“被侵害”的事實在口口相傳中被演繹成“欲拒還迎”和“肉體交易”，社會對作為受害者的女性的偏見無處不在。
不僅僅是這樣，在許多人的思維裡，被性侵過就是“髒了”。
她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反而還要承擔更多的質問、懷疑。
在杭州一房東樓某強姦女孩未遂的案件中，樓某母親和受害人見面時開口便是羞辱：“你故意讓他強姦你吧？”“你也不是什麼規規矩矩的人！”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思琪在被李國華侵犯之後想要試探著媽媽的態度，媽媽的回答是“這麼小年紀就這麼騷。”
這些，無疑都是給受害者傷口上撒鹽。
最終，《樂園》裡，思琪放棄了求救；現實中，林奕含選擇了自殺。
試想，一個女孩在被施暴之後選擇的不是訴諸公堂，而是在巨大的精神創傷下絕望、抑鬱最終自我了斷？
用作家蔡宜文在《樂園》序中的話說，“這些關於性的暴力都是‘社會性’的，不是由施暴者獨立完成的，而是由整個社會完成的。”
普遍的觀念教導著人們，好女孩深夜不出門，好女孩穿保守的衣物，好女孩誓死捍衛自己的貞潔。
可是，女孩們的穿著從來不應當被男性來定奪，出行的權利不應當被暴行所限制。
在面對臺北街頭的標語“穿著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時，龍應臺做出這樣的回應：“愛美是自己的事，而心地齷齪的男人若侵犯了我，那麼他就是可恥可棄的罪犯、兇手，和我暴露不暴露沒有絲毫的關係。
你若還認為我‘自取其辱’，你就該讓天下所有的女人來打你一記耳光，讓你醒醒。園裡的蘋果長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採擷。”
受害者的性別弱勢、隱瞞、疏忽、反抗，統統不應當是她們受到侵害的理由。
暴行本身，才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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